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培

　　九月的平遥阴雨连绵，已举办到第九届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下称“平遥摄影节”）在热闹了两天后便冷清起来。电瓶车司机小耿一个劲地叫人：“要坐车吗？要坐车吗？”他抱怨说：“今年来的人太少了，少了一半还多。”

　　和平遥今年的冷清相反，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国际摄影节”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副热气腾腾状。它们群雄乱起，有的没出生就夭折了，有的才一岁就不世，有的还在坚持，有的仍在探索。

　　“世界最大摄影展览”的九年

　　2000年，在半个世纪内持续拍摄中国的惟一一位西方摄影大师马克·吕布的侄儿阿兰·朱利安来到了平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中文名叫“朱林”的法国老头延续了舅舅的中国情结，是如今“世界最大”的平遥摄影节的酵母，他说服同样有着“在中国举办国际摄影展”梦想的《人民摄影报》的总编司苏实选定平遥古城，并得到时任平遥所属晋中市市委书记的申维辰的支持。

　　几番波折后，2001年9月，将著名的法国VISA国际摄影节作为直接模仿对象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在匆忙中亮相。马克·吕布动用他在国际摄影界的强大人脉，在“9·11”的背景下，依旧带来了数位顶级人物和很多顶级原作。第一届平遥摄影节是试探性的，混乱的，激情四溢的，但其成功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随后的2002年、2003年，变“节”为“展”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梦幻般地成长着：更多的顶尖大师、更多的国际参展者、更多的游客；在巴黎、米兰和马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自欧莱雅和阿尔卡特的赞助、明星巩俐的亮相。此时的平遥，是政府、摄影师和游客们的多重狂欢场。

　　司苏实说：“后来我们才知道，第一届平遥摄影节已经算得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摄影节了，从会聚的知名摄影师，到展览质量和数量上，都可以这么说。”

　　2003年之后，司苏实和阿兰·朱利安离开了平遥，他们先后去了山西晋城和广东连州，希望寻找一个能支持更专业摄影展的城市。阿兰·朱利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政府对艺术策展方面的干涉太多了。平遥举办摄影节的目的，在艺术上要少一些，在商业上要多一些。所以在后来的作品选择还有整个摄影节的安排上，我和政府的意见不太一样，但遗憾的是，最后我的意见没有赢，商业赢了。”

　　之后，中国摄影家协会替代了《人民摄影报》，一批摄影师不再参加，另一些摄影师又加入。平遥摄影节在2004年的调整后，向着“更大”的方向迈进，据官方数据，参加大展的照片，从最初的数千张，到2007年的破万，直至2009年的两万之多。9年都参加平遥摄影节的《山西晚报》记者刘斌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介绍：“2万张照片意味着，如果一连7天，每天都花5个小时看照片，要看完全部展品，你在每张照片上至多只能停留6.3秒。”参加2009平遥摄影节的波兰籍摄影师拉斐尔·米拉齐则用了“huge”这个词：“照片太多了，我看得头疼。”

　　南方某媒体曾用“泥沙俱下”来评价规模越来越大、水准参差不齐的平遥摄影节。在部分策展人、摄影师的眼中，平遥摄影节九年间划出了一道急促的抛物线，艺术水准从2003年到达峰值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参展作品的泛滥、专业人士的退出、策展水准的下降成为平遥遭受批评的部分，更不妙的是，原本最支持人气的普通游客和参展学生也日渐稀少。负责本届平遥摄影节现场访谈的SOHU新闻中心副主编李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这次现场访谈室采访了十几位参加平遥摄影节的各个层面的专业人士，他们大多都觉得这一届明显冷清了。”

　　2009年平遥摄影节艺术总监张国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目前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建立团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山西资深文化记者则说，平遥9年，没有一个专职人员，每逢摄影节，出动的全部是有正职的摄影协会成员和平遥政府工作人员。“你知道评委看照片是怎么看吗？临时打电话问：‘明天有没有时间来看一组照片啊，费用多少多少……’平遥摄影节上的奖，不到最后一刻，你连谁是评委都不知道。”

　　张国田将平遥复苏的希望放在了今年刚成立的太原新晋商联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我们会和政府互相配合，我们和政府的职能关系必须要好，自己建立的团队必须要好。团队、机制、市场，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平遥＋摄影”的模式

　　“平遥现象”在很多渴望成功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政府眼中是一个经典范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平遥是目前我国展示摄影家作品，供摄影师交流的最成熟的一个平台。”在效益上，平遥摄影节从创办至今的九年间，划出的是一道坚挺的上升直线。

　　平遥县委宣传部2007年曾给出如下数据：平遥摄影节7年来，共有176国次2.2万人次的中外摄影师和贵宾直接注册参加大展，共有842个次的新闻媒体和2310人次的记者聚焦平遥古城；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地举办国际新闻发布会，国内每年6月底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发布中心召开发布会；媒体巨头（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香港凤凰卫视）参与报道；大牌赞助商（先后有阿尔卡特、欧莱雅、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云南红塔、太钢、汾酒集团等）加盟；名人（巩俐、毛阿敏、孙楠、姜文、吴小莉、许戈辉、窦文涛、鞠萍等）纷纷前来站台。[NextPage]

