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培琛制作的具有著名艺术家特点的作品
最近，一则新闻引发了网上的热议：美国FBI牵头，国税局、当地警方配合捣毁了一个制造、贩卖假冒著名画家作品的团伙，并于4月21日提起了多项指控，而其中一名缺席的被告人，是叫钱培琛的华裔画家，目前尚未到案，据信仍“藏”在国内。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案子，弄得如此声势浩大呢？伪造他人画作的行为，又该如何界定？
一念之差，天堂地狱
临摹，也就是照着别人的作品仿制出一幅尽量相似的作品来，这本身就是美术学习的一个必经之路，或者说是一种学习方法。临摹追求的是神形兼备，越是令人难以分辨，就越说明临摹的水平之高。而这些临摹作品，实际上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各国著作权法通常都允许对已经公开的美术作品进行临摹，前提是个人学习使用），因此法律也不会对此干涉。
自古以来，临摹名家名作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中国古代的米芾、近代的张大千，就曾经半公开地临摹过他人作品，达到了难以分辨、以假乱真的地步；好在两人并不以此为业牟利，还成为了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被誉为丹青妙手。
然而，什么事情一旦和钱沾上了边，就很容易逾越边界，甚至沦为犯罪行为。
临摹名画与艺术品欺诈之间，往往也就隔着一条不明显的分界线，那就是这幅临摹作品拿来做什么用？放在自己家里、送给朋友欣赏都没问题，可一旦将其出售，就会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而如果谎称它是真迹，则可能就会惹到大麻烦了——钱培琛卷入的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的艺术品欺诈案。
据外媒报道和FBI公布的情况来看，此案的主谋叫做何塞·卡洛斯·贝甘蒂诺斯·迪亚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他雇请他人（可能包括钱培琛）仿造著名画家的作品，然后进行做旧处理，再配上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比如某中东富商的子弟急需钱花），冒充真迹卖给各国的艺术品收藏家，聚敛了大概3300万美元的不义之财。
被仿冒的艺术家中，包括马克·罗斯科、弗朗斯·克莱因、罗伯特·马瑟韦尔等等，这些画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都早已作古；他们的画作市场价格很高，但又不像是梵高、塞尚那样举世闻名。因此，伪造他们的作品，对于卡洛斯而言，收益颇为丰厚，风险相对较小，售出的机率较高。
而钱培琛，据说是在曼哈顿街头卖画时，被卡洛斯慧眼识才选中的，从此在其指导下开始仿冒上述作家的画作。钱培琛曾对媒体辩称，自己并无恶意，所收到的报酬也不过数千美元而已，是按照临摹美术品的价钱卖给卡洛斯的，谁知道卡洛斯竟然用来行骗。
这是不是事实真相，目前还无从得知；但从此次检方提出的指控来看，钱培琛被列为卡洛斯欺诈、洗钱、逃税等指控的同谋，外加对FBI作虚假陈述，一旦罪名成立，恐怕刑期不会轻松。[NextPage]
真真假假，谁说了算？
既然要指控某人使用仿冒名作的艺术品来进行欺诈，那首先就必须证明一件事：这幅画作确实是仿造的赝品。然而，想要证明这一点，绝非易事。
对于普通的书证，比如说伪钞、伪造证件、篡改过的合同，鉴定方法相对而言比较成熟也比较客观；即便对于鉴定意见有异议，双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另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复检，所得到的结论也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重现。
而对于临摹的画作，国内目前更多的是依靠鉴定者的经验和主观感受，也就是所谓的“看着顺眼”，而这两者非常难以量化，缺乏可重现性，很容易出现鉴定者之间意见抵牾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分辨哪一位鉴定者/文物专家的意见更加可信，特别是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下，更不敢以此为据。
比如，2003年，故宫博物院斥资2200万人民币，购买了晋代索靖所书写的作品《出师颂》（因上有据说是宋徽宗题写的“晋墨”二字，故又简称“晋墨”），在国内一度引发巨大的争议：故宫方面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都认定这是真迹；而另外一些专家，则从考据、装裱（比如宣纸笺上的金龙不该是五爪而是四爪）等诸多方面推测这是仿作。虽然最终购买成功，但因为鉴定专家的意见多数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主观感受，所以质疑的声音从未平息过。
古人的作品如此，当代画家的作品也不容易鉴定。
2008年，著名画家吴冠中曾经亲自证明一幅《池塘》的作品并非自己所画，还特意在画框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字样。然而，被告方律师的观点听起来也颇有“道理”：很多画家，在成名之后会故意否定自己刚出道时的作品是真迹，以此来维护形象，谁又能举证画家本人所言就符合事实呢？
最终，为这幅《池塘》花了230万元的苏女士，还是没能获得法庭的支持，没能从拍卖行要回钱来。
所幸，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法证科学的发展，为这类争议提供了新的答案。
比如，最常用的断代检测，C14同位素测定，可以大致测算出某一幅画的纸张和油布大致是哪个时期生产的，如果某一幅画的署名是“阎立本”，纸张却是距今300年左右制造的，则肯定是假货无疑。
然而，造假者对此也有一个巧妙的方法绕过去：购买不值钱的古字画，将空白处截取下来，或直接购买古旧的宣纸、油画布，然后在上面绘画，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另一个思路，则是对画作（特别是油画作品）取出微量的颜料样本，进行化学分析。因为每种颜料被人类发现、使用的时间是大致清楚的（比如，铅白这种颜料是在公元前4世纪被发现，而锌白则是19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倘若画作上所使用的某种颜料，早了那么几十年、上百年，或者是添加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添加剂（让颜料更稳定、更不容易褪色的物质），则肯定是后人伪作。卡洛斯团伙的伪作之所以被抓住，据说就是因为某种颜料穿帮了。
颜料不易长久保存，相对而言要比旧时代的白纸或空白画布要难找得多；即便搞到了，今天的画家也未必习惯使用，所以这种检验对于伪作的杀伤力更强。
简单地说，法证科学为打击绘画仿冒伪作提供了一个更可信、更客观的依据。
除了证明画作真伪之外，购买者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拍卖行的免责声明。
按照《拍卖法》第61条的规定，拍卖行如果不能确定拍品的真实性的，可以预先声明，表示无法保证拍品的真伪，这样即便拍品最终被鉴定确实是仿冒的，买家依然无法向拍卖行或委托人追责。
实际上，在很多涉及名家书画的拍卖时，拍卖行都会刻意避免给出保证。比如，一幅据称是齐白石画的虾，在拍卖前的广告上就会写成：“水墨国画，内容为对虾，落款为齐白石，并有朱文印章两枚”。如果拍卖成功，买家发现这是后人伪造的画，也拿拍卖行、委托人毫无办法：我可从来没说这是齐白石的真迹啊，是你自己看走眼了。
对此，一直有学者呼吁对《拍卖法》进行修改，对那些恶意伪造名家作品、欺诈牟利者，不应该再予以免责的保护，直接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因此，卡洛斯等人被起诉，虽然发生在国外，对于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执法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或许，我们对于艺术品欺诈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宽容态度，而眼下正是该出手改一改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