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举槌的“朵云轩2016艺术品春拍”上，一批承载着丰厚文化价值的拍品备受关注：具有收藏文化史上样本意义的千年雷峰塔藏经、以实物见证古代造纸术的晋唐以来20余种古纸样本、留有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方面诸多印迹的阿英友朋书信……人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价值”渐成艺术品拍卖的风向标。
拍卖场上，比落槌的数字更重要的，当是文脉的传承。对文化艺术恒久价值的认知、发现与欣赏，当是收藏的最高情怀。
———编者的话
雷峰塔藏经：有缘人成就收藏文化史上的佳话
古代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的实物
此次亮相春拍的吴越刻雷峰塔藏经距今已有千年。经卷卷首刻有佛像一方，像前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纪”等文字。这“乙亥”年为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西关砖塔”则即雷峰塔，又名皇妃塔（黄妃塔）。
经卷刻印的是佛教重要经典《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宝箧印经》），书写诵读此经，或纳入塔中礼拜，被认为能够消除罪障，长寿延年，功德无量。这是一部刻经完整的初印本。其版式与吴越国丙辰岁（956年）、乙丑岁（965年）刻经相同，版心小、字体小、幅狭长，幅宽7.6厘米、全长约210厘米。共274行，2790字，题记三行37字，前、后经名三行25字，意译的经文230行2292字，音译的陀罗尼神咒、侧注38行436字。翻经者为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京师大兴善寺三藏不空。
这一千年经卷可谓见证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的珍贵实物。叶恭绰对它的评价是“手工精湛，与开宝大字藏相类，而此字小，尤为难得。敦煌所出沙州刊版各经咒约与此同时，但麤率殊甚，较此有珉玉之别矣”。吴湖帆指出此卷“得有价值之北宋真椠位置”，开南宋临安著名刻书坊“睦亲坊”之先声，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更令人讶异的是，经卷虽经千年沧桑，展卷所见仍纸表细腻，字体古拙典雅，清晰可辨，被认为是《宝箧印经》迄今为止的最善本。
吴越刻雷峰塔藏经之所以历经千年却保存完好，据说与雷峰塔的藏经方式有关。常见的藏经是将经书藏于佛像的泥胎中，比如敦煌，而雷峰塔藏经是将经书藏于特制的塔砖内，这种藏经方式迄今所知独一无二。假若没有雷峰塔的倒塌，这个秘密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晓。雷峰塔倒塌以后，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经卷都藏在雷峰塔的第五层。它们往往被藏于塔身藏经砖的小圆孔内，以小竹签做轴心，裹以黄绢经袱，再用锦带束腰，并用木栓塞住孔口，密封砌入塔身。藏经砖的小圆孔直径3厘米，一头露在砖缘，深入砖身10厘米。近代以来，雷峰塔藏经砖被民间一度认为具有庇佑之奇效，因而屡遭盗采，这也成了雷峰塔倒塌的重要原因。
丰富的名家题跋为经卷不断增色
近一个世纪以来，吴越刻雷峰塔藏经不仅流传有序，而且在递藏过程中不断完善增色。琳琅满目的名家题跋成就了此经卷独一无二价值，赋予其收藏文化史上的样本意义。
1924年，西湖畔雷峰塔的轰然倒塌俨然成为一桩文化事件，秘藏千年的经卷得以面世。原本，《宝箧印经》是时居杭州的晚清诗人陈曾寿从雷峰塔废墟中觅得的，当然，彼时他所搜罗的雷峰塔藏经远不止这一卷，对于这些经卷中偶有残缺之处，他均以断卷中文字补缀，得此完璧。
因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礼佛，1925年春天在吴湖帆偕夫人游西湖期间，陈曾寿割爱将《宝箧印经》出让给吴湖帆。这一经卷被吴湖帆引为至宝，用明锦宋纸装裱成手卷一件。在如今人们看到的《宝箧印经》上，不仅吴湖帆亲笔题跋多处，尚留有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的手迹，此夫妇二人印章多达35方。吴湖帆也另请鉴藏家、书画家王同愈绘制黄妃塔图，装裱于经文之前。而在经文之后，他则遍邀陈曾寿、张钟来、夏敬观、赵尊嶽、狄平子、叶恭绰、沈尹默等文化名流为经卷歌咏题跋。
抗战前夕，吴湖帆的挚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曾受南京博物馆之托，想以两百两黄金的价格请求吴湖帆转让此经卷。吴湖帆却婉言谢绝了，只因这是他与夫人的心头好。
几十年来，吴湖帆可以说是在精心供养这一雷峰塔经卷。谁也不曾想过，日后他竟将这一经卷赠予他人。上世纪60年代初，吴湖帆罹患中风，半年卧床不起。是上海著名中医方幼安的精心针灸治疗让他得以痊愈。吴湖帆将不少珍藏赠予方幼安，其中就包括这一雷峰塔经卷，并亲笔题款留念。
