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勇
据说，在中国现有民间摄影节中，与平遥摄影节相比，连州摄影节表现出了一贯的学术严肃性和前沿探索精神。没有去过平遥，未知此言是真是假，但今年的连州摄影节，其学术性倒实在是让我开了眼界，无论是著名传播学者、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对于摄影节主题“在场与再现”的精彩阐释，还是学术委员委员会鲍昆对于流媒体技术带来影像呈现转变的关注，抑或艺术总监段煜婷女士关于新媒体时代新闻摄影是否已经终结的严肃讨论，无疑都向人们展示出摄影乃至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们思考的宽度与深度。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文化艺术界心态浮躁的当下，单单是能将问题提出并进行相对认真地探讨乃至会因为学术观念不同面红耳赤拂袖而去，这种现象就足够让我感到必须致敬。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借用杨小彦先生的词：“中国现场”其实异常诡谲，当理论遭遇现实，呈现出的效果常常会比言说者们的精彩论述更加复杂，甚至会与理论初衷截然相反。当笼罩广东数日的阴霾被南下冷空气吹散，巨幅海报上“在场与再现”五个大字在连州文化广场前被阳光笼罩而格外醒目的时候，这种诡谲的效果由此产生。而此种诡谲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今天理论界在社会现实产生效果的写照。
事实上，当唐·麦卡林那个在战争中颤栗的美军士兵成为2009连州摄影展宣传海报主角的时候，这种效果就已经出现：相对于一个月前发生在同一个城市，让不少人提心吊胆的中文网志年会，2009连州摄影展注定是一届各方面都会满意的影像盛会。它异常国际化：请来了罗伯特·普雷斯担任总策展人，让记者们产生了连州是否会成为荷赛预演的美好疑问，而另一位有过留洋经历，致力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的陈卫星对于西方人以及由西方造成的整个人类生存的困惑非常熟悉。于是，在粮仓我看到了无数战争，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亚洲的。我们于是痛恨一切战争。在粮仓，我们顺理成章，都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人道主义者。与此同时，本年度连州摄影展又异常中国。关于这个国家六十年的记忆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一点点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青春与野心（孟昭瑞《新中国记事》），又体会到大历史中精英人物的踌躇满志和日常生活的雅致恬淡境界(铁矛《历史正片》、牛畏予《历史负片》)，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揭开被刻意遗忘的历史一角（袁毅平《四清》）。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安全的偷窥，摄影师的镜头，非常合乎行业规范，合乎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甚至控制我们的观看原则。
此外，2009连州摄影展会也表达了足够多的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区志航尾随着《南方周末》，在每一处可以读懂中国的地方裸露身体做俯卧撑。后来我在流言集散地新浪微博上看到一则小道消息，说几位美女教授在看到《那一刻》之后对创作者身材表达了认可。而蒋志则如上帝般给重庆钉子户两层红砖小楼上面打上一束光。还有汶川地震、垃圾围城、环境污染，这些题材，无论哪一个，也会让观者体会到中国当下生存的脆弱与坚韧。
不过，这次内容丰富又有学术深度，既有现世关怀又有终极追问，既让领导满意又让群众过瘾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情怀且保持了较高水准的摄影展，总感觉缺少些什么。也许，如果我们将本次连州摄影展与几个月前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相比较，缺少的东西似乎就可以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这就是，真正能够影响这块土地的影像的力量。缺乏这股力量，严肃的学术探讨有沦为语词游戏之虞，而展览，则面临着是进入中国文化艺术史还是沦为盛世和谐景观的未知命运。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困境并非影像本身，问题纠结在阐释影像的文字上面，更可以归结到书写文字的阐释者身上。相对于文字，影像有力却脆弱。摄影师的思考最终在影像中凝结，文字却最终决定着影像的效果。在一个更为宏大叙事的层面上，面对异常丰富的表现，阐释者们更应该有一种对于自己使命的清醒认识，一种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切体验，而非陷入自洽的语词游戏以及某些抽象理论的图像演绎。也许，只有做到这些，阐释者们方能够真正掌控展览，在芜杂影像中凸显出一个相对清晰的面目，真正承担起影像与文字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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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即是“理解”。当阐释者们对于中国现场异常陌生的时候，本已经足够震撼的影像会被扭曲，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有可能被过度阐释，甚至，即使获得了阐释者正确的阐释，却因为受众相对不健全的知识背景，使作品价值被受众扭曲。在我看来，本次摄影展评奖中出现的风波原因即在于此。利奥·罗宾芬《伤城》在胡武功看来缺乏震撼力是因为其探讨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很难赢得共鸣，另一方面，作为经历过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广州市民，我在面对王久良《垃圾围城》作品的时候，除了赞叹，却也知道他的拍摄与思考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鲍昆将王久良作品阐释为“现代皮屑”：“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人类开始为了自己不能满足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以后，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是获得了爆发力，因为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器物最终的命运是变成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于是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继续下一轮的垃圾生产。也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鲍老师的这种理解当然正确，但是却没有触及到此问题也许更为关键的层面。当然，我在这里说“争议”，并非说王久良的作品不够优秀，而是怀疑这个略显匆忙的金奖，是否就以为这一影像思考的结束？如是，则实在叫人感觉到遗憾。
阐释的困境同样表现在对区志航的评价上面，在我看来，既然主题是新闻摄影，无论如何应该有一个奖项向新闻摄影致敬。但是区志航的作品属于对于传媒的“再创作”，甚至仅仅是“尾随”而非“发现”，难道后者不才是新闻摄影的价值所在吗？也许，不那么符合“新闻摄影理论概念”的谭伟山，才表达了对事件的真正尊重。
说实话，我有些怀念去年连州摄影展的口号：我的照相机。这个口号挺不学术，却充满了对于中国现实的洞察与智慧，而且，这一绝对民间的口号，避免了学者过于精英的态度，也真正跳出了阐释的困境。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