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这位电影天才一生创作了120多出戏剧、50余部电影，他是宫廷牧师之子。先在业余剧团，后在哥特堡、赫尔辛堡以及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担任戏剧导演。是瑞典著名的电影、电视剧两栖的导演，杰出的电影剧作家，现代电影“教父”，“作者电影”最典型、最卓越的代表。

　　在对作品脉络的梳理中，伯格曼在自传《魔灯》中穿插着讲述了他的12段感情和 5 段婚姻。谈及和爱人们的关系，他说：“我们在一起尝试了一切：通奸、越轨、悲伤、阳痿、濒临死亡、不眠之夜……”

　　然而，在书中众多被一笔带过的纷扰恋情中，伯格曼却详细描写了他与一位女记者贡·哈格贝里的恋情始终。因为贡，他离开了第二任妻子埃伦，创作了名作《婚姻生活》。而作为伯格曼唯一一位“不出名”的爱人，我们在网络上竟搜不到一张贡·哈格贝里的相片。

　　左：李安 右：伯格曼

　　“我无路可走，就免不了对她不忠实”

　　我在哥德堡并不快乐。这个城市在很多方面与世隔绝。剧院是一个有限的世界，除了演戏，谁也不谈别的。家里烦乱不堪，充斥着孩子的哭闹、 湿漉漉的衣物、女人的眼泪和醋意，而这往往还有充足的理由。我无路可走，就免不了对她不忠实。

　　埃伦知道我是个骗子。她的绝望是腐蚀性的。她乞求我哪怕只告诉她一次事情真相也好，但我却做不到，事实真相实在难以说清楚。我们之间不争吵时，能共享一种深厚的互相怜惜、互相谅解的感情。

　　埃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强有力的朋友。只要境遇能稍稍好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快活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对自己实在太无知，以为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抱怨，对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从未表示过遗憾。我们相互束缚着一起挣扎，而且正在一起下沉。

　　年轻时的伯格曼

　　（到法国后）我完全与世隔绝，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与任何人交往。每天晚上我都喝得烂醉，得让房东太太扶我上床睡觉，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很为我的酗酒习惯担心。然而，每天早上 9 点钟，我一定准时坐在写字台前专心写剧本，宿醉有助于强化我的创造力。

　　我开始和埃伦小心翼翼地通信，那些信充满柔情。我们那充满痛苦折磨的婚姻有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此影响下，我把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描绘成美丽和忠诚的化身，她有智慧、有人性的尊严。反之，男主人公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庸才，既不诚实，又爱夸大其辞和撒谎骗人。

　　有一位俄裔美国女画家在羞怯而热烈地追求我。她体格健壮，身材匀称，像一位阿玛宗女战士，双唇甜美，皮肤黝黑，眼睛如星星一般明亮，释放着不羁的性感。我忠实于自己的婚姻，这使我和画家两人都受到激励。她画画，我写作，两个寂寞之人竟然出乎意料地凑在一起从事创作。

　　（回家后）我和埃伦的复合很匆忙，也不完全成功。我醋意大发，因为我发现埃伦和一个女同性恋艺术家搞在一起，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

　　“我们决定分头去巴黎，然后秘密相聚”

　　电影的外景地在赫尔辛堡，8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市政厅拍摄男女主人公举行婚礼那场戏。我和埃伦几年前就是在这里结的婚。

　　26岁的伯格曼工作过的赫尔辛堡城市剧院

　　《电影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来采访我们做特写报道。这家周刊漂亮迷人的主编古尼拉·霍尔格给了我们这个荣誉。她还带来一位同事，名叫贡·哈格贝里。我们的管理者，也就是我本人，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一方面被这位主编吸引，于是从这部电影本就不多的经费中搜刮出一些，邀请她们在大饭店吃晚饭。

　　晚餐后，我和贡去海湾边散步。那是一个无风的温暖夜晚。我们兴奋地相互亲吻，漫不经心地约定，等拍摄转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再相会。当这位《电影新闻》的记者走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

　　我8月中旬回到家里。贡打电话约我一起去卡特林饭店吃晚饭，然后去看电影。我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事情发展得很快。接下来的周末我和贡去了特鲁萨，登记住进旅馆，上床，然后一直在那里待到星期一早上。我们决定分头去巴黎，然后秘密相聚。

　　我回到哥德堡准备和妻子埃伦谈谈。夜深了，她已上床睡觉。我突然回家，她感到很高兴。我穿着风衣，坐在床边，告诉她所有的一切。 具体细节怎样，有兴趣的人可参考我的影片《婚姻生活》的第三部分。

