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翻译：陈云飞
下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距各路代表预定抵达哥本哈根的日期还有好几周，先发制人的反责便已展开。华盛顿俨然成了众矢之的。似乎不值得耗费这么多碳，专程飞来这么多官员、环保主义者、科学家和说客，更不用提政府首脑了。
有必要进行一下简短的解释。联合国谈判代表2007年12月在巴厘岛会面时，为大成取代《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协议设定了两年的期限，呼吁制定一项较前身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新协议，立即削减全球碳排放。
这样一项协议必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大幅削减富裕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抑制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碳密度；达成资金转移安排，以减轻穷国转变为低碳经济的负担；承诺将国家目标纳入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
照此看来，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确实是注定的。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会遭到指责。尽管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口头承诺要抵制全球变暖，但美国政府尚未准备好签约承担上述三个必要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项义务。
在一些有关哥本哈根会议的悲观先期评论中，我嗅到了一丝“我早就说过了”的自命不凡感。美国秉承了自己“让地球见鬼去吧”的老一套做法，似乎令那些气候变化活动家们如释重负。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一位发言人日前表示，事情发展已经脱离了轨道，因为果然不出所料，华盛顿已经屈从于“高碳排放”。
实际上，我对这种不耐烦情绪颇有同感。要让政府和企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亟需确定一个碳价格。减排的政治及经济动力有赖于建立一个多方一致认同的全球框架。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长期推诿责任的可能性就越大。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命运就是一个使人清醒的警示。
然而，对待哥本哈根会议持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本身也有风险。气候变化行动的两大敌人向来是否认和绝望。无论科学证据多么有说服力，否认者永远都不会消失。毕竟，到现在还有人坚称，吸烟与癌症有关的证据并不充分。而当下，经济衰退让全球变暖的怀疑者为不作为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施压点。
不过，第二种威胁来自一种会助长绝望情绪的做法：过分吓唬别人，最终说服人们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总结道，全球变暖问题可能切实存在，但实在难以解决；即使他们做出牺牲，其他人仍会逃避承诺。
气候变化活动家“要么立即行动，要么等死”的夸张论调——我们必须立即丢掉汽车，关闭机场，摸黑刷牙，关掉空调——只会助长这种回应。洪水、饥荒、干旱和物种灭绝等征候，渐渐化作无法抑制的徒劳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那还费那个麻烦劲儿干嘛呢？
当然，还有一种切实的风险：如果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实现巴厘岛会议设定的目标，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甚至会逐渐放弃减缓地球变暖的更温和措施。考虑到本国的经济条件，许多领导人只需要最苍白的借口，就能避免因能源价格上涨而遭到选民诘难。
不过，在与正为下个月的峰会做准备的官员交谈过后，我感觉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糕。尽管对美国的立场感到极为恼火，但欧洲官员们表示，他们更在意的是时机而非内容。
要在国际协议上签字，奥巴马必须首先确保碳“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体制在本国立法。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把所有的政治资本都投入医改当中了。“限量及交易”法案必须等到明年初。即使到那时，要想通过法案，奥巴马必然还要做出一些艰苦的妥协。但目前奥巴马正处于争论的上风。
新兴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妥协迹象。新兴国家仍坚称（也理应如此），别指望它们会为过去200年西方世界倾入大气中的碳埋单。但中国和巴西已表现出愿意考虑大力限制本国未来发展的碳排放密度。就连顽固的印度也开始表现得不那么像一个局外人。
这些转变的背后，是正确评价气候变化中一个核心不公平问题所带来的切身利益。如果西方担负起全球变暖的大部分责任，新兴世界会更快更强烈地感受到其效果。中国和印度只需想一想喜玛拉雅冰盖融化对本国水供应的影响，就能明白将责任简单地推给美国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这并不是说，政府一定能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方案，阻止地球变得过热。除了政治意愿，技术方面也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似乎人人都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低成本的煤炭清洁技术。但如果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结果不是像现在想象的那样能包治百病，又该怎么办？
要想达成协议，共同承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顺带共享转为低碳增长可能带来的机遇），就必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协调国家与共同利益。联合国协商的最终结果，将决定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的成败。
这更是哥本哈根会议代表们应尽其所能达成一项协议的原因所在。其目标应该是在富国与新兴国家之间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尤其是美中之间），该协议要足够有力，足以推动在2010年内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定。让我们称之为成功的失败吧。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