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描写他的母亲，是个标准的上海名媛：每天12点起床洗头，做头；旗袍穿得窄紧；心情好的时候，自己画纸样设计衣服；薄纱的睡衣领口，配了皮草；家里穿的拖鞋，夹了孔雀毛。蔡康永像看客一般，望着自己的母亲靠在墙边抽烟，眼光飘忽阳台外——他用了一个词：艳丽。

　　“艳丽”一词对于爱穿旗袍的民国大家闺秀委实准确，但也只说出了一方面。

　　民国的“名媛”有着诸多相似点：拥有丰厚的物质、拿得出手的才艺、高尚的社交、未必美满但肯定震撼的婚姻、不必太操心的孩子。她们小心翼翼地维护每一样，把日子过得精致。大时代影响了这些人各自的命运轨迹，但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所受的教育和被爱着长大的经历，赋予的不仅是讲究的生活习惯，还有不为人左右的个性抑或泰然处之的心态。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严幼韵：穿了一辈子高跟鞋，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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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已111岁的严幼韵生于天津，她是复旦大学的第一批女生。也是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校园的复旦校花。

　　严幼韵当时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很多男生每天站在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

　　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是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这段婚姻让她直接卷入了太平洋战争。

　　1938年，杨光泩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马尼拉，1942年4月杨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与七名外交官一起被枪杀。严幼韵命运骤变。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艰难度日。

　　她卖掉了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

　　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严幼韵的旗袍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 ，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工作到65岁退休。

　　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与孙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问：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

唐瑛：用LV的民国时尚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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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如果还有哪个女人因为衣服而出名，除了张爱玲便是唐瑛了。如果说张爱玲的讲究与标致是一个人的华丽，唐瑛则是老上海的时装ICON。

　　1903年，唐瑛出生在上海一个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专给当时的高门巨族看病，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

　　唐家笃信基督，重视培养女性。当时唐瑛就读的中西女塾是宋家三姐妹的母校，也是张爱玲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的前身。这所完全西化的女校以贵族化的风格培养学生成为出色的沙龙女主人。她学习舞蹈、英文、戏曲。在卡尔等大剧院唐瑛用英语演出了京剧《王宝钏》。

　　唐瑛穿衣非常考究和前卫。选用CHANNELNO.5香水、HANNEL香水袋、FERREGAMO皮鞋、CD口红、CELINE衣服和LV手袋。

　　她去逛鸿翔百货，去逛一切能给她服装灵感的地方，她从不买，只是默默记下样式，回家讲与裁缝听，重新设计。所以她的衣服别致前卫，形成风格“唐瑛款”。

　　1927年，唐瑛和陆小曼在上海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合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她和陆小曼亲自为公司形象代言。当时她们称公司为美术服装公司，采取的是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其宗旨是在“新”而不在“贵”。

　　唐瑛亲自在店内为顾客试穿新衣(相当于巴黎高级时装店的专业模特)，还重金聘请了从法、日学习美术回来的江小鹣为设计师。

　　唐瑛和陆小曼给上海的时尚生活带来一场变革。穿云裳时装在那时成为时髦女性的一大追求。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

　　唐瑛一生穿着别致，即使七十年代时她从海外回上海探亲，六十多岁还依旧着一身葱绿旗袍，未见老妇人的龙钟疲态，处处透着长年优渥生活淬出来的精雅韵致。

　　晚年的她生活淡然知足。她带孙子们看戏、看电影，回来吃她自己做的点心。

　　1986年，她在纽约的寓所里静静离世。在她的手边，有一个直通儿子房间的电铃，但她从未碰过。她也没有用保姆，自己把一切打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一脸从容。

郑念：如古瓷般美丽，却比钢铁还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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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念，本名姚念媛，她出生在北洋政府的高官家庭，天生名媛。从燕京大学毕业后，郑念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在此期间，她认识了丈夫郑康琪。两人在澳大利亚驻留时生下女儿郑梅萍。

　　在文革期间，因郑念早年在英国留学与为英资企业工作的经历，她被误判为“英国间谍”，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六年多。

　　初入狱时，看见布满灰尘的床铺她惊讶竟有如此肮脏之所，但她没抱怨，只是开始一件件打理起来。她把原本不多的米饭每顿留一些当浆糊用，然后将手纸一张张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这样被褥不会被墙上尘土弄脏；她借扫帚打扫屋内，借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给储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等。

　　遭受严刑拷打时，她不作一声。有人劝她忍受不了就喊出来，她说我发不出那样的嚎叫声。

　　双手被特制手铐勒得血肉模糊，每次如厕拉裤链时痛如刀割，也不愿随意系扣，万一让看守员忽然来临看见自己起身会露出来的内裤。

　　拒绝在有犯罪分子的纸上签字，反而在下面加上一行，一个无辜的人，再签名。

　　熟读《毛选》，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入和仔细地钻研，在与审讯和看守人员相对持时，以毛主席的话，来进行申诉与反驳，却无人能与她抗衡。