获赠吴湖帆藏雷峰塔经卷的方幼安，同样将其奉为珍宝，还请来历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作长篇诗跋，这才成就今日所见经卷面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方家因故急需筹钱，感于香港收藏大家朱昌言曾经的慷慨相助，遂将这件“压箱底”的藏品转手朱昌言家族。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吴越刻雷峰塔藏经始终交由最妥当的人来守护。这是经卷之幸，也是收藏之幸。
晋代茧纸：留下一段可以触摸、感觉、认知的历史
晋唐以来20余种古纸样本将破天荒地现身拍场。这批传世古纸，均为近代收藏大家龚心钊的旧藏。其中，一部分为他的家藏，另一部分则是他从聊城杨氏、海丰吴氏、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古玩商处陆续购置的。最终，龚心钊将这些古纸分两册精心装裱。其一题为“晋唐历朝古纸”，其二题为“晋唐历代古纸素册”。
其中，三张距今1700余年的晋代茧纸保存完好，可谓稀世珍品，面积总和多达6.7平尺，对于研究和认知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和纸张使用状况有着重大的意义。“不市本”是龚心钊给它们的特别标注，大有代代相传、世世永守之意。
对于晋代茧纸，人们素来只闻其名，不见其实。唐人何延年曾提到王羲之写《兰亭》“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不过，世间已无《兰亭》真身，唐太宗命臣子摹写《兰亭》用的都是楮皮纸，晋代茧纸究竟为何等神物成了后人一直想要探究的谜。晋以后直到明代，历史文献中才重新有了生产蚕茧纸的记载，但那只是宫里用来制作雨衣雨伞的，大概无法用于书写。否则，在历朝历代留下的那么多书法墨迹中，不可能没有一件实物或相关的作品著录。有人推测，王羲之以后，或许就因为蚕茧纸的极为罕见，再没人用它写字了。
龚心钊所获的某些纸张为晋代茧纸，是其历时多年考证得出的。米芾《宝章待访录》载，传为王羲之《笔阵图》前有自画像，其用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虽未明说这种纸张的材料，但其质地紧密、厚度较薄、坚韧挺括的特征描述十分清晰。龚心钊认为，米芾所说的应该就是蚕茧纸。以此描述对比自己所藏的蚕茧纸，他在1936年的一段札记中写道：“此纸……盖系蚕茧所制，磨擦亦不起毛，非藤、楮、竹、棉所能及也。原幅未经翦背，触之即折损。余得于津沽某蓄古家，不得已因截为三幅背之。此可决为晋代纸也。”1940年他又在一段札记中强调：“此真蚕茧丝所制，揉擦之亦不毛损，《兰亭》茧纸度亦不胜于此。余见隋人诸写经卷，色类此而质乃楮类，晋以后殆无茧制者矣。”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札记纸上还贴有一小片蚕茧纸，或许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实物的全貌，黏住的仅仅是纸片两端，这样，人们便可透过没有黏住的部分直接获得对纸质的感受。时隔多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实物进行检测显示，这三张纸恰如龚心钊以目测所判断的：材质确属蚕丝，年份也与标签注明的晋代相近。
阿英友朋书信：定格现代文艺大家们智慧火花的碰撞
作家、文学理论家阿英与友朋的一大批往来书信及其珍藏手稿将集中亮相春拍，留有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方面的诸多印迹，十分珍贵。
阿英即钱杏邨，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文艺研究“通才”。他的一生著述丰富，既涉及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理论、戏剧、电影、美术史等诸领域，也重视俗文学、曲艺和民间手工艺资科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致力于中国书画古籍碑帖瓷器方面的探究。此次现身拍场的阿英与友朋的信札，记录了他与郭沫若、李一氓、尚小云、范烟桥、丁景唐、蔡楚生、赵景深等中国现代文艺大家和著名学者在文史研究、文学评论、戏剧、曲艺、诗词、古籍书画碑拓等各个方面的深度交流与探讨。
