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作品《两个小孩》

　　艺术品进口税，沉重的负累抑或美丽的诱惑艺术品进口税的高额壁垒，令海外的艺术品难以进入中国。现行的法规令迅猛发展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处于艰难境地。

　　站在推动中国艺术繁荣复兴，并提升其世界影响的立足点上，我国现行法律，亟须根据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和长远的思考与改革。

　　2013年的岁末，艺术品拍卖活动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先是2013年11月5日，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以1.72亿元人民币拍下毕加索的油画《两个小孩》。后是2013年12月1日，苏富比“北京现当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的3层落槌。由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于1961年收藏的华裔绘画大师赵无极的油画《抽象》以8968万元人民币被山西藏家收入囊中，刷新赵无极个人作品世界新纪录。

　　然而，前后不足一月时间的两次拍卖所得油画，却有着近乎相同的命运。据悉，前者油画《两个小孩》运进国内，则将面临近4000万元的税费;而后者油画《抽象》需依照保税拍卖所采取的“境内关外”政策，即境内人士购得的艺术品，在交易完成并依法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后，才可入关。

　　有媒体报道称，虽然中国部分艺术品的进口关税已经暂时降至6％，加之增值税等相关费用，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往往超过30％。“重税”造成艺术品进口和文物回流受阻。

　　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之路

　　自1992年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破冰之举伊始，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开始了蹒跚学步的一段历程。

　　1992年，当首届广州双年展提出“艺术走向市场”的口号时，恐怕谁也不曾料到，中国当代艺术在十余年后竟能发展成仅次于房地产的投资对象。

　　当时，国内的一些公司都在考虑如何将收藏的文物、艺术品卖到海外去。发展迅速的市场随即遇到回流问题，大宗和大件的艺术品入境需要征税，回流受到阻碍。

　　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回忆，20年前刚做拍卖时，初衷还是想把国内收藏的文物、艺术品以一个好价钱卖到海外去，没想到这一局面在两年后就变了。让甘学军等拍卖人士始料未及的是，国内市场发展得极为迅猛，“现存的文物开始不能满足国内收藏的需求，我们马上就到海外解决，需要回流”。

　　国内第一次大量海外回流是1995年嘉德秋拍上杨永德的齐白石专场，作品共223件，拍卖总额达2111万元。“我们通过经济杠杆，使得文物回流成为可能，结束了100多年来文物单向流出国外的事实，这是艺术品市场很正面的成果。”中国嘉德董事副总裁胡妍妍称。

　　甘学军介绍，1995年海关制定的回流政策规定旅客自带自用物品进关，登记后可以复出境，“如今海关加大执法力度，可是，征税又客观上阻滞了回流的进程，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新世纪新一轮的市场化过程中，唱主角的变成了“文化”，而当代艺术作为当代文化中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成分，理所当然成为文化市场化进程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如今，文化直接成为核心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这早已成为确定无疑的国策，并且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

　　2000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两年后，文化产业园区开始逐渐在全国形成建设热潮，文化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是，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单靠建几个产业园区、集聚一批文化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有文化生产，而没有文化贸易，无法促进文化市场的形成。

　　因此，大约在2004年左右，学界和政府开始关注“文化贸易”，与此同时，对外文化贸易的逆差问题，也引起强烈关注。人们认识到，欧美和日韩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在全球居于垄断地位，不仅是因为它们更懂得如何创造出充满魅力的精神产品，而且因为它们更熟悉国际化的市场运作规则，更善于在全球市场中树立清晰的文化品牌形象。

　　以此为鉴，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产业，除应提高文化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还应帮助它们走向国际市场，在竞争中学习并超越对手。

　　与此同时，2004年以来，各种天价拍卖纪录层出不穷，最终落槌的拍卖金额被日后的更高价实时刷新。

　　当时间的车轮划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回暖。但一些西方收藏家尤伦斯和萨奇的藏品抛售事件，严重影响国人对投资当代艺术品的信心。

　　2009年，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后，国家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将大力促进对外文化贸易作为一项重要政策确立下来。同年，我国文化部正式设立对外文化贸易处，两年后开始启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项目，对保税区中的对外文化贸易平台进行关注和扶持。

