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京涛
“意义如何进入到形象之中的?它终结于何处?还有,如果它终结了;那它之外还有什么?这就是我希望通过把形象纳入它所包含的讯息并对其作幽灵般的分析提出来的问题”——罗兰·巴特《图像修辞》
参加“金镜头奖”的评选,适逢“金像奖”桑玉柱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让我对“中国摄影界”愈加失望。庆幸的是我不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而且从来不想加入——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表达方式,我为什么非要给摄影找个组织领导着、约束着?
我提醒自己不能把这种灰暗的情绪带进“金镜头奖”的评选中,因为最起码,我得尊重新闻战线上的摄影人一年来艰苦的付出——不管是为了生存,亦或是为了个人的职业理想。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一天另两个晚上的“视觉轰炸”中,我仔细“浏览”了每一张从屏幕上划过的照片,脑子里盘旋着太多的疑问和想法。
总而言之,这些想法,让人高兴不起来。参赛作品整体水平的低下让我大为吃惊!这种低下体现在价值深度、主题挖掘、视觉表现、图片编辑、视觉道德各个方面。而令我最为忧虑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融汇中西新闻摄影理念,逐步建立却并不完整的视觉价值标准再度模糊与降低。简单记录、缺乏主题、空洞无物、缺乏编辑、文不对题、镜头语言使用不当、下意识的牧歌化倾向、文艺腔、违反视觉禁忌……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问题。假如这种水平是当下中国新闻摄影现状的缩影,如下几个根本性问题就不得不说了。
深度价值与图像道德
去年有两件事儿让我记忆犹新。
第一,人民摄影报牵头在大理摄影节组织的关于新闻摄影的高峰论坛上,鲍昆发言的基调,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新闻摄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同样的强调也出现在他为第六版《美国新闻摄影教程》所写的序言中。作为一位敏锐的摄影理论家,面对急功近利的媒体现状,鲍昆的这种警觉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二,与一位摄影记者聊起“荷赛”,这位在某都市报已经小有名气的记者表示出了他的不屑。我颇不理解。就“荷赛”照片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价值态度和专业水准看,它传达的重量感和理性自觉,尚不是中国新闻摄影可随意斜倪的。
我举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鲍昆有意识的担忧与某些人下意识的倨傲,在这届金镜头奖的参赛作品中相当明显得体现出来,而我们的从业者却相当的懵懂而麻木。
新闻摄影是用来说“事”,表“情”,析“理”的。真正伟大的新闻照片,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还要以情动人,而且,更为要紧的,是超越事件“显性意义”本身,而具有普遍性的“隐性意义”,是对爱恨情仇、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梦想与幻灭、理性与感性这样一些永恒主题生动而具体的视觉诠释。而这也正是新闻摄影有可能作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价值所在,是新闻摄影的尊严所在。
通览参加比赛的照片,我感觉我们的摄影师在这方面努力的自觉意识,就差了很多。大部分的图片,只是对简单事实的泛泛描述,信息的表面化制约了主题的深化,主题的浅慢进一步限制了人性普遍价值的呈现。《〈梦想开始的地方〉蜗居调查》《红河口·祭》均属于这样的作品。作者太重视表象,而对更为深层的意义内涵,挖掘不够——是没有挖掘,还是挖掘能力欠缺?
更有甚者,是用俗套的形式主义,引领“创作”;用外强中干的宣传腔,主导阅读。这样的图片,多以军事题材为主。《鹰击长空》《中国海军首次护航亚丁湾》均属此类。在我的记忆里,这些空泛且嚣张的视觉样式本属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竟然一成不变,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作为深度价值体现不足的极端例证,是一些作品对视觉道德的忽视。比方说组照《地震后遗症》,其中的“映秀镇一位失去眼睛的老人”让我的心脏陡然收紧。我诧异摄影师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缺陷以如此直接的方式暴露在观者面前。《性工作者:疲惫的阿霞》整体上是一组视觉表现有相当水准、采访亦有相当难度的照片,我甚至力挺它获金奖。但我仍然疑惑,“疲惫的阿霞”为什么要暴露主人翁的面孔?“疲惫”是完全可以用明确的形体语言表现出来的啊!《老年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怎么能够把血淋淋的手术现场用特写的方式展示出来?摄影师拍照的时候有“距离”意识吗?摄影师考虑过读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吗?
