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铭

　　作为非虚构创作的纪录片，在当下一些急于表达观点的创作者手中，那些被巧妙截取，铸成因果的素材，造成了太多的臆想和武断。让采访者说他想说的，让影像还原完整的真实，纪录片导演要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镜头之后，其实是个大巧若拙的工作。在安东尼奥尼三十多年前拍摄《中国》时，陪同的中国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偏偏喜欢那些“落后”的东西，而非我们引以为傲的“先进”面貌。如今再回过头来，听豫园茶楼里的朱黔生口述往事，会理解如文革那段特殊的岁月，在安老眼中的模样，与张艺谋不一样，与贾樟柯更不一样。

　　同样是年过半百的上海人，回忆起六、七十年代的个人经历，朱黔生的若有所悟与黄宝妹的激昂兴奋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这是《海上传奇》中位数不多的涉及到外国人如何看待上海人的段落。整部纪录片，都在一种开放的话语环境下，讨论着外来者，过路客，以及本地人对于上海这个复杂都市的印象。有人觉得十八位采访者互不相关，影片的推进没有逻辑联系，但正是这种“离散化”的群像表述，让《海上传奇》显得自然，而非刻意的编排。强烈的结构化叙事，或许能够创造伏笔和悬念，但是对于每一个背负故事的人来说，忠实记录下他们独立的自发感受，这才是必要的尊重。反过来，这种尊重也能够诱发拍摄者新的兴趣点，远超过既定的立场和安排。《海上传奇》在上海首映时曾有过一个“尴尬场面”：主持人为了串场，想让台上的张原孙再唱一段影片中那首《I wish I knew》。张老先生坚持推辞，始终没有开口，因为他不是来“表演”的。电影中的采访情到深处，思绪不由自主的回到了“味精大王”的年代，曲调脱口而出，成就了这部纪录片的片名，也成全了采访者褪色的追忆。

　　影片中林强熟悉的配乐，余力为具有质感的取景，每一次转场中，承接了个人的淡然。贾樟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经验把握，多少弥补了他这个外来者对于上海的陌生。所采访的两岸三地中国人，名门之后，许多记忆皆是着墨于变革的瞬间，无论是迎接解放军的恍惚，还是登上远洋轮的怅然，立场和角度的不同，都无法抹去细节上的真实感。乡音不改，擦肩而过，吴侬软语不会轻易忘记，上海作为曾经的远东大都市，在幼年时留下的印象，总会反应到晚年的作品中。作为导演的贾樟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电影这个切入点。《海上花》、《小城之春》、《战上海》、《红柿子》、《黄宝妹》、《中国》、《苏州河》……这些年代、格局、风格和宣用迥异的影片，其实已经很好的起到了连接时间轴的效果。等到了杨百万和韩寒的略带得意的口述之时，电影和上海话已经不再重要，炒股、赛车和翻修的外滩，成为了另一座熟悉的上海。

　　饶有兴味的是，在上海之外，这部电影勾织了文革和国共关系的诸多细节，尤其是对于文革的描述，上官云珠的儿子舒缓地描述出自己母亲与姐姐的遭遇，早已平静的痛看得让人揪心。在中国，大银幕上展现这段历史当属不易。也只有贾樟柯和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才能触及历史，去挖掘过往的伤痛。不同的是，前者直接与历史的证人对话，后者用唯美的爱情做为包装。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