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蓉霞

　　150年前的昨天，一本绿色封面的新书出现在伦敦的书店里，它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首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同样就在这一年，英国还有一本著作问世，那就是密尔的《论自由》，涉及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话题。这两部著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它们都围绕一个重要的主题——彰显个体价值。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讨论的主题是“物种的起源”，但切入点恰恰是组成物种的“个体”。概括地说，自然选择理论从两大基本事实出发：首先，个体普遍存在着可遗传的差异现象；其次，生物体的繁殖能力远远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此可以推论，个体之间必定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个体只要出现略具优势的变异性状，其存活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反之，只要出现略具劣势的变异性状，被淘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这就是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犹如一把筛子，在它的筛选之下，“优胜劣汰”是其必然结局。因此，只要是生存下来的个体，必然具有各种适应性状。大致说来，物种就是由具有相同适应性状的个体所组成。比如，人类都具有一个共同的适应性状，就是高度发达的智力。因此，自然选择原理在解释适应性状由来的同时，也解释了物种的起源问题。

　　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个体的重要性体现在：首先，正是同一物种内的个体差异现象为自然选择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其次，生存竞争发生于个体之间，换言之，选择的作用对象也正是个体。比如，鱼儿常有成群游动现象。这是因为，孤零零的一条鱼容易成为猎食者的目标，当它尽力钻到伙伴们当中时，这就等于把危险留给了外围个体，当每条鱼都采取这一策略，即尽量往中间靠拢时，鱼群就形成了。殊不知，当它们这样做时，有时反而成为大型捕猎者的现成“美餐”，后者一口就可以吞下整个鱼群。这一例子生动地表明，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恰恰是个体而非群体。如果从群体利益出发，鱼儿似乎应该具有更多的互助行为，而不能为了个体利益而牺牲整个群体。但自然选择的逻辑却在于，以个体利益为重，哪怕它具有局限性。

　　现在来看密尔的《论自由》。密尔强调的自由是指“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换言之，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拥有的权利。可见，自由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落在个人身上。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自由或权利，“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但如今却时不时听到这样的误解甚至曲解——只要说到自由，似乎就是为所欲为。殊不知，自由与责任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

　　密尔认定的自由包括，思想及良心的自由、情趣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密尔充分地看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希望借助舆论、法律乃至公然的权力，把自己的好恶标准强加于别人，从而令所有的个体趋同化。

　　这种趋同化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密尔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国度，但他们却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地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深印于群体中的每一个心灵，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结果就是，他们几千年来原封不动。因此密尔警告，“除非个性能够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否则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读到密尔在150年前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的中国人不知作何感想。

　　密尔是个功利主义者，在他看来，自由有其珍贵的价值，那就是促成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进步。“少数人好比是地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天才永远是少数，但是为了造就天才，要紧的是得让他们有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天才带来首创。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现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的果实。因此在所有的价值中，自由位居首位。

　　密尔的自由观要保障的恰恰是个体利益或权利的不可剥夺，因为个体的多样性也正是社会进步的可靠源泉。达尔文的理论同样强调，个体的差异性正是自然选择的素材；同时自然选择所要保障的，也恰恰是个体的生存或利益。正因为同一物种内的个体之间总是存在差异，物种与变种、甚至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那么严格。个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物种却或多或少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说到物种或群体利益，那更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自然选择理论从不承认基于群体利益的选择。生物界是如此，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此而言，人类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与其说是因为高度发达的智力，还不如说是因为高度发达的个体差异现象。从外表的容貌到内在的灵魂，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自然史与文明史在此意义上相交。（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