　　《婚姻生活》 （1973年）

　　唯一不同的是对情人葆拉的描述。贡更像是她的反面，长得漂亮高挑，体格健美，有一双充满热情的蓝眼睛。她喜欢大笑，嘴唇性感，豁达开通，骄傲而正直，具有女人特有的力量，但又是一个梦游者。

　　她不了解自己，对此缺乏兴趣，却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生活，不加防备也没有要求，真心相对，无所畏惧。她患有胃溃疡，时常发作，但她对此也不在意；只要几天不喝咖啡，服用一些药，转眼就好了。她和丈夫关系很糟，却不以为然。她觉得任何婚姻都迟早会变得乏味，最后只剩下一点性关系而 已。至于重复而来的焦虑梦境，也并未引起她的注意；也许是吃的东西不对劲，或者是喝酒太多。总之，人生对她是实际和伟大的。她的魅力难以抗拒。

　　“我对婚姻的背叛，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爱情撕碎了我们的心，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949 年 9 月 1 日清晨，我们离开了瑞典，中午到达巴黎。我们住进圣安娜街一家著名的家庭旅馆，这条狭窄的街道通向歌剧院大道。旅馆的房间是长方形的，像一具棺材，床不是并排摆放，而是床头对床头。窗外是一个狭窄的庭院。把头伸出去，能看见六层楼顶上那块赤日炎炎的天空。庭院中空气阴冷潮湿，散发着霉味儿。沥青墙上有一些窗户，好让光线照进旅馆厨房，可以看见厨房里有许多戴白帽子的人像蛆一样蠕动；从那深渊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恶臭和炒菜的气味。有关更详尽的细节，请参照《沉默》一片中那对情人的房间。

　　《沉默》（1963年）

　　我和贡坐在床上，我们感到疲惫和恐惧。我马上意识到，我对婚姻的背叛受到了上帝的惩罚。那残忍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意外地回家，埃伦是多么高兴，她微笑起来。那些画面反复重现，至今难以忘怀。

　　第二天早上，贡用法语跟那位全能的旅馆门房商量，希望能够换房间，她塞了一张一万法郎的钞票作为交换条件（那时十克朗可以兑换一千法郎）。于是，我们马上换了一个临街的舒适房间，盥洗室宽敞得像个教堂，有彩色玻璃窗，地板中装有暖气管，洗手池也很大。同时，我在顶层租了一个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写字台、一张吱吱作响的床、一个坐浴盆，还能看到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美丽的巴黎全景。

　　我们在巴黎逗留了三个月，从各方面看，在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中，这都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时间。

　　1949 年夏季，我度过了三十一岁生日。迄今为止，我都努力地工作，投入地从事我的专业。因此在温和的秋天来到巴黎，对我无疑是一种解脱。爱需要时间和机会才能孕育。在这里，我总算能够排除一切障碍自由地呼吸。

　　1949 年的伯格曼（右）

　　然而，我对埃伦和孩子的背叛，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永远深深地刺痛我的心灵。有几个月光阴，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胆行为滋生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真实，因此极其珍贵，尽管为了这一趟巴黎之行，我最终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家里的来信并不令人鼓舞。埃伦在信中提到孩子病了，她自己手上和脚上都得了湿疹，还不断掉头发。我离开时曾留给她一大笔钱，她在信中抱怨钱几乎用完了。

　　贡的丈夫匆忙地提前赶回斯德哥尔摩，他的家人请了一名律师，扬言要提出法律诉讼，因为他的家庭财产有一部分在贡的名下。几乎任何事都打扰不了我们，丰盛的印象与经验在我们的头脑中流动。

　　一天晚上，我们去雅典娜剧院观摩让·季洛杜为路易·茹韦创作的一出戏，竟碰上了埃伦，她就坐在我的斜对面。她转过头来向我们微笑，我和贡马上逃走了。

　　几天后，一位穿淡蓝色西服、系红领带的律师来找我们，他是贡的亲戚派遣而来劝她回家的。他们中午在一起吃午饭。我站在旅馆房间的窗口，看着他们并肩走出圣安妮街，贡穿着高跟鞋，几乎比那位爱装腔作势的小个子律师高出一个头。她那薄薄的黑衣紧裹着她的臀部，一只手不断抚弄着她那淡灰色的短发。

　　我以为她不会回来了。她晚上回来的时候，显得既烦恼又紧张。我气极了，发狂般地反复问：“你和那律师睡觉了？你和他睡觉了？承认你和他睡觉了。你自然和他睡觉了。”

