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三年前，因为覃里雯的介绍，作了一个最没头没脑的采访，后来发表在上一次改版《东方企业家》上，当时很少有知道这个老人是谁？昨天，他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人生还真奇妙。

    在采访的前20分钟，我一直试图在弄明白的这个采访机为什么不工作，它里面储存满的文件怎么删不掉。

    眼前的老人家耐心的看着，问我这本厚厚的《生活》杂志的哲学是什么，他能帮上什么忙？

    他瘦瘦小小的，白色里有一点淡黄色那种衬衫，头发的样子与他27岁式仍然一个样，只不过变白了，稀疏了，脸上的表情仍是个少年式的欢乐。

    “我的年岁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我要让自己的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普通话水平和我的英文水平差不多，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交流方式，五年的大学物理教育在此刻有了一点作用，我记得频率的英文是frequency。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科学家，大型公司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大学的副校长，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的自传写得精彩，在我提问之前，他给了两分钟翻阅他的自传，我发现我所有的问题都已被他回答了。他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启发了他最初的科学兴趣，他也会来一段莎士比亚“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来形容1960年代他的科学生涯。

    1966年，33岁高锟是和他同事George Hockha在发表了论文《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在5分钟内，他给我介绍了这篇论文的大致内容，并在一张黄色即时贴上给我画了一张光波如何在一个被扭曲的平面上运行的路线图，我一直在点头，依稀记得似乎在大三课堂上听过这理论，真幸福，这次不用考试。

    我的头脑中一直是那个年轻的、在实验室里游荡的年轻人的形象。他喜欢自己所得到的承认，因为这篇论文，他被称作“光纤之父”，现代世界的通讯、网络革命全部建立于此。2000年时，《Asiaweek》回顾影响20世纪的5位亚洲人时，他和邓小平、黑泽明、甘地、盛天昭夫并列，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塑造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我真高兴他们还记得”，今年是那篇划时代的论文发表40年，他说《卫报》与BBC来做了采访，这个劲头真像是那个在阳台上做化学实验的上海少年，他说自己在阳台上实验室所储存的氯 化物曾经足以毒死1945年的全城上海人，幸好被父亲及时发现。

　　1970年，高锟回到香港短期工作。圣诞节那天，他想和身在伦敦的父母通电话。打国际长途电话并不容易，他要先打电话到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在指定的时间快到来时，高锟和他的孩子们要守在电话旁，电话铃响了，“这是你打到伦敦的电话，你有三分钟时间”

    “孩子们快来，准备跟外婆说几句祝贺的话。”电话那边是外婆的声音：“圣诞快乐，你们打开了礼物没有，火鸡烤了没有／三分钟到了。”

    当他的成就被广泛报道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封来信来自于一名中国农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不是除草就是犁田。我的家在田的远远的另一边，肚子饿的时要让老婆把饭送过来，大叫她也听不见，路太长了我又累得跑不动，你发明的那些新玩意儿到底哪儿可以买得到？

    是的，二十年后，很多农民上在田里大声地用手机讯问市场里的土豆的价格，这一切都是从高锟的那篇论文开始的，他站在会议中心写字楼里的办公室的玻璃窗前让廖伟堂给他拍照片时，距离那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正好40年。他对于3G与4G技术的不信任，那么多信息，我们怎样才能使这种选择变得有意义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伟大的thinker来想清楚这些问题。他的一篇演讲关于知识丰沛年代的科学发现的问题，说得极好，下次再讲吧。要是该死的录音机管用就好了，我一直在拼命的记，却发现自己的速写能力真差，真不知James Reston， walter lippmann他们是靠什么记的，就一个小本本，一支铅笔吗，truman capote说他可以记住94％（什么工具也不用），真是个天才。《冷血》比这篇论文早发表一年，当然，它们好象没什么关系，capote死于1984年，没来得及用上手机，当然他也没有那个可爱的农民的感慨。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