作者：姚遥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上一篇关于“中国80一代人”的文章出炉，该刊驻上海记者细腻地描绘了80一代人的政治冷漠、及时行乐和物质主义。半年后，当我在美国纽约和一些多年未回国的华人学者探讨中国问题时，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他们非常关切，“这就是80一代人吗”？
很巧的是，一位来自台湾民进党的朋友，刚好就他的体验作了一个分享，话题围绕台湾地区政治正确风向的“二二八”事件。如果从主流话语入手，“二二八”事件应该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事情。可是，这位台湾乡下的孩子，知道的却一直是种田放牛和读书，他坦承，直到进入大学后他才听说当年在城市里曾经发生过这般事情。即便知道以后，他至今仍将其当作台湾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的一次游戏。
人虽然是政治的动物，但是一切政治都是当地的。所以，什么样的政治，也永远只是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的政治。一个“二二八”，可以让台湾的城里人慷慨激昂，也可以让台湾的乡下人莫名其妙；而布达佩斯街头1956年匈牙利事变的纪念碑，是老年人凭吊往事的宝地，也同样是年轻一代人练习滑板的场所。
整齐划一的教育或许能为一代人的集体认知提供一个标杆，但是，这一代人身边的生活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一个时代里产生了某种政治正确，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中国有很多种80一代，而《时代》周刊上的80一代，完全找不到来自中小城镇和乡村的80一代挣扎的身影。在中国大陆，80一代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划入了许多个不同的世界。而在某个中小城镇和乡村里的政治，从来只属于那个城镇和乡村，而不属于主流。
1980年代，中小城镇城区的范围远远没有达到步行的体力极限，所谓的城市，往往不过就是几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拼凑几个工厂、企业、居民区。但是，无论总体上物产多么丰富，在整个1980年代的中小城镇，稀缺还是一种常态，中小城镇的发展大致落后于大城市10年，无论是电子游戏，还是肥胖儿童比率。
这种平凡生活是平庸且苦闷的，再激情澎湃的时代，惊涛骇浪也都止步于大城市的边界，中小城镇只留有丝丝的涟漪。很少有人能够从涟漪中看到这个时代格局的飞速变化，一切还是按部就班，农村小孩要跳农门，小城镇的小孩要当工人，一小撮小孩受着家里的无限期望，为未来博个功名利禄，或者进入大城市，或者去“外国”。
在中小城镇的空间里，异类是一种很可怕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无论好坏，都尽量不太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力，也尽量避免太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力。每个人，都因为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而被局限在一个划定好的方框里，不可造次。
幸运的是，80一代从出生起，就是这个动荡时代的记录者。他们的出生，记录着一胎制的开始。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时，“新概念作文”横空出世，率先解放了80年代的第一批自由灵魂。然而，这一轮的解放依然止步于城市的边缘。不要提创作新概念作文，仅仅是去理解作文中的那些故事，就足够中小城镇的同龄人费解了。因为，他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一位小城镇里普通高中的普通教师对着学子们说过一句普通的话，“你们是没有青春期的。”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网络写手麦子的一篇文章让多少中小城镇和跳出农门的人们泪流满面——《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80一代人，还需要更多年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地域和身份带来的不平等。1990年代，没有留下太多的时间让他们去考虑平等这个宏大的话题。虽然，一群成人鼓吹着素质教育，但生育的高峰将应试教育的高峰推上了历史的高峰。知识已经重新开始值钱了，能否在应试教育的囚笼中取胜，决定着未来的起点。这时，我们身边一些小学和初中时代的同窗，已经陆续远离了和命运抗争的道路，走入平常生活中，男的开始打工，女的开始结婚生子。准备冲刺大学的80一代身边，有数着钞票嘲笑知识的同龄民工，也有漠然喂奶的同龄女子。
周围的世界悄然变化，“四个现代化”的标志已经被“三步走”的理论悄然替代，课间嬉戏打闹的学生也是平等的，虽然骨子里流淌着权力基因的学生更加平等一些。
