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会上，1318号买家以620万元的全场最高价拍得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
第一件拍品《香港保皇 秘筹〈时报〉》以80万元的价格成交。
昨晚7时，备受关注的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拍卖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槌，全场146件拍品全部成交，成交率为100％，成交额为6709.215万元。匡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场146件拍品，估计分散在超过20人手里。
学者解玺璋在谈到这批梁氏档案涉及的信札时说，这些书信所提供的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细节，还原了近现代诸多历史现场，再现了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书信涉及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各个阶段的重要史实，是非常难得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大玩家“例行”拍走第一件
一封写于1904年3月3日的信，是全场第一件拍品。信中记述，这一年，梁启超“以正月杪返国”（信中明确记载为“正月廿三”自日本启程，在船上过了31岁生日），前往香港开保皇大会，他在香港、澳门住了20天，不仅见到许多来自各地的同学朋友，而且得与家人、族人相聚，“日与大人言欢”，“极一时之乐”。这大约是梁启超流亡海外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如此众多的亲朋故旧聚在一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一定要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弟弟梁启勋分享这份快乐，这种快乐的情绪充溢于字里行间。
同样在这封信中，梁启超提到了一些关于另外几个兄弟的情况，多少弥补了这方面材料的稀缺。他们兄弟五人，赵太夫人生了梁启超、梁启勋、梁启业；庶母叶太夫人生了梁启文、梁启雄。
这样一封充满人情味的信，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梁启超，被001号买家拍走。这位80多岁的香港买家来头可不小，他是收藏大家张宗宪，也是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在香港拓展市场的主要推动者。十余年来，张宗宪一直是中国几大拍卖公司春秋两季拍卖会一号拍品的竞标者，这种热心的捧场，成为一道显眼的景观。
在这场引人关注的重量级专场拍卖会上，张老先生也不例外地拍走第一号拍品。“我谈不上什么学问，只是很仰慕梁启超。”张老先生表示，如果藏家都不出手，市场上就再也买不到好东西了。“什么时候兴起，我就会出手。”
倒袁文稿掀起拍卖高潮
开场后的第13件拍品，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倒袁标志性信札《致袁世凯书》，掀起了本场拍卖的第一次高潮。
众所周知，护国运动中梁启超的著名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打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型炮弹，加速了袁的垮台。而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师渠谈到这封写给袁世凯的信时讲到，“看到这封信札，我才知道，原来在长文发表前，梁启超还专门写了封信给袁世凯，并将准备发表的这篇长文附上。”
既然文章即将发表，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郑师渠认为，梁启超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人，于公于私做人都很到位。他与袁世凯共事经年，事前曾劝过袁，不听；现在决心要与他做最后决裂了，仍要坚持尽古义，通知对方，做到有礼有节，仁至义尽。
竞拍人显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件拍品的重要性，拍卖师报出25万元的起拍价后，买家应价的节奏快得令人来不及反应，价格几秒之内就被抬到了42万元，紧接着一位买家打破了每次加价两三万元的“惯例”，直接报出50万元，在70万元、125万元、130万元三个价位上，都出现了3位买家同场竞价的场面。
紧张的拉锯战后，这封信最终由1339号买家以310万元拍下。
而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背后，另一篇一直被多数学者忽略的雄文《袁世凯之解剖》，也亮相本次拍卖。梁启超手书于1916年的这本《袁世凯之解剖》，用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袁世凯之流的丑态。但是，这篇文章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由他的友人林志钧编纂《饮冰室合集》时才收录进来并呈现给世人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当年鼓吹帝制的政客们还健在，为了避免麻烦，林志钧在编辑《袁世凯之解剖》时，特意把名字隐去，用“□”表示。比如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而杨□孙□□等数人，何以敢在京师公然召集徒党，开会煽动。”