　　人气提升只是表象，最重要的功效来自对地方经济的提升。在平遥摄影节的带动下，2000年至2007年，平遥旅游三项指标（游客人数、门票收入、综合收入）分别增长4.6倍、8.4倍和7.2倍，其综合收入在2007年达到了6.4亿元。在官方最新数据中，2009年，截至8月13日，共接待游客70.33万人，同比增长36.61%，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18.85万人。

　　原本是政府负担的破旧工厂，在做了摄影照片的展区之后也迅速升值，其中原平遥棉织厂车间引资3000万，开建“平遥古城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古城主干道上的一家三进小院，房东1000万都不肯脱手。

　　而作为政府成绩重中之重的招商引资，在摄影大展期间举办的“平遥古城招商洽谈会”也创下响当当的成绩。据官方报道，洽谈会仅在2006年就签约了11个招商项目，签约资金达到了33.4亿元。即便在人气大幅下滑的2008年，也有8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6.29亿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晋中市地方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工作，想上央视的《新闻联播》怎么都上不去。摄影节一搞，每年都会在《新闻联播》中露脸，时间都还不短，每次都是30秒、45秒。”

　　并没有绝对的逻辑联系，但成功打造了“平遥国际摄影节”品牌和“晋商文化”的申维辰，同样划出了一道坚挺的政治上升线。2000年5月任晋中市委书记，同年9月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2001年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1月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或许可以作为呼应的是，连州国际摄影展发起人、艺术总监段煜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连州国际摄影展打出名声之后，连州市主要负责摄影展的领导们都晋升了。”

　　蜂拥而至的“国际摄影节”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为了吸引“同一首歌”走进陕西宝鸡，当地政府备受委屈，折腾3年后才见到导演孟欣，投入的700万只换来在央视的几次播出。和只具有国内品牌效应的《同一首歌》相比，每届投资都控制在300万，每次都能请来国际顶尖摄影大师的平遥摄影节无疑十分划算。在平遥之前，谁都没料想到一个处于艺术与商业、纪实与消费多重交叉地带的边缘文化—摄影，能够带来如此“国际化”的瞩目，衍生出如此超高性价比的政治经济功效，唱出一场场可歌可泣的大戏。

　　平遥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其他有着同样渴望的地方政府。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以来，国内冠名“国际摄影节（展）”的地方项目有80多个，近几年更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复制平遥在2001年的天时、地利、人和。

　　2008沈阳世界报道摄影节就交出了一份尴尬的答卷。一方面，承办方之一的世界级图片社法国伽玛带来了路透、美联、荷赛等来的众多顶尖作品。亲历其中的策展人王溪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如果从参加的机构来说，沈阳摄影节确实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组织的极度混乱同样让他印象深刻：“展览承办方是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管委会，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和意识。展览头一天场地还在更换，展览都开始了照片还没打印出来，‘策展’无从谈起，我只是在可能的位置挂上照片而已”。号称要展示万张照片的摄影节混乱得让很多策展人找不到照片，王溪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了主办方打印出来又无暇顾及的照片山，英国摄影师Platon获荷赛一等奖的作品《普京肖像》被扔在地上，上面有几个脚印。

　　这个号称“世界上唯一与法国三大摄影节联姻互动”的“大型国际摄影文化节庆”自此不再举办。“充分利用摄影这一国际语言为沈阳打造新的国际文化城市名片”的希望和大量前期投入一道化为乌有。

　　更加闹剧化的是2004年武夷山国际摄影节流产的“千人裸体摄影”。在国内尚属敏感的“人体摄影”被挖掘了“讴歌生命，保护自然”的意义，主办方学习平遥“始终坚持和注重媒体的大炒作”的方针，明白到“这种集群性、轰炸式的宣传作用不可估量，很有‘炒作’的味道，但这种炒作炒出了人气，炒出了品牌”。武夷山的确获得了眼球，但他们没有猜中结局。

　　而当地政府强力推动、投资达到八位数、组织细致的2009首届大理国际影会则表现出了极强的凝聚力。影会上万人合唱国歌，群众情绪高涨。一位大理市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说：“摄影节太好了，我们这里风景多好啊，你们来大理总是过个道就去了丽江。摄影节如果能把人留在大理，我们就好了。”

　　政府和市民们的心声是一样的，和第一届平遥摄影节当地政府全员出动一样，大理也动用了很多政府力量。王溪也参与了大理国际影会的策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当时打电话给主办方说‘照片来不及挂了’，不久一批武警就齐刷刷地来了展厅，他们站好位置，按照‘预备，挂’的口令，整齐划一地、瞬间完成了任务。”

　　除去展示摄影，大理国际影会更多展示旅游、洽谈商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理旅游局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作为旅游局，我们有推广任务。很早之前我们就考虑过摄影节，但怕和平遥雷同，一直在找替代项目，谈了很多，好项目难找，最后还是选择了摄影。”[NextPage]

　　“国际化”的闹剧也在同时上演。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很多地方请我去他们的摄影节，我都说，不要因为我去了，你们就叫什么国际摄影节，真正的国际化不是这样的。”在贵州某摄影节上，前来参展的外国留学生被当作外国专家，稀里糊涂地被主办方推上了领奖台。

　　这些仅是部分国产“国际摄影节”的共有症候群，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它们时刻打击、考验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性。而摄影，在只重视当下利益的人们眼里，同“明星”、“文化”、“历史名人”、“古迹”、“孔子、孙子”、“将军”、“关公”、“舍利”等等搭台唱戏的尴尬“噱头”并没什么两样。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