　　为加快推进内地文化市场与世界接轨，各级政府及其下属企业开始在具有“特区”性质的保税区探索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突破口。2012年3月，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成立北京国际文化贸易服务中心，该中心在揭牌的同时，即获得了文化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称号，并对外正式打出建设文化保税区的旗号。其雄心之一，是打造亚洲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而苏富比正是首批签约入驻该保税区的艺术品经营公司之一，具体形式，是与歌华合资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其实，类似的“文化保税区”早在2007年就已经在上海外高桥（600648，股吧）保税区成立了，而且，其设立的初衷也正是为了在保税区中探索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保税区”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浦东经济大开发时期，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在浦东设立内地第一个开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关贸特区。199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功能远远超出了上世纪80年代的“保税仓库”，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入驻的跨国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经济特区。

　　在中央“文化大繁荣”的号召下，上海市政府率先在保税区中尝试推进对外文化贸易，扶持本土文化企业。2007年4月29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外高桥保税区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建设的备忘录”，由此拉开了筹建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序幕。2011年11月，文化部正式命名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对其成就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启动了对“文化保税区”进行宏观调控的程序。

　　据悉，保税拍卖，对于买家来说关税问题却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类似在厦门的保税拍卖，所推拍品均具鉴赏和实用价值，而为了实现实用价值，买家势必要将其带出保税区，而带出保税区则需面临关税，由此，有评论者认为，保税拍卖更多地变成了一个噱头。

　　2012的查税风暴

　　2012年，对于艺术品市场而言，则陷入“查税门”的阴霾之中，一派山雨已来风满楼的景象。

　　早年间，一位艺术品市场资深人士曾表示：“如果想要知道艺术品市场的交易情况，只要查物流公司的客户名单就行了。”不幸被他言中，2012年4月开始，海关从艺术品运输行业入手，调查国内两家知名海外物流公司——诺亚、IFAS，而后涉及国内多家画廊、艺术机构、拍卖行以及藏家甚至是艺术家。一向对客户信息严格保密的香港地区苏富比、佳士得也不得不将客户资料上交给相关部门。这些资料也成为此后调查进一步扩散的重要依据。

　　此次“查税”使艺术品海外物流公司遭受重创。一些重要机构和知名人士接连遭到“查办”。海关从物流公司入手，掌握了大量资料、证据。

　　2012年，“查税”事件已经成为圈内热门而敏感的话题。在当年的拍卖会上、展览开幕时，人们见面热聊，但在媒体面前却三缄其口。一些业内名人成为流言焦点，手机关机、无人接听、停机，也成为常态。机构高层、知名藏家、艺术家被“问话”甚至拘留的传闻不断，这让本来就有些略显颓态的艺术市场，人心惶惶起来。

　　海关为何会“突然”抽查艺术品进口税?坊间的一种说法即海关的严查往往是和降税举措联系在一起的。

　　2012年年初，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自2012年起，将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画原件，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的原本，各种材料制的雕塑品原件的进口关税税率由12％降至6％（暂行一年），此举也许就是后续查税的直接征兆。

　　有观察者认为，中国艺术品近两年进口规模连续大幅增长，其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其收缴到国库的税收却出奇的少。交易量如此巨大，艺术品个税和交易税却如此之少，怎能不查?

　　事实上，逃税在中国内地艺术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内地，画家几乎不交个税，画廊、经纪公司偷逃税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

　　按我国税法相关规定，画家出售自己的作品，同演员参与演出一样，应按“劳务报酬所得”依法纳税，而税率则按照应纳税额的不同分为20％至40％不等。但自2006年我国实行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需自行申报纳税以来，鲜有艺术家去税务所申报个税。

　　一些画廊、艺术品经纪机构的经营者表示，他们一般不负责为艺术家代缴个人所得税。由于长期以来内地的艺术品交易市场都是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下生存，画家和画廊、经纪机构间的交易常常都是线下交易，而且互相间的买卖关系也不固定，没有版权登记，没有成交记录，当然自动缴纳个税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位艺术品经纪人表示，自己经常带海外藏家到内地跟艺术家买作品，从来都是在艺术家家里或工作室直接交易。而多年从事这一行当积攒起来的人脉关系，也让他能拿到低于市价的“工作室价”。类似的私下成交、“家里拿”现象十分普遍。而付款则采用香港开户转存外汇的方式。

　　可以说，艺术市场缺乏系统行业法律法规和有效监管、缺乏对各个环节的有效监察，比如经纪公司的专业资格及监控、艺术品交易的版权登记等，甚至艺术品真假难辨，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艺术品纳税的良性循环，导致艺术品税收流失。