在我看来,新闻摄影对人性的尊重是要摒弃猎奇与刺激的。新闻摄影中人性的底色,是自然流露的。而这些观念,是应该每时每刻都流淌在摄影记者的血液中的。[NextPage]
我常常对我们的记者说,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最普通的人都会高大起来。可是,怎么回到基本的人性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一个处处充满了权利意识的社会,人性有几斤几两?我不知道在高度商业化的西方,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是如何平衡的?物的价值为什么终究代替不了人的价值?是理性推动的结果?是在你我他相对标准之上还有一个掌握着绝对标准的“上帝”?我没有认真研究过。但是我知道中国古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德底线。当你举起相机的时候,请记住对面就是与你一样的普通人,有尊严,有顾虑,有羞耻。当你认可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的时候,你得清楚你不是自然形态的人,而属于有使命感、有对这个行业保持足够自省能力的一群人。
面—线—点—我
第18届金镜头奖参赛照片中的组照最大的问题,一是主题提炼欠缺火候,二是图片编辑缺位。这两个问题,都是陈烘之议,图片编辑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学科,说起来复杂,暂且不提,我主要说前者。
每一幅照片都要有主题,就像每一篇文章必须有主题一样,这是常识。在《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程》的前言中,在哈罗德·伊文思的《Picture on a page》一书中,作者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条。《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程》谈到拍好照片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主题突出”——这是照片让人印象深刻的前提。伊文思认为,编辑挑选一张照片的理由有三个“Animation”“Relevant Context”“Depth of meaning”。
没有“意义深度”的图片,何以成为新闻照片?
这样一个常识,在组照中竟然问题重重。首先表现在标题中。《我是谁》《飞上天堂》《失重》《和谐》《看客》《香港之吻》……倘若仅看标题不看图片,你能猜到相应的故事是说什么的吗?标题是主题的眼睛,主题不明,标题安得善睐?
然后表现在视觉传达上。表面化、重复、泛泛而谈的比比皆是,比如《手》《吼叫者》《雪袭石家庄》和《隐性警戒线》。而真正切题准确、入题深刻、兼有个人风格的照片,则是少之又少。
而与照片唇齿相依的文字,离具体化、人物化、故事化、戏剧化的要求,亦有不少差距。
我们不妨拿反映“甲流”的两组照片,来剖析一下如何提炼主题。
很显然,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流行病,甲流被附加了除疾病以外的诸多意义,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道德的,等等,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庞杂多元的题材。
但参赛的几组照片大部分都是泛泛而谈,比如《甲流2009》《甲流病房》《甲流来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作者都对题材的认识停留在“甲流”这个“面”上,入题不深。于是所拍摄的照片,无非是关于“甲流”防治常识的视觉再现,其中的情节和瞬间,难以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显得平平无奇。
如何“破题”?破题必须破到“点”上。
《齐鲁晚报》记者郭建政找我商量如何拍摄甲流时,我告诉他,挖掘一个题材,是一个由面到线再到点的思考与深入的过程。就“甲流”而言,面无非是防疫、治疗。那么再深一步是什么?再具体一点是什么?
他问:拍“甲流重症病房”可否?
是的,拍摄甲流重症病房比泛泛拍摄甲流的预防治疗,更具体,更典型,更有可读性。采访拍摄起来,也更容易操作。但是,甲流重症病房仍然不够具体,它只能算是这个题材的一条“线”。在这条线上,有没有更典型的“点”呢?
拍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恐惧有希翼的人,让他成为人类对抗“甲流”的象征!这就靠谱了!
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具体的情节……因为具体,故事就会生动。因为具体,主题也容易深化。因为附加在“甲流”身上的诸多涵义,以及这个人之外所有与“甲流”有关的内容,都成了这个具体的人的丰富背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说,拍一个专题,“切入点”越小越好的原因。[NextPage]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郭建政没有找到这个典型人物,他还是泛泛拍了重症病房中的几个人物,因而这组照片在深度上便差强人意。他的这组照片也参加了比赛,但结果不出我之所料,落选了。
入选的是《六岁男孩的抗“甲”记录》。就我看来,这是就甲流这个题材,破题破得最到位的了。但它最后被评委拆解了。因为作者虽然找到了一个“点”,却在主题提炼与视觉表达上出了问题。主题又落到了俗套的“爱心”上面,10张照片,表现“爱心”的有三张,表现孩子顽皮的也是三张。如此一来,这组照片在内涵深度上大打折扣。假如作者集中围绕着“恐惧”展开拍摄,会怎么样呢?假如照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多一些评价性会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关于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艺术是自然的复制物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也许是公众对图像性质下意识的认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视觉表征的意义,比之文字内涵更容易理解,于是有了“图像是世界通用语言”这样的说辞。但是,图像的意义通常比我们想当然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不管多么忠实的记录,观众的理解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异。
既然如此,在照片的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上,都给了我们评价事实的空间。而通常,一组报道在传达信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传达思想——没有评价,思想如何深化?我认为,一组照片要真正有力量,必须具有内在评价性,必须有“我”这个要素在其中。这些评价,是通过摄影者对题材的选择,对主题的提炼,对图像瞬间的选择,影调的把握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的。历史上,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因为题材的选择而有《劳动者》,尤金·理查兹因为镜头的选择而有《可卡因的真,可卡因的蓝》,马丁·帕尔因为一贯讽喻调侃的批判姿态而有《小世界》……这些大师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对于作品力度的构成,对于个人风格的形成,会起到怎样的作用。镜头感,还是镜头感!