　　在身体状况差到不行，难以支撑站立时，担心自己因为神志不清而让造反派有机可乘，甚至自己编了一个运动操，恢复清醒状态。

　　更年期身体大量出血，被诊断为子宫癌，看守所准备放出她，理由是“身体不适”。她宁愿不离开，坚持要迫害她的人承认她是被冤枉的，然后无罪释放，并向她道歉。

　　在看守所，猜到女儿的死讯，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出狱后一直调查女儿死因。

　　1980年，郑念去了美国，再也未回到中国。在美国她写了英文传记《上海生死劫》（英文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在书里，她没有咆哮，只是用冷静与理智，去平衡自己的情绪和心。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时，已经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

　　很上海。

郭婉莹：那些劳动，助于我保持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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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婉莹，又名黛西，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黛西在伦敦生长，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文。

　　6岁那年，其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

　　无论是做出门有防弹车和保镖的四小姐时还是文革中，家里所有东西悉数充工，结婚礼服都不剩下时，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

　　1957年，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关进监狱。她的家产被一一没收，同时她要求替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她也因“资本家”身份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那里，她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她也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文革前夕，她从农场被调回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教英文，但批斗之风已经开始，学校听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郭婉莹的罪行。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坚持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

　　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子女都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孔令仪：“下午茶”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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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龄与外国友人聊天，最左边为孔家长女孔令仪。

　　孔令仪人称“孔大小姐”，她出生在山西，是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妇最疼爱的女儿。

　　她学习英文，法文，钢琴，骑马等大家闺秀标配。家里出入的皆是人物，且从小就随家人出国四处旅行，孔令仪见多识广。

　　她被父母捧在手心，少女时期她钟意身份地位都低太多的陈继恩，孔祥熙自是不答应，但执拗不过她。为了让陈继恩配得上她，孔祥熙把他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

　　孔令仪也是她的姨妈宋美龄喜爱的侄女。在南京念中学时长住在蒋公馆里。

　　与三个弟妹大不同，孔令仪可说是孔家第二代中最无权利欲的一人。她从不弄权，关心更多的是下午茶、华服、昂贵的化妆品、洋派的新事物。

　　孔令仪居住纽约六十余年，一直保持富有的老上海人的生活习惯，讲究饮食和穿着，每天早上起来要喝燕窝汤，并备有各式高级点心，其中有很多是专门用飞机从香港运来的。中午饭至少要六菜二汤。每天下午要喝上海式午茶、吃上海糕点。化妆用的香水、粉脂、唇油一律法国货，衣服一天一换。公寓里有不少极其珍贵的古董。和宋美龄一样，她每天上午11时左右才起床。90岁时，孔令仪的脸上几乎找不到斑点，皮肤光滑细致。

　　她终生都保留着喝下午茶和穿旗袍这两样习惯。

　　在宋美龄去世之后，已经高龄的孔令仪做主把她生前居住过的房屋和使用过的一些器具拿出来拍卖，在国外的华人界以及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纷纷指责她不懂对传承、对珍贵历史的保护，然而，她不屑一顾：那都是我们不要了的东西，我们要的早收起来了，你们有什么好心疼的？

　　这便是一生被呵护疼爱、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对世事的不屑。

张充和：爱昆曲和书法的旧派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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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家族为书香门第，以诗书传家，1913年5月17日，张充和生于上海，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其父亲为着名教育家张冀牖。

　　张充和祖籍合肥，家中有四姐妹，个个精通文艺，文化史上称之为“合肥四姐妹”。大姐张元和热衷文学，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与语言学家、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结为夫妻；三姐张兆和嫁与作家沈从文。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充和八个月大的时候，被在合肥的叔祖母（即李鸿章的侄女）收养为孙女。三岁背诵唐诗，四岁始临帖，十岁时师从吴昌硕的弟子、考古学家朱谟钦先生学习古文和书法；

　　她考北大，国文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

　　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

　　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

　　在耶鲁的寓所她和人拍曲；

　　箱子里，珍藏着乾隆时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阁楼上，摆放着结婚时古琴名家赠予她的名琴“霜钟”。

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

　　四姐妹中最迷昆曲的其实是大姐元和，她特别喜欢登台表演，充和性子安静，“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也提到过充和不爱扎堆的特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沈尹默说她的字是“明人学写晋人书”，评价很高。沈尹默为人绅士，一次坚持要送充和去坐公交车。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直到他平安返家才离去。这对师生的作派像《世说新语》中一流人物。

　　书法是她一生至爱之一。她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然有力。

　　晚年居于耶鲁的张充和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着有《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的大陆旅美作家苏炜，是张充和晚年的好友，他说，张充和去世时没有任何疾病和痛苦，寿终正寝，在昏迷中清醒时，还请人吹笛，自己清唱几段昆曲。苏炜说：“她的人生一直到晚年，都相当充实，也相当愉快，过得平和且平静，我不觉得她有很多遗憾。”

　　（编辑：纪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