　　恐惧很快就会创造出它所恐惧的。

　　
　　“我现在要负担三个家庭的生活了”

　　12月寒冷的一天，我们住进了斯德哥尔摩海滨路的一家旅馆。我们不能睡同一个房间，因为这违反瑞典旅馆管理法规。

　　孩子被夺走的威胁立即瓦解了贡。贡回到利丁岛的家和正想方设法报复她的丈夫那里。我则回到哥德堡，履行合同，排演最后一部戏。

　　我们不能见面，不能通话，也不能写信。任何接触都会加剧孩子被带离开贡身边的危险。在当时，法律对“私奔”母亲的制裁是相当严厉的。

　　我设法弄到一个小公寓（仍是租借的），带着四张唱片、几件脏内衣和 一个破茶杯的家当搬了进去。在这段悲伤的时间里，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叫《夏日插曲》，同时写了另外一部影片和戏剧剧本的提纲，但后来弄丢了。这时电影界有一些传闻，说所有电影拍摄都将停止，以抗议政府征收娱乐税。对我来说，不拍电影就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我还要负担两个家庭的生活呢。

伯格曼工作照

　　
　　圣诞节后的一天，贡搬出了她受尽屈辱的家，拒绝再服从男人的控制。我们出高价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四个房间的公寓。它正好坐落在一幢可爱而古老的奥斯特玛尔姆区住宅的顶层，贡的两个小男孩和那位芬兰保姆也一起搬来了。

　　贡没有工作，我现在要负担三个家庭的生活了。

　　随后所发生的事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贡怀孕了。夏末，所有的电影制作都已停止。我被瑞典电影公司解雇，去了洛伦斯·马尔姆斯泰特新开的剧院当艺术指导，但两台戏失败后，我又被解雇了。

　　一个秋夜，贡的丈夫打电话来，表示离婚的事情可以和解，不必诉诸法律。他要求和贡单独见面。达成协议后一起去找律师，起草一个法律协议。

　　我不准贡单独去见他，但她坚持要去。她觉得丈夫在电话中说话温和顺从，还带点哭腔。晚饭以后，她丈夫开车来接她。她直到凌晨四点才回来，面色冷漠，说话闪烁其词。她想去睡觉了，本来我们可以等第二天或以后慢慢再谈，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非问清楚不可。她这才告诉我，她丈夫开车载她到小扬森林，然后强奸了她。我离开公寓，在大街上游荡。

　　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被强奸这个事实大概可以确定，但也可能是屈从了暴力行为：如果你和我睡觉，孩子就归你。

　　我简直难以想象发生的一切。贡已怀孕四个月。我表现得像一个爱妒忌的孩子。她被孤独地抛在一边。心灵中像放映电影，声音和光影反复闪现，挥之不去，留下的印象异常清晰，永难磨灭。只有自己的洞察力毫不留情地深入，探寻真相。

　　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失去了携手共同度过危机的良机。最后的结局已确确实实开始了，尽管我们都不顾一切地企图和解。

　　法庭诉讼本要继续进行。但就在同一天早上，当贡的律师威胁要把她丈夫的财产状况公之于众时，诉讼又撤销了。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离婚办得相当顺利，经过令人羞辱的调查后，根据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建议，贡最终获得了小孩的监护权。

　　这场戏剧性的事件结束了。但我和贡之间的爱情已有裂痕，鲜血淋淋， 几乎无法弥补，而经济上的压力更是咄咄逼人。

　　没有钱，没有电影可拍，每个月必须要有一大笔钱才能维持两个前妻和五个孩子的生活。有时慢了一两天付赡养费，一个愤怒的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官员就会来找麻烦，并指责我的放荡生活。每次去哥德堡的家中，开始还会客套一番，走的时候总是恶言相向，拳打脚踢，同时还夹带着孩子们的哭声。

　　伯格曼与其儿子

　　我最后只好低声下气地求瑞典电影公司借一笔钱。钱是借到了但同时签了一个合同，用五部电影来抵押，我只能得到正常的剧本和导演费三分之二的报酬。并且，我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借款，连本带息，从公司给我的总收入中自动扣除。我暂时解决了经济上的危机，但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将束手束脚地度过。

　　我们的儿子是在 1951 年 4 月底的沃普尔吉斯夜诞生的。为了促进宫缩，我们喝了香槟，然后开着一部破旧的福特汽车沿着多丘的拉都戈兰公园兜风。之后，我把贡留给了助产士，被从病房里赶了出来，我独自回到家里，喝得烂醉，把旧玩具火车拿出来，一个人默默地专心玩了起来，直到不知不觉躺在地板上睡着。