其中，阿英致著名戏曲家赵景深的12通信札，是目前拍场上唯一仅见的阿英书信手迹，且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因为在戏曲与俗文学方面的共同研究，上世纪30年代起阿英就开始与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赵景深保持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通信。这批阿英致赵景深书信，多为阿英与赵景深商讨如何出版他的诸多著述，不仅勾勒出在戏曲、版本、艺术、文学方面皆为精道的大家形象，亦可见两人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共同兴趣和深厚友谊。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给阿英的一封信中，邀请他参加北京长安戏院旁大地餐厅举行的《洪宣娇》编排座谈会并给予指导和协助。尚小云与阿英早年即结下友谊，1940年尚小云送给阿英的内府皮黄钞本十数种，被阿英视若珍宝。而信中提到的尚小云当时排演的《洪宣娇》，也正是以阿英早年创作的太平天国题材历史剧《洪宣娇新传》剧本作为参照。尚小云寄给阿英的这一邀请函无疑是整个事件的宝贵记录。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书法家李一氓给阿英的书信，多为有关中国书画、古籍、碑拓方面的交流。阿英1941年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革命文艺工作，与李一氓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9年北平解放后，阿英结伴“氓兄”李一氓一有空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等处访书、碑帖及文物。
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夫妇与阿英的书信交流颇多，从此次上拍的三通信中可以看出，阿英时常与郭沫若就自己新作的文章进行讨论，同时也常把搜集到的碑拓书册赠予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两家人可谓是知交。
此次上拍的阿英珍藏手稿则涵盖李一氓《击楫集》部分诗稿，夏衍对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评论《无题的对话》等未面世的珍贵手稿，也包括收录于《秦牧全集》中的秦牧《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周谷城与马万祺在1989年人民大会堂晚宴菜单上的即兴唱和等，具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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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这些拍品曾以文化价值惊艳拍场
“过云楼”藏书
2012年现身匡时拍卖成交价：2.16亿元
“过云楼”藏书共有179部近500册。相当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5件，包括宋版书2部：宋版《锦绣万花谷》前、后集，宋杜大桂编纂《皇朝名臣续编碑传婉琰集》；元刻书3部：元胡一桂撰《周易启蒙传三篇外传一篇》，元黄瑞节附录《易学启蒙朱子成书》，元太监王公编《针灸资生经》七卷。
其中，《锦绣万花谷》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作者姓名不详，据书前自序题淳熙十五年，可推知为南宋孝宗时人。这部书保存了大量佚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有“书成锦绣万花谷，画出天龙八部图”的诗句。这部“宋代百科全书”将我国百科全书的年代上溯到宋朝，其文献与辑佚价值之高罕有与之比肩者。此外，另有清代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等名流大家的批校手迹。
过云楼位于苏州，是清代怡园主人顾文彬收藏文物书画、古董的地方。当初顾文彬为藏书楼取名过云楼，是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之意，他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说：“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过云楼的收藏既精且多，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江南第一家”之誉。经过6代人一个半世纪的传承，过云楼共藏有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顾氏保存的善本都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可谓艺术珍品和重要的文化遗产。
元钞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十二卷》
2011年现身嘉德拍卖成交价：4830万元
