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轻易那么漫不经心地就能把一些东西当成“代价”，然后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往往摇头一叹“没办法”呢？

　　肺尘病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病。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早在古埃及兴建大金字塔的年代，就有记录显示当时的工人大批地患上了肺尘病。五千多年之后，我们不盖金字塔了，但是我们在地面上筑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楼，在地面下挖出一条又一条的地铁隧道；然后，我们的工人依然得了肺尘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今天的中国竟然没有办法预防这么古老的疾病？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病患该怎么办，古埃及尚且留有碑文记述肺尘病人之苦，我们该不会令这些有名有姓的人淹没在历史之中吧？

　　肺尘病会让你原本柔软的肺部组织坚硬如石（且想象胸口怀有一块大石的感觉），于是你呼吸渐感困难，不断咳嗽吐痰，每吸一口气都沉重得要费尽全身力气，所以你总是弯着腰喘气，消瘦的身子再也直不起来。而且它没有根治的方法，只能以医药延缓死期，最后你还是难逃窒息而亡的结局。这么痛苦的过程如果用财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欠债”二字。得了肺尘病的工人最担心的通常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而是死后家人的负担有多重。有些人考虑过自我了结，可是一想到已经累下的欠债，念及寡女自此之后工作只为还债，幼儿交不出学费上学，他就不能安心寻死了。怎么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上访，希望政府出面协助。假如政府爱莫能助，他们就只好回到那个死不成但也活不了的困境了。

　　这正是一群湖南爆破工人的命运。他们从1990年代初便到南方某地工作，在这个城市地下坚硬的花岗岩上从事风钻爆破。不管你是要建地铁，还是要盖大楼，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基础工作。整个城市之所以有今天这等繁华面貌，这批工人实在是功不可没。中国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把肺尘病列为必须通报的职业病，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也不可能是陌生的先进技术；但不知道为什么，劳动部门当年从未到过工地检查，而雇主也乐得省下那一丁点的成本，让这些刚从乡下出来，法律和健保意识都不强的工人每天满鼻满嘴一层灰地劳动。
　
　　今年10月开始，陆续有媒体跟进这批工人的维权之路，看他们的报道，真是叫人惊心动魄。那些病患的凄绝命运，我已不忍复述；那些老板不承认他们和工人之间有过“劳动关系”，这也是我们料想得到的。最令人吃惊的是部分政府人员的态度，他们竟然把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全推到工人身上。当那些只凭简单的口头承诺便远来打工的湖南病患好不容易找出一些文件之后，他们却又讲起法律了，说这些文件在法律上还不够充分，无法证明他们果然做过工人。于是一群为这个城市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工人就成了一群不曾存在的人了，除了他们自己，政府和老板都不记得他们的身份。理论上，政府应该站在工人阶级那边；然而当张家界来的工人知道耒阳的工友曾经去过指定职业病检查医院证明自己患上肺尘病，于是也结伙去相关医院要求验胸时，院方却对他们说：“我们接到上头通知，不能替你们检验。”

　　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着聚集上访的工人说：“这是历史的欠账，是发展的必然代价。”这是所有报道里头最刺痛我的一句话，虽然我对这种说法十分熟悉。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污染了的土地，乃至于贫富差距的恶化形容为“发展的代价”；但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官员将一群待死之人也说成是“发展的代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还是现在不必偿付的？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轻易那么漫不经心地就能把一些东西当成“代价”，然后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往往摇头一叹“没办法”呢？谁有权力界定什么东西什么人要当那个玄而又玄的“代价”？

　　仔细想想，便能发现这套流行的顺口溜的逻辑是何其地冷血，它等于要我们所有享受到发展好处的人，要所有搭地铁上班上学的人，要所有乘电梯在高楼中升降的人，一起去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价。我不相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能用这种看起来很无奈的态度去把他人的处境当成代价。我不相信所有尝到好处的人都能自觉地安心牺牲他人。那些湖南工人的疾病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欠账”与“发展的代价”，它根本没有那么玄，它是雇主和政府的实在责任，所谓的“代价”只不过是种便利的说词。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