这种压力下的生活是痛苦扭曲的，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躁动的年轻人，渴望与这个世界最真实地接触，并走出束缚自己精神的社会枷锁。他们虽然只接触到很有限的信息，但是不妨碍每个人都成为爱国愤青。有限的信息就塑造有限的政治动物，《青年参考》《环球时报》与《南风窗》《南方周末》，一样构成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印尼排华大屠杀、科索沃战争、投向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导弹，都是遥远的话题。1990年代的中国，大规模的集体抗议已经开始升温，书堆题海后面的80一代，用近视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公正导火索，一是腐败贪污的抬头，二是农村的过重税赋。[NextPage]
然而，真正的成人洗礼，来自于选举。1998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而80一代，第一次走入了选民的行列，开始正式行使政治权利。80一代人，没有喊过什么口号，也没有反思过什么口号，第一次的政治活动，就是用脚来进行。
1998年的那场选举，脚战胜了口号。在湖北省的潜江市，一个县级市，当地一位独立的人大代表那年高票当选了，最大的票源，就是高中和师范的那些青年选民。选举日那天，高中校园里贴满了各种支持他和赞扬他的小纸条，有原创的诗歌，有短文。纸条的密度，超过了同年大使馆被轰炸的那天。
5年以后，当我在大学里再遇人大换届选举时，我再次感到自己低估了同时代人的政治热情，这次已经不限于投票，而是开始追求代表的席位。2003年，北京的许多大学里呼啦啦地冒出了热情参选的人。在普遍的政治冷漠中，一小撮80一代人的集体亮相，震惊了媒体。
这种激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热情——入党热。1999年前后，中共党员开始严重老龄化，按当时的说法，7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的。多年的苛刻程序与共产主义梦想的褪色，使得新鲜血液成为一种稀缺。因此，高中生们在热情高涨的选举中建立认识时，也被卷入了同样热火朝天的突击入党。
在大学校园中，更是迅速感受到了这场入党运动的热潮。初入校门，近乎半数的天之骄子都已经是党员或预备党员，他们偶尔也会勉为其难地辩解几句，“都是学校要求的”。的确，入党早已不是理想主义的感召，只是善于计算的人心里迅速悄然拨动的算盘珠子，成为高中时代优秀学生的额外奖励、大学毕业时可以兑换城市户口、留京指标一类东西的等价物。
这种计算，突然间显得那么地真切。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经济突然开始快速增长，突然增加的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高增长与社会分化带来的急剧增加的社会矛盾，焦灼的社会下焦灼的80一代。
对于从中小城镇来的80一代而言，这种焦灼尤甚。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要积极地立足于大都市的青年们，要全面地学习和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参与体制内的政治就完全被排斥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之外。而长期生活在资源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小城镇的经验，和对于底层社会的那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感情，挑战着80一代感性的体验。一群人投入了权力和商业的怀抱，另一群人怀着热诚加入了社会变革的潮流。
80一代人，从小就听说“这个世界终究是你们的”，这一天也终于开始了。时代转型加速，长期以来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困惑，引爆80一代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
面对这个时代的困惑，一部分80年代人继续坚持着体制内的实践，为这个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做着准备，也为这个时代体制的每一次进步背书；另一部分80年代人思索着另一种可能性，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思考一个现代公民在转型社会中的责任。
命运很巧，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同一年份中创造出了两个不同的姚遥，一个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姚遥，他在体制内寻找和探索中国的强大之路；另一个姚遥，是我自己，一直行走在体制外，做民间组织，做自由撰稿，做一些“扒粪”的事。
2008年末，两个同岁的姚遥相遇，并且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正如曹景行所点评的：两个姚遥的分歧，不在于目前社会是否遇到问题与危机，而在于解决的途径和依靠。究竟哪一条路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哪条路更现实？我想，这才是两个姚遥，或者说，两种思路根本对立之所在。那就等10年、20年之后，看哪一个姚遥的说法更经受得住实践和事实的考验，而不在于今天谁更有市场、更加风光。
开始奔三的80一代，既然来自于一个撕裂的世界，那么，他们要创造的也将是一个撕裂的世界。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