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
某一天在电影频道看到香港的梁文道为“佳片有约”作播映前鉴赏，那一次轮到放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理发师》，梁在介绍米哈尔科夫的家世时披露了一条让我吃惊的“新闻”：米哈尔科夫有个同样做名导演的哥哥——塔尔科夫斯基！我通常对影人家世的记忆比不上对文学家的，但模糊中也还是记得米哈尔科夫确有一个做导演的哥哥的，可对米作为“塔尔科夫斯基弟弟”的这一层关系全无印象。赶忙去查，结果发现是主持人出了错：梁文道把米哈尔科夫的哥哥大导演冈察洛夫斯基，错记成冈氏的同学大导演塔尔科夫斯基了。
梁文道的错记也许事出有因：冈察洛夫斯基跟塔尔科夫斯基都叫安德烈，这两个人是同学，还是拍片伙伴。塔氏最早的两部名片《伊万的童年》和《安德烈·鲁布廖夫》，里面就都有冈氏作为“合作编剧”的一份功劳（其实类似错记我也有过，有一段冈察洛夫斯基的名片《西伯利亚叙事曲》和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理发师》总在我这里被混当作是同一导演的作品）。再结合梁文道身兼多个主持人和社会职务的忙碌，忙中出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要是究到“闻道”、“授业”这些自古即有的知识分子本分，类似过失还是不容原谅的——至少表明，在演播厅的大灯打亮前的那几分钟，你这个主持人没有认真温习演讲内容的底稿。当然更可怜的是无意中陷入资讯轻信的观众，在欣赏到一部好片子的同时，又多了一次记忆错误信息的可能。
资讯业高度发达的时代，谬误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增加。这似乎是一个大家日渐接受的无奈现实。主持人说错话，电脑敲错字，人们过于轻信“百度”“谷歌”而再懒于去书海里大海捞针，钱钟书式的过目不忘、中西典籍通吃，到了拥有互联网的今天，恐怕任何一个会儿点汉语拼音的准文盲都敢大言不惭地表示轻视，真不知道这是人类攫取智识手段的进步，还是徒有其表的繁荣。信息越繁复，人们越简单得只乐于记住在眼前瞎晃的那几张脸，这就是文艺、学术乃至跟人文稍微挨点边儿的、暂无商业利润创造功能的学科人士，整天哀叹“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会有一小部分反方向烦恼的人，比如偶尔出错的梁文道们，争议漩涡中的于丹、易中天们，钱文忠、陈丹青们……所有借助于电视让大家记住脸的知识分子。
信息和欲望都在暴涨，人文的普遍关注度在与时俱退。这种时刻，在电视上进行普及性知识传递的人文工作者个人的声音，有些却得以被无限放大，这是媒介时代的特有现象。同样，诸如“百家讲坛”等普及性文教电视节目的风行，也开始给内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增加了一个新的时尚分类——“电视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世界性的，美国也好，法国、德国也好，都有一些（只是比我们这里要早上四五十年）。他们诞生的平台同样是电视工业。不过彼岸的“电视知识分子”的“电视属性”不太像华语圈这样明显。因为上电视与过去的上广播一样，不过是许多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发布言论、观点的惯常方式，没有我们这里那么强烈的个人“脱贫”诱惑。
国内这几年有人把频频在电视或其它媒介上发言的那些文化人，称为内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感觉有点生搬硬套了。知识分子是否“公共”，其根本并不在登上了电视或其它什么媒体，而在于其对社会公众福祉的关切。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以来就极其少见，这类人不止要大众觉得脸熟，还应该感受到他们的学说、观点与国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帮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当年的鲁迅和晚年的闻一多才够格，近二十年里的何祚庥和茅于轼，多少挨了一点边儿。至于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头，不要说这些人并无多少将观点造福于民生与民智的能量，就是他们所发言的内容和他们真正所从事的专业，严格推敲起来，往往都还对不上口，野狐禅式的居多，充其量也就是客座帮忙做做某一课题入门知识的普及工作，捎带个人卖卖书、收收出场费。这些人一旦面对社会性问题发话，倒都像大师发功，中看不中用。很有点接近于梁文道前段评点成龙博鳌论坛发言时提到的“名流话语权过剩”现象（这个提法是我总结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或“新兴行业从业者”，“电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价值有两块：一是普及知识和常识；二是对娱乐公众和媒体炒作素材的提供。至于有无更高级、更深层的文化贡献，是颇需要存疑一下的。一来媒体信息发布的掌控权，一直都在拥有编辑权的编导和电视台首脑手里。在屏幕上侃侃而谈，比单纯的授课和著书立说，在自由发挥度上更受限制；其次，发言者面对收视率的诱惑，能否在亦庄亦谐的同时，保持住起码的严谨与风骨，这也是很值得观察，并进行言行细读的。我不怀疑绝大多数电视知识分子面对摄像机发言时的真诚度与热忱，可当他们就一些过去没有深思过的当下话题发话时，是否对自己言论的使命高度（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所涉及的某个领域）做好了精神准备？这就不是一两句简单的表态所能回答的了。
再回来谈每周电视台播放的人文或文教栏目。有太多的内容，你会发现，它们跟一个心智健康的成人必然要关心的 “文化”和“文明”本身，关连实在有限。心灵抚摸在国外本是社区义工和心理医生该做的事；特殊学科或课题的知识普及，则完全可以放到中学选修课去消化和解决。我们本土那些著名的电视知识分子脸们整天在忙的，也无非就是这些。这很像一个教授出来教中学——还不是出于教学实验目的，仅仅是为了致富！从个人选择上，任何人都无法谴责他，可从社会智力资源的使用上讲，实在是一种浪费，而且特长与应用之间往往还文不对题。万一哪位一不留神再出点儿错，说不定还会引起一部分头脑简单的观众，对高级人才的误解与轻视。健全的社会里，人不应该跨越自己的能力等级去做事——无论是向上的跨越，还是向下的跨越。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些电视知识分子身上，偏偏就存在这个问题。
“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一个情形？不好妄加断言。这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媒体遴选发言者的标准，以及提供给他们怎样的演说空间；二是“电视知识分子”在屏幕前后，如何抵御来自知名度和商业收益的诱惑、压榨。毫无疑问，只要电视工业存在一天，这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中的“新兴群体”，就将陪伴在我们生活左右，干扰且无需顾及人们灵魂的哀、乐。他们将构成我们时代人文风俗中的一处景观，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却注定无力对时代人文的演进，奉献根源性的丰富与助力。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