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研究和收藏的一个突出倾向，是重视大名家而轻视小名家。重视大名家是应该的，忽视小名家则是一个问题。20世纪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时期，中国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反思和发展了传统，创造了新传统。可以说，20世纪中国画的丰富性与创造性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由于激进思潮的原因，学界对20世纪中国画的评估总体上是过低了。只看见少数大名家而看不见占多数的小名家，就不能恰当认知百年中国画。

　　画家的“大”与“小”，一般是根据知名度来区分的，但知名度未必可靠——它是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市场、收藏、媒体、评论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变了，知名度也会变。而在当下，谁有本事包装、炒作，谁的知名度就高，画价就高，也就是说，知名度和画价不一定反映艺术水准。由于政治的原因，很多在三四十年代就有成就、有影响的艺术家曾长期被忽视和遗忘，尤其是上海、北京、广州地区的传统派画家，除了少数大名家，大多数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那么多画家，画得都不好吗？不是的。譬如，在20世纪50-80年代，没有几个人知道金城、陈少梅，但他们在20世纪前期是很有名的。思想的解放，市场的开放，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名声，也使研究界、收藏界得以重新认识他们的价值。但这样的画家，绝不只是金城、陈少梅两人而已。许多曾经被忽视遗忘的画家，至今还没有被我们完全认识，他们的价值还被埋藏着，有待我们去开采。

　　艺术史是艺术家和作品不断被记载、流传和塑造的历史，也是不断被遮蔽、被重新发现与重新塑造的历史。董其昌显赫了几百年，到20世纪成了“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代表，被遮蔽起来。新时期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清代不是“正统派”，是“野路子”，没有很高的地位，20世纪初，有一批艺术家如曾熙、李瑞清、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等，重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黄宾虹的山水画，在生前和死后多年中，也没有被充分认识，对黄宾虹的再认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黄宾虹热”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在西方艺术史上也有过。17世纪荷兰画派的维美尔，直到19世纪才被发现;凡高也是如此。当代由媒体、市场打造出来、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大名家”，也许只是个涂上了明亮油彩的纸老虎。

　　对研究者和收藏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作品。作品比名头更重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常常被忽视的道理。真的大名家也有不好或者不够好的作品，比如说应酬之作、早年之作、迎合之作、衰退期之作，往往不成熟或不够好。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这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在当代被视为“小名家”的画家，比如萧俊贤、贺天健、张其翼等，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很高的格调，只是我们还缺少研究、发掘和宣传，收藏家还不熟悉他们。要发现他们的价值，需要鉴赏力。即能够从题材、笔墨形式、境界创造和精神内涵各方面辨别作品价值的能力。由于20世纪反传统思潮的流行，美术鉴赏教育的薄弱，当代艺术家、艺术史论家都缺少甚至丧失了中国画的鉴赏力，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除了改善美术教育，我们寄希望于收藏的发达。因为当画家、理论家、美术史家和一般文化人都有条件收藏中国画，鉴赏力缺失的状态就会改变。好的藏家多是一个好的鉴赏家，高水平的收藏，一定会促进中国画的创造、研究与鉴赏。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