　　迫于高额税费的压力，内地一些艺术品机构、画廊和藏家选择了一些“避税”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私自携带、临时入关和低价报关。

　　按照国家规定，临时入关的展品只能按照报关期限滞留，对于不得不再出关的艺术品，一些机构或个人则会用伪作进行替换;低价报关，则需要承担运输过程中损坏、遗失，而只能按入境报价来赔偿的风险。

　　因此，像诺亚这样业内运输服务很好，且能帮客户逃避高额税款的公司就成为大宗艺术品运输的首选公司。“诺亚通常会帮客户避税，尽管这样做也并不能为诺亚本身带来更多收入。加上他们对艺术品运输服务很到位，即便价格跟同行比偏贵，国内很多大买家还是会选他们做（运输）。”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对于价格偏低、但携带不便的作品，一般做法往往是选择“杂牌”运输公司。这类公司通常会通过“分路段”的方法逃税。“比如说，我从香港买的东西会先运到深圳，再从深圳运到杭州，再到北京。有时候会分四五段运输，但是总费用要比正规缴税便宜很多。一件20万元的油画，运回来也就花七八千元的运费。税肯定是逃掉了。”

　　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我国的艺术品进口额只有1600万欧元，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8.1亿欧元，艺术品的进口份额也在25年的时间里从微不足道的0.4％增长到了5％。2010年，联合国公布的从中国香港地区进口到中国内地的艺术品总额为1270万欧元，而据中国政府的官方统计，则只有170万欧元。

　　如果按现行税率测算，艺术品需要缴纳的税金要占到艺术品总价格的四分之一。这对于一般的艺术品进口来说是笔不小的数额。

　　2012年5月7日，北京召开“北京文物艺术品交易产业发展座谈会”。国内大型拍卖公司代表们向海关发难，称将中国海外回流艺术品视为海外进口工艺品和奢侈品并不恰当。他们认为，由于目前海外回流藏品需要支付关税、包装、运输等较高成本，内地拍卖企业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等企业竞争处于明显劣势。本来中国的艺术品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较为脆弱，如果再让回流文物缴纳高额关税，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将荡然无存。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内地拍卖市场每年拍品的分布比例约为：书画约占60％，瓷器杂项约30％，当代艺术品约10％。“艺术品拍卖90％属于文物。但设计这样高的关税是不宜于文物回流的。制定政策的时候，海关和国家文物局两方面政策有一定冲突。这个问题长远讲肯定是要解决的。”

　　艺术品减税的现实要求

　　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应如何制定合理的税收一直存在争议。有业内人士表示：“从社会效用层面来看，艺术品有教化功能，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应该低税、免税甚至补贴;从实际情况来看，艺术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品，在发挥金融功能，应适度收取税收;从价格弹性来看，艺术品价格节节攀升，显然对价格不敏感，根据反弹性法则，应该收重税。”

　　长江商学院教授、艺术市场专家梅建平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本身的交易成本就比较高，如果再加上各种税负，会使得这个交易成本变得更高，不利于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在他看来，减税对于促进文物回流、国际艺术精品进入博物馆公共收藏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他甚至建议艺术品市场减税应该成为“人大”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的税收政策，让海外精品很难进入中国内地。这不利于大的文化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讲，"人大"需要从大的文化发展战略、整个经济的发展战略角度出发，研究出更合适、合理、优化的税收政策。”

　　相对于行业内减税的呼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艺术行业相关税收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但同时，他也不否认政府未来会按照相关程序对艺术行业的税收进行调整的可能。

　　而在策展人皮力看来，艺术品减税的最大障碍是在对于艺术品是否为奢侈品的认定上。他公开表示：“目前征税原则是把艺术品当奢侈品，征税成为调解贫富的手段。但是艺术品收藏性质复杂，不能按奢侈品来，它也有回馈社会的性质。搞清楚这个原则才能谈减税和配套。否则减税只是形式主义。”

　　一方面，国家在加大文化产业投入、繁荣艺术品市场的前提下，中国艺术品交易额连年创新高，稳坐世界第一大艺术品市场。另一方面，此次有关部门的重拳出击，将一直以来因监管缺失、税负偏高造成的逃税、避税的“惯例”逼出了水面。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来形容当今艺术品市场的现状，也许再合适不过。站在推动中国艺术繁荣复兴，并提升其世界影响的立足点上，我国现行法律，亟须根据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和长远的思考与改革。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