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圈，吕澎身份多重，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院教授、美术馆馆长等。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围绕着艺术进行的，即便在路上，在飞机上，写的都是有关艺术的文字。与人谈论或讨论问题，也是艺术或艺术史问题，微博微信也几乎都是涉及艺术的问题。

　　吕澎说：“我认为这是我的生活。”不过，在吕澎看来，很多情况下，艺术问题不可能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分开，“所以，我是通过艺术在接触和思考更多的问题。”近日，吕澎就当前的艺术热点话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艺术收藏幼稚，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

　　记者：近年来，中国艺术市场很火爆，这是不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代”？对这个现状你怎么看？

　　吕澎：目前看不到所谓的“黄金时代”，至于市场火爆也是过去几年的事了。的确，这可以看成是一个走向成熟的阶段，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有了变化。

　　严格地讲，“黄金时代”与“市场火爆”都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例如，什么叫“黄金时代”？谁的“黄金时代”？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今天的艺术存在于两个空间：体制内与体制外。那么究竟是哪个空间的“黄金时代”？不过无论如何，体制内的美术“黄金时代”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走到了尾声；而体制外的艺术在市场的支持下，活力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体制外的艺术仍然受大的体制的限制。因此，说体制外的艺术的“黄金时代”也是不准确的。

　　总的说来，中国艺术处在问题的时代，我们需要从艺术的生态与艺术家的工作中去发现问题。在这个被市场病态控制的时期，我们主要还是去寻找涉及到艺术的各个问题，以便揭示更大的社会问题甚至人类问题——艺术的确还是有这个功能。

　　记者：如今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崛起，藏家与投资者也越来越多，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中国艺术市场的藏家和投资者处在一种怎样的认识水准上？

　　吕澎：大多数进入艺术市场的人仍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家，他们最多是对艺术有兴趣而已，或者说对艺术市场有兴趣而已，专业的艺术收藏家目前少之又少，投资人或者投机分子占多数。

　　这里面当然有区分，对传统字画有兴趣的投资人或者收藏家多于对当代艺术的投资人和收藏家。这是可以想象的，传统文化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较之当代艺术更容易理解并且也更具有文化的亲和力。

　　面对这样的情况，策展人和艺术史家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们应该承担起艺术知识的普及以及对艺术的更为专业的教育责任。实际上，尽管收藏艺术与个人趣味有关，但是，收藏什么艺术与知识和文明有关。因此，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理解艺术仍然是最基本的文明态度，这不是说任何一个投资人或者收藏家本人不具备艺术的判断力与鉴赏力。如果说不少人对古代字画拥有相对完整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理解力的话，问题主要还是回到了当代艺术。

　　记者：那么，如何解决人们对当代艺术认知方面的困惑？人们应该如何去鉴别每天出现的新艺术？

　　吕澎：中国缺乏普及性的艺术教育的历史与基础，即便大学文科教授，在面对今天的艺术现象时也表现出捉襟见肘与不知所措，这是他们从小没有经过基本的艺术史教育的结果，包括20世纪60年代之前出生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相信他们几乎很少参观过美术馆，更不用说系统的艺术收藏的展览。这些都决定了今天的艺术收藏的幼稚、缺乏艺术知识与缺乏收藏的系统性。

　　所以，中国的收藏家与投资人仍然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其艺术知识的完整性与投资收藏的专业性。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学校教育以外，美术馆、艺术机构以及策展人和艺术史家，应该承担起普及和传播艺术史知识的责任，提高整个社会的艺术知识水平，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就会更加成熟起来。

　　缺乏充满想象力和理性、保持教养的艺术精神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撞击？

　　吕澎：20世纪这一百多年的东西方文化之间在艺术领域的撞击，包含着比之前500年更为复杂的问题。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的碰撞，正是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百年来的艺术史中的所谓艺术问题也不简单是风格、趣味、技法与习惯的问题。

　　人们习惯于将艺术史看成是风格史或者趣味史，可是，为什么一种风格被提倡被推动，而另一种趣味又被忽略、被压制甚至被批判。这与20世纪欧洲艺术史的情况非常不同。

　　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时期，西方艺术或者西方艺术的方法与风格，不同程度地被带入时代的需求中，使得艺术问题不那么纯粹。例如我们讨论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很难不将那些新兴版画的内容与制作方法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现实结合起来。这样人们很容易理解那些跟随鲁迅的版画家为什么会接受欧洲表现主义的风格。

　　所以，了解这一百多年东西方艺术的关系，应该从更为广泛和多方面的角度去观察。

　　记者：如今全球化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文化、艺术生活，艺术家的创作背后实际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你认为近百年来中国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是否演绎出一种相对统一的“中国精神”？

　　吕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个趋势导致一开始人们幻想着一种文化的大同。可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发展相互仍然难以融合，就像亨廷顿注意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加明显。历史的基因导致不同文明之间不能够匹配，各个国家与民族仍然在声张着自己在传统与文明背景上的特殊性。

　　但是，所谓“中国精神”却也让我困惑，尽管学者们对这类问题讨论频繁，艺术领域更是以使用传统材料的水墨画来表明“中国精神”的特殊性，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分析这类问题要小心。想象力、理性以及教养，是一个民族取得安身立命并充满活力的三个要素。在我看来，传统的“中国精神”更多的是限于“教养”，在能够导致科学发展的想象力和寻找新方法的理性方面，西方似乎更为擅长。如果我们今天或者明天要建立一种“中国精神”，我认为应该加强前面两种要素。

　　中国画是高级艺术，她集画家的知识、智慧、品行与天赋为一体，所以称之为“教养”。可是，西方艺术中的理性、激情、想象力以及改变世界的物理主义态度，也许仍然是值得我们理解和学习的。早年胡适等人高喊科学与民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在今天，市场、资本强有力地介入到了艺术领域之时，一种承载“中国精神”的中国艺术的出路在哪里？

　　吕澎：20世纪中国的美术故事，讲述的就是从艺术的角度找寻“中国精神”的历史，可是，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精神，即便是完全恢复过来，也是远远不够的。艺术是想象力与创造性的产物，理性的制度与深厚的教养可以滋润艺术，在这方面，还需要艺术家以及所有艺术关联者的努力。

　　应该说，今天的确没有一种充满想象力、充满理性、保持教养的艺术精神存在着。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