元钞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十二卷》盛传为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抄本，同时也是海内外孤本。该书内容为陶叔献编辑收录的两汉期间164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共9800多字。作品中疏朗得体的书法，可被视为赵孟頫造字章法布局、笔韵体势的珍本。
自明代以来，元钞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十二卷》就深受学术界、藏书界关注，一直由名家递藏，流传有序：明嘉靖年间，由著名藏书家周良金收藏；明末清初，由“海内第一藏书家”毛晋创办的汲古阁收藏，成为其最为珍视的藏品，钤上收藏印80多方；乾隆年间，由赣州知府张朝乐所得；清末，为清朝贵族、鉴藏家完颜景贤收进。在这部书中，人们几乎可以找到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著名藏书家的题跋，其中包括翁方纲、王杰、钱大昕、戴衢亨、袁枚、秦承业等。此外，这部书在《汲古阁珍藏本书目》《书林清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春游琐谈》等书中均有著录，享誉于世。
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五卷
2012年现身保利拍卖成交价：3450万元
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五卷是宋版孤本，此前历代收藏家均无著录，也从未以别本形式流传。《钜宋广韵》是北宋时代官修的一部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可谓宋以前韵的集大成者。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字体细劲，结体谨严，笔划顿挫感明显，有宋徽宗瘦金体遗意。
此五卷书出自永康一座私人藏书楼“广韵楼”旧藏。主人胡关妙是清末永康著名藏书“十万卷楼”主人胡凤丹的后裔。受家族藏书遗风的影响，胡关妙多年来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鉴赏，颇有所得，其“广韵楼”斋号即取自珍藏的宋版孤本《钜宋广韵》。
包括宋版孤本《钜宋广韵》在内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823部近万册是一同现身拍场的，却又是分别拍卖的。除了宋版孤本《钜宋广韵》，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福州东禅寺崇宁万寿大藏经、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福州等觉禅院刻崇宁大藏本宗镜录、“双鉴楼”傅增湘家藏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刘氏日新堂刻本《韵府群玉》等等，均为珍贵特藏。这批“广韵楼”藏书亦有数部前清“天禄琳琅”遗珍传世。其中一部明嘉靖刻本宋吕祖谦著《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一书附原装书箱，上有乾隆五方印玺，著录于《天禄琳琅后编》。
北宋刻本《礼部韵略》
2013年现身匡时拍卖成交价：2990万元
这部《礼部韵略》一函五册，以树皮纸印造，纸质较粗，捣碎桑树皮的外皮仍然依稀可见。字体较为古朴，无论是刀法还是刻工，都与以往所见的南宋本有很大不同。它与上世纪70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本《蒙求》一书的版口极为近似。
这部书严格回避宋真宗赵恒的讳，而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则均不回避。学者据此判断这部书成于北宋仁宗一朝，再结合文献中《韵略》的成书时间，推测其刊刻应在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之间，比日本真福寺《礼部韵略》藏本还早20多年。
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2014年现身南京经典拍卖成交价：1207.5万元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泰斗级人物茅盾1958年写下的一篇近9千字的评论文章，载于当年的《人民文学》第6期。该评论文章从当时各地新近发表的大量短篇小说中精选出9篇进行分析，其中包括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管桦的《暴风雨之夜》、杜鹏程的《一个平常的女人》等，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这份手稿共30页，全部用毛笔写成，每页纸张长22厘米，宽15厘米，除了纸质微微泛黄外，品相甚好，还附有当时刊发该文的《人民文学》发稿签。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