在这次评选中,我看到了太多“学院派”风格的照片,如《沈阳:双胞胎摄影记者拍60对双胞胎庆祝国庆60周年》《心中的地球》《啧口全村福》《没有树阴的鸟巢》等。概括起来说,这种风格的照片是“概念大于事实,形式大于内容”。正如拍摄《抑郁:一个人的世界》的说明文所说的:“这组照片是摄影师本人对于自身抑郁症爆发的影像纪录,把自己这种极端的情绪融入到照片里,借助照相机得以释放和缓解,拍的是虽然是别人,但每一张画面其实都映射的是自己内心无比挣扎的情绪……”这些通常由主观概念出发的照片显然是课堂作业的延续。我认为这正是当下高校摄影教育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败笔之一!
高校不知道如何教导学生怎么拍照片,而我们的新闻摄影实践在语言素养方面又缺乏标准,这不能不造成新闻摄影在视觉表达上的诸多障碍。而对这种专业标准的模糊,业内人士至今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苏珊·桑塔格说“摄影自成语法”,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摄影语言自有其体系。新闻摄影语言的娴熟使用,最终体现在“镜头感”上。取景框的使用、景深的控制、拍摄高度的选择,最终决定一张照片的视觉效果和视觉评价,是记者视觉素养的直接体现。
但是,我们“目前的视觉素养教育还仅仅局限在电视素养教育,或者以审美为目的展开的视觉素养教育,而对于视觉语言与文字语言的区别,视觉语言自身的表意特点,视觉语言如何传递信息,在这些方面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规范的相关教育体系。”(任悦《视觉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周邓燕曾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避免用文字的思维方式理解图片。2,了解中国人的读图习惯。3,系统学习视觉语言。4,传媒视觉规律的研究与教学至今仍是空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西方绘画200多年严肃、严谨、理性、极致的语言探索过程,我们都知道绘画语言作为艺术本体重要构成部分的不可轻忽,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认识到,新闻摄影的真正专业化,首先是自身艺术语言的“纯粹化”。扯远一点,如果摄影自身的语言体系严谨而明晰,那些拿起相机没几天的官员、商人如何就敢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摄影家”并获得什么“金像奖”?
该提一口气了
到了必须重提新闻摄影自身尊严的时候了!
这次评选中隐约透露出来的颓势坚定了我的判断:当下新闻摄影的处境并不乐观。首先,必须警惕媒体成为新闻摄影的掠夺者。媒体其实一直扮演着新闻摄影的庇护者与掠夺者的双重角色。有什么样的媒体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新闻摄影水平。上个世纪美国《LIFE》杂志曾将新闻摄影推向高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在任何时候都是新闻摄影的支持者。它同时扮演的掠夺者的角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NextPage]
对此,我们的前辈卡迪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都曾保持着相当的警醒。尤金·史密斯甚至三次以辞职抗议《LIFE》对他的照片不合理的使用。
我们的媒体又如何呢?
1,在媒体作为社会良知的监督属性和政治制衡力量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在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社会中,一家媒体成败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利润。因此,媒体也正在把包括新闻摄影在内的传播手段,异化为谋取最大利润的工具。物力成本与人力成本的控制让新闻摄影很大程度上沦为对简单事实的记录,让新闻摄影记者成为“摄影民工”,从而削弱了新闻摄影的主体性。
2,虽然我们忽悠“图片总监负责制”,忽悠“新闻摄影二次革命”这么多年,但在大部分媒体中新闻摄影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视觉修养普遍不足的文字编辑手中。结果是编辑重视图片的“所指”水平远远大于图片的“能指”水平,新闻摄影的专业诉求难以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
3,以网络和数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平台强势改变着新闻摄影的生态环境,“流媒体(Streaming Media)”与“市民新闻(Citizen News)”向新闻摄影提出命运攸关的严峻挑战。而业内一些人士对“流媒体”的曲解,又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方向。
其次,高等摄影教育水平有限,新闻摄影的专业教育大多付之阙如。第三,在生存面前,在诸多的物质诱惑面前,许多摄影记者只是把新闻摄影当成一种“职业”,而不再有“专业”梦想。许多摄影记者如捷克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所鄙夷的那样,正在把自己的才情一点点出卖,换取可怜的几个银币。
我可能太悲观了。现实也可能并不如我揣度的这样糟糕。但是我得说,作为一个专业,如果丧失了专业性,如果丧失了独立性,终究要丧失它的生命力。无论在纸媒体时代还是在网络媒体时代,亦或是“后网络”媒体时代,摄影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和思想载体,专业性始终是它的价值核心。因为只有专业性强的图像,才能从海量的图像中凸显出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从而体现它的价值。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