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勋

    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一直传闻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两个月前她访问北京时，我还问过她这个问题，当时她哈哈大笑，把这种传言当作一个笑话。原因之一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未给过一个政治学家，更别说还是一位女性了（此前从未有过女性获得经济学奖）。当然，奥斯特罗姆研究经济问题，可以说，她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她不是一个狭义的“经济学教授”。毋庸置疑，诺奖评审委员会这次将经济学奖不仅给了一个政治学家，而且给了一位女性，在诺奖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她来到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并在政治学系任教，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荣升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并曾于1980年代担任政治学系主任，还是该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1974年，奥斯特罗姆与丈夫一起在印第安纳大学组建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效仿作坊里手把手传授的师徒关系和技艺培养模式，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

    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致力于研究自治问题，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夫妇将公共选择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并使布鲁明顿成为公共选择研究的三大基地之一（另两个基地是弗吉尼亚和罗彻斯特）。后来，他们更是将“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国际研究中心，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数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各国学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对警察、灌溉、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致力于分析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其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这大大推进了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显然，与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相比，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人们的自治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单独或与同事一起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公共事物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1990）、《设计自治灌溉的制度》（1992）、《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研究》（1993）、《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994）、《人与森林：社区、制度与治理》（2000）、《理解制度多样性》（2005）等。这些著作对于制度分析和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学领域，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被翻译成德、韩、汉等多种文字。这些著作给奥斯特罗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荣誉，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1）、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96-7）、公共选择学会会长（1982-4）、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1997）和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1999）、詹姆斯·麦迪逊政治学奖（2005）、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2006）、洪堡大学荣誉博士（2007）等。她曾经或正在担任众多顶级学术刊物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笔者有幸在2000-2006年跟随奥斯特罗姆夫妇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的治学和为人十分敬仰。他们在印第安纳大学出了名地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哪怕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依然每天努力工作，到办公室与同事和学生交流，从来不打算退休。尽管他们对学术研究要求极为严格，但他们对待同事和学生的那种平等精神曾给我强烈的震撼，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工作坊”里，在知识和学术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成立三十五年的“工作坊”就象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同人们在那里践行自治，愉快地生活和工作。

    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意味着其关于制度和集体行动的杰出研究得到了嘉许，而且意味着通过自治实现人类合作与繁荣的新道路获得了认可。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