而本次拍卖的手稿没有经过任何删隐，所有人物姓名都是完整。手稿显示，其中“杨□”指的是“筹安会”头子杨度，这个“孙□□”是“筹安会”二把手孙毓筠。
买家的争夺中，这件藏品从100万元起拍，仅仅1分多钟，拍卖师便连珠炮似的从100万元叫到300万元。最终，《袁世凯之解剖》由南京某文化集团董事长以620万元拍走。他说，自己正在南京浦口区筹建一个民国时期名人手迹博物馆。今天是特意来北京拍这一件，志在必得，“拍之前就想好了，多贵我都要，因为这一件反映了梁启超不仅是民国之初的思想家，更是革命家、先行者。”[NextPage]
延伸阅读
珍贵史料描画出立体梁启超
梁启超的个人经历贯穿了清末民初诸多历史大事，曾有学者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在昨天的拍卖会现场，很多史料都是首次披露，有的反映了梁启超在生活中谐趣生动的一面，也有的间接印证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想买幼儿读物又羞于启齿
被誉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人物的梁启超，却曾经想买书又难以启齿。这个尴尬而又有趣的故事，尘封在一封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信里。
梁启超写信让弟弟帮他买《策学备纂》和《策府统宗》这两本书，然而这个小小的要求，却让梁启超犯了难。他为什么不好意思向自己最亲密的弟弟开口呢？原因很简单，像梁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在别人的眼中早已是学富五车、无事不晓，而他所要的恰恰是两本“兔园册”。
兔园册本来指唐、五代时期私塾教授学童的课本。后因其内容肤浅，受到一般士大夫的轻视。后来指读书不多的人奉为秘本的浅陋书籍。而梁先生想要的这两本，是科举备考所用的基本知识参考书。
既然是这类书，如果是饱学之士梁启超想买，自然会让别人笑掉大牙，所以必须挽回面子。这个面子怎么挽回？在估计书已买到后，他又给梁启勋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策学备纂》已经在家里的旧书堆中找到了，另一本《策府统宗》也不用那么急着买了。
梁氏拉开“五四”运动大幕？
言及“五四”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然而，梁启超写于1919年7月1日的一封信改变了这一“定论”。
题为“声援五四运动”的这封信笺，写给对“五四”运动有特殊贡献的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在信中写道：“启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对。”在这封百余言的信中，梁启超记录下自己旅欧一年的境遇和心路历程，以及对巴黎和会的看法。“伏望本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合全国智力，谋对外善后，则失马祸福，盖未可知。若长此为意气之争，结果只同归于自杀，国家固已矣。诸公亦何乐焉？”爱国之热忱溢于言表，也可谓是对时任巴黎和会专使诬其为“卖国贼”的迎面痛击。
信中提及的林长民乃林徽因之父，与梁启超为生死至交。早在动笔写这封信数月前，人在欧洲的梁启超已经从秘密渠道了解到和会条约将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转让予日本，于是他立即把相关内容以电报形式告知在国内的林长民，这也直接帮助林长民1919年5月2日在《晨报》上大声疾呼“山东亡矣！”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从汪大燮那里获悉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后，立即返校告知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之后，“五四”大幕迅即开启。
书法进步太快被指代笔
有人认为，梁启超的书法不像康有为那样自成一家，但是他凭着聪颖的天资和刻苦临摹，书法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关于卓如先生练字，在他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
1909年，梁启勋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两封信，端详上面的字体，认为这两封信分别是“孺博代笔之书”和“孟哥代笔书”，这个“孟哥”是康有为的另一位学生麦孟华。梁启超知道这件事后，回信给弟弟说：“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致倩人耶？”意思说，麦孟华不在日本，怎么能给我代笔写信呢？而且咱们哥俩唠点知心嗑儿，怎么能让别人代笔呢？
对于弟弟的误认，梁启超又在信里向弟弟极具成就感地讲述练字成功秘诀：“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吾近日每日必临右军二百字，已非吴下阿蒙矣。”在信的最后，梁启超又调侃道：“弟见我近函，又谓何人代笔耶？”意思说，你看到我最近发的信，又认为是谁代笔的呢？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