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一天，得知我将赴台北故宫参观，编辑部里有几位记者兴致高涨：“主编，可以给我们带纪念品吗？”

　　对于出差乃家常便饭的媒体从业者而言，能让他们主动开口索礼的，绝非寻常之物。

　　只因彼时，一款名为“朕知道了”的胶带正当红——康熙皇帝批阅奏折时的习惯用语，被印在各色纸质胶带上，在中国大陆，俨然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代名词——最终我带回北京的礼物，除了众人心心念念的胶带，还有翠玉白菜钥匙扣，东坡肉石小摆件等等，有趣的衍生品确实不少。

　　在我过往的工作经历中，每到一座城市，参观当地博物馆，购买画册与选购艺术商品几乎是必备功课。十余年下来，积累一定数量之后，难免会有比较：各家的馆藏体系、导览线路、讲解资料自然是观察重点;而诸如出版物、公共空间、餐饮休息区、艺术商店等参观之外的配套服务，亦是我在意的内容。

　　单论艺术商店一项，欧美及日本的许多博物馆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为例，除了明信片、冰箱贴、鼠标垫、钥匙扣、马克杯这些常规礼品外，T恤、鞋帽、背包、雨伞外出行头一应俱全，还有为绘画爱好者准备的画笔、颜料盘、写生本等专业画材，观众甚至可以预定能够精确还原梵高油画肌理的3D打印版画——梵高作品中星空、麦田与肖像的点彩世界，从展厅延展至商店，浑然一体。

　　相似的例子太多，从瑞士苏黎世湖畔的某座地方美术馆，到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国立博物馆，再至纽约大都会这样的世界级博物馆，精致的购物体验成为它们的共同标签。

　　反观中国，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省级博物馆，艺术商店也只是藏于楼道、出口拐角的附属存在，标准配置往往是玻璃柜台后面立一排木质货架，做工粗糙、售价却奇高的复制品零散摆放。省级博物馆尚且如此，遑论二三线城市的地方博物馆。这样的参观体验，又谈何让观众自发爱上博物馆呢？

　　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美国的安迪沃霍尔，再到英国的达明赫斯特，西方艺术界祭起的商业艺术大旗从未中断，而限量作品、复制品、艺术衍生品市场繁荣的背后，正是普通民众对于艺术消费、艺术生活的渴望——艺术不再是藏家束之高阁或博物馆冰冷展柜的存在，艺术是可以悬挂于自家墙面或摆上书桌，日常温暖的陪伴。

　　而中国人在文化断层之后，对商业艺术的接纳与消化，也是大势所趋——这并非简单地受西方影响，更是东方文化血脉的传承。

　　早在公元9世纪，有位唐朝学者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这本书中描述：“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可见艺术复制品在中国存在的久远历史。而拓片这门智慧技艺的存在，可以让古代国人从甲骨、青铜器、瓦当、画像砖、石碑等文物遗存上，加工出可以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享有的艺术形式。

　　再如公元11世纪的北宋，除了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还诞生了一座供文人墨客拓印复制、学习临摹的碑林博物馆。

　　既有如此良好的基因，我们还需要怀疑，商业艺术不会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的艺术存在吗？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