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在戛纳电影节的时候电话突然响起。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王家卫的声音，我有一点吃惊，因为上次和他见面已经是2013年，在洛杉矶宣传《一代宗师》时候的事了。他从香港打来电话，说想要问我一个问题。他在考虑和Rizzoli（着名时尚界出版社）合作写一本关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书，需要合适的人来执笔。问我有没有推荐的作者。
我知道王家卫一向委婉，心想是不是在问我。我试探性地主动请缨，他立马就答应了。他说，“毕竟我们相识已久了”。
这倒是实话，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当时昆汀塔伦迪诺撺掇了一场宴会来庆祝《重庆森林》的发行。对于香港来说，重庆森林的意义就像新浪潮对巴黎的意义一样重大。我一晚上都坐在王家卫对面，当时他是个格外时髦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晚上，而且是室内，戴着太阳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副太阳镜就是他的标志：戴上的时候，他就是导演王家卫。
那顿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扯淡和聊电影，还要尽量不显示已经习惯了昆汀那种没边的无厘头。吃晚饭之后，王家卫问他同事“你看他”，说我呢这是，“像不像白人版本的谭家明？”，谭是一个知名香港导演，虽然没见过本人，对他的作品我却早有耳闻。不得不承认，我俩长得还真有几分相似。
就这样，因为王家卫觉得我像谭家明，多少让我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几个月之后的某个电影节，我听到一个声音喊了一声，“谭家明”，之后我和王家卫就去喝了一杯，从此就成了我刚才说的旧相识了。
之后每隔几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釜山，好莱坞还是多伦多，我和王家卫总是要坐下来一起吃顿饭，侃上个把小时。从马丁斯科塞斯聊到中国名人的八卦，再说到洛杉矶的饭店关门越来越早，让王家卫这种夜猫子多少有些不适。聊着聊着，他就把墨镜摘下来了。
当他发新片的时候总会来问问我的看法，我都会直抒己见。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戛纳我细数了我所发现《春光乍泄》的种种不足：剪辑节奏太快，影片风格盖过了演员的表演等等。更清楚地记得的是，王家卫就那么平静地听着我的批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的那些批判实际上都是由于我对影片的误读，他却没有丝毫辩解。后来，《春光乍泄》得了戛纳的最佳导演奖。我回到美国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唏嘘不已。
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持续了二十多年，更美妙的是，二十年来我们的对话中间没有出现过录音笔，也就是说，我们从没有做过一次正式的采访，更不必提写书这种大事了。然而现在，我们却在筹划一本《WKW》（全名为WKW:The Cinema of Wong KarWai），不仅听起来特别权威，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的计划是在15年的5月4号，也就是要赶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镜花水月中国风”展览开展之前成稿，王家卫担任了这次大展的艺术指导。我们得抓点紧了，时间只有…几个月而已。
时不我待，我在2014年八月就飞去香港开始采访王家卫。让我没预料到的是，王家卫真的是拖延界的博尔特。他的电影是出了名的拍摄漫长，还总是推迟上映。他也不讳言自己确实是这样，没有一把枪指着就很难开始认真做一件事。也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他才能够真正地聚精会神，让最好的自己开始展现。在这样的他出现之前，我俩在他的电影公司晃荡了两天，当时泽东影视在铜锣湾的办公室正面临拆迁，不过还好王家卫的办公室还是完整的，挤满了各种中英文书籍的书架，还有整齐码放着的，完成和未完成的剧本。
和往常一样，王家卫热忱又幽默，算得上一个绝佳的伙伴。他是那种，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有那种让人容易对他感到好奇的特质。我们大致讨论了一下书里要写点什么，然后就去王家卫钟情的，位于铜锣湾路的classified（着名西餐厅）吃午饭去了。那里的咖啡倒是非常好，只是我一边喝着一边有些焦虑，因为什么进展都没有。每当我提议做个采访的时候，他就笑着说，“晚点再说啦”。
但王家卫有着他做事的方法。第三天我们和他夫人一同坐上了一辆汽车，王家卫便开始向我展现他的电影世界了。
开始是在九龙尖沙咀的诺士佛台，王家卫在这里长大。这曾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充斥着像他父母一样新来的上海移民，电影演员，作家，娼妓，裁缝，习武之人，来自印度的小店伙计还有菲律宾的歌手。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精致夜生活的代名词。王家卫的旧居，也变成了一家叫做PapaRazzi的意大利餐厅（意为狗仔队），默默地向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导演的王家卫点头致意。不过，这里对他来说仍旧充满了奇妙的回忆，影响着他几乎每一部作品。谈起诺士佛台，王家卫眼里有光。