　　“她是我许多影片中女人的原型”

　　拍摄电影的禁令终于结束。贡在一家晚报找到了代理新闻记者兼翻译的工作。我马上要连拍两部电影，一部是《女人的期待》，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另一部是《莫妮卡在夏天》，根据佩尔·安德斯·福格尔斯特伦的小说改编。

　　我在斯卡拉剧院的一出滑稽剧里，发现了一位穿渔网长袜和袒胸低领女装的动人的年轻女演员，就选她来演影片女主角莫妮卡。她的名字叫哈里特·安德森。她拍过一些电影，已和一位年轻演员订了婚。7 月底，我们去外海群岛拍摄外景。

　　哈里特·安德森在拍摄《不良少女莫妮卡》时的工作照（1952 年）

　　我顿感轻松愉快。所有职业上、经济上和婚姻上的问题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外景地过着相当舒适的户外生活，白天工作，夜晚休息，黎明清新无比，天气各有千秋。昼长夜短，睡眠无梦。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工作，我们把拍摄的胶片送回去冲洗，由于机器有毛病，几千米胶片几乎都要重拍。我们都装出十分懊恼伤心的样子，但心里却暗暗高兴，这样可在岛上多停留一些时候。

　　电影工作是一种极为色情的行当：演员之间都坦诚相待，彼此间暴露无遗。在摄影机镜头前面，所有的亲昵、忠贞、相互依赖、情爱、自信和可靠性都变成一种温情脉脉、也许是虚幻的安全感。那种张力，那种紧张气氛的缓和，同舟共济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欢时刻之后，随即而来的反高潮：气氛不可避免地涨满欲望。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终究有一天摄影机将停止转动，灯光也会熄灭。

　　从拍《莫妮卡在夏天》开始，我和哈里特·安德森合作了好多年。她是一个异常坚强但情感又很脆弱的女人，天赋里有一股勃发的才气。她在摄影机前面显得自然而性感。同时，她的表演技巧也是极为出色的，能像闪电一样，从最强烈的情感转换到冷静的情感；她的幽默感很有分寸，悠然自如，但从不玩世不恭。她很可爱，多年来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结束岛上奇遇回来后，我告诉贡发生的一切，并要求分居几个月。因为我和哈丽雅特都明白，我们俩的关系只能维持在有限的时间内。贡大发雷霆，要我去死。我对她的狂怒大为震惊，以前从没有见过她发这么大的脾气，对此，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我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再次回到我的单间公寓。

　　英格玛·伯格曼在1940年代

　　几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既不生气，也不埋怨。我和贡离婚后，她开始学斯拉夫语，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的翻译技巧变得更加精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逐步创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包括朋友、情人以及出国旅行。我们充满重逢的喜悦，但这感情也很自私。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的儿子变得痛苦又嫉妒。

　　贡死于一次交通事故，我和儿子小英格玛计划一起参加她的丧礼。预先我们约在戈列尔图勒大街我的单间公寓见面。他那时十九岁，长得高大英俊，个子比我还高，在此以前，我们已好几年未见面。那天他穿了一套很小的西装，是向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借的。

　　我们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儿，但事与愿违。他问我有没有针线，因为他要缝一颗纽扣。我找出针线给他。然后我们在窗前对坐着，小英格玛低头缝着纽扣，厚厚的金发垂在额前，强壮有力的手正忙着缝纽扣。他偶尔会局促地吸吸鼻子。他长得很像他祖父学生时代一张照片里的样子，同样深蓝的眼睛，同样颜色的头发，同样的额头和敏感的嘴。同样冷淡的伯格曼标记 :不要碰我，不要接近我，不要抓住我，我是伯格曼，看在上帝的分上，离我远一点。

　　我笨拙地想跟他谈一点关于他母亲的事情，但他马上流露出一副很轻蔑的姿态。当我坚持要谈时，他突然用蔑视的神情盯着我，我只好住嘴。

　　《夏夜的微笑》中，埃娃·达赫伯克饰演的德西蕾·阿姆菲尔特

　　贡是我许多影片中女人的原型，如《女人的期待》中的卡琳·洛贝柳斯，《小丑之夜》中的阿格达，《爱的一课》中的玛丽安娜，《秋日之旅》中的苏珊，《夏夜的微笑》中的德西蕾·阿姆菲尔特。

　　在无与伦比的埃娃·达赫伯克身上，我找到了贡的诠释者。这两个女人都能成功地把我隐晦的文本变为现实，由此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女性精神，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