之后，我们去了重庆大厦，在《重庆森林》里化为不朽的那个热闹的多层建筑，像个多种文化交错着的集市。我们吃着小店里的咖喱角，王家卫告诉我，时常被他描述成水手形象的父亲，曾经在这重庆大厦里，经营着全香港最大的夜总会。然后他又领我前去拜访他写就几乎所有早期作品剧本的地方，一个经营在在地下室的隐秘咖啡馆，他却懊恼地发现，物是人非，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打折首饰店。
最后我们在金雀餐厅吃了晚餐，一家氛围盖过食物本身的饭店，也是他最受喜爱的电影《花样年华》的取景地之一。《2046》中的章子怡也在这里有一幕戏。王家卫本想让我尝尝这里的特色菜式“鱼翅罗宋汤”，幸好卖光了，让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拿出了录音笔，当王家卫嘟哝着“晚些嘛”的时候，我转向采访了他的妻子。虽然王家卫一直都被人们认为不够浪漫，他和夫人陈以靳，自他们在卖牛仔裤时候认识算起，已经走过将近四十年的风雨。王家卫算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但也会担心自己在电影上花了太多时间会疏远她和儿子。他极力保护他在伯克利读书的儿子的隐私，从不会在湾区参加任何大型活动。
直到我在香港的最后一晚，才算是做了一场采访。我们坐在朱丽叶酒吧，王家卫和他的伙伴常坐的角落的那张桌子。我问起他的第一部作品《旺角卡门》，王家卫这才娓娓道来了关于香港，帮派电影，还有和刘德华，张曼玉一起工作的故事。这次谈话很是彻底。即使王家卫对艺术和生活都是那么的谨慎和小心，还是吐露了很多之前未曾讲过的心声。话虽如此，我们还有十部电影没有聊过，更不必说了解他的生活了，怎么可能写的出一本书来？
在我飞回洛杉矶的路上，体会到了那种参与王家卫电影漫长拍摄和制作的感受：你就在那里等啊等，等他拿主意，盼着这种日子到头。
十月末的时候，我回到了香港，住在了王家卫位于数码港的新办公室附近，一家有着未来风设计的酒店，出了名的高科技的疏离感，还有飘忽的Wi-Fi。这次王家卫也感受得到时间的紧迫了，非常专注地和我进行了三十个小时的采访，无话不谈，从童年到家族历史，还讲到了《阿飞正传》灾难一般的首映式，和结束放映之后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他的尴尬。
采访期间，他带我品尝了广式的白肺汤，并津津乐道我对传统中餐的喜爱。也安排了我采访他的女制片人彭绮华，还有贯穿了王家卫电影里服装，发型，化妆直到剪辑的张叔平，一个才华横溢的家伙。
这次我回家之后，觉得可以给这本书定一个截稿日期了。我真是太天真了。当我在截稿日12月10号，打电话给泽东电影确认他们已经提交了终稿的时候，收到了他的“小弟”王维杰的答复，告诉我出了点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王家卫不确定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虽然我本不应该太吃惊，还是噎着了。
“他在开始之前不就应该想清楚了吗？”
王维杰回答说，“别担心，他对电影也是这样的，这是他工作方式的一部分。”
这点确实不可辨驳，尤其是这本书是关于王家卫，又不是关于我。另外，当你发现传说中的拖延症患者有点迟到的时候，又怎么会去介意呢？我们无限期地推迟了出版日期，我也开始觉得这本书可能永远无法面市了。毕竟，王家卫的脑海中永远都在酝酿着无限的可能性，就像他在1994《东邪西毒》上映十多年之后，又重新剪辑和发布了它的另一个版本。
就像他对待那部电影一样，王家卫开始对采访文稿一遍又一遍的打磨，并每隔一段时间发来他们的修订版，以确认和我写稿时的原意一致。渐渐地，我感受到，正是他那中国人特有的沉默寡言让他得以剔除那些我粗放的美式叨逼叨中不愿删去的部分。他还指出，有时我的一句玩笑话可能会在中国给一个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六个月后，2015的五月，当我们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相遇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完成最后的修订工作。他和张叔平两人，整晚都在料理着“镜花水月中国风”展览的前前后后。那个晚上，我一直在边上观察着他们为了调整投影画面八分之一英寸的距离而校正着投影仪，细微地调整着每个房间的音乐响度。看着他们这样的举动，我更能理解为什么王家卫没可能在原定日期出版这本书。因为总有把事情做得更完美的余地。
最后的最后，王家卫亲自宣布《WKW》的修订工作，差强人意地完成了。就像Norman预测的那样，王家卫也有了一个向世界讲述这些，未曾说过的故事的理由，就是以本书向儿子解释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生活。
对我而言，从我一开始答应参与《WKW》的创作，我的一个好朋友，同时也是王家卫的影迷，就开玩笑说道，“到最后可不要开始恨他啊”，我现在才发现她并没有跟我开玩笑。她提醒了我，讲道理的话，当影评人太过接近导演，尤其是大导演的时候，时常会有种幻灭的感觉，或者更糟糕。
我能很高兴地说，这事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上一次见到王家卫是在好莱坞的四季酒店，当时他来处理他参与创作的美国影视剧的相关事宜。我们把这本书和关于采访的一切抛在脑后，好好放松了一下。他问到了斯科塞斯的《沉默》什么时候会上映，我也问了他章子怡的近况。
最后我们约定下次见面也许会去韩国城吃一顿，就像香港一样，那里一直灯火通明，直到第二天早上。
译者注：作者长得确实有点像谭家明
作者惦记着章子怡是因为他和章子怡一起出席了在希腊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哈哈哈
文中提到的《WKW》于4.19日出版，目前未有官方中译名，便保留了其原名简称
初次尝试翻译，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编辑：纪晨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