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中国电影市场可以说经历了最漫长的“贺岁档”。从《熊猫大侠》、《火星没事》和《我的唐朝兄弟》3部电影在去年11月20日同步上映，到《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孔子》、《全城热恋》等众多影片先后播出，50多部影片轮番上阵，要在“贺岁”这个大蛋糕上分一杯羹。当然，这个“悠长假期”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根据近日公布的数据，在这个创纪录的93天中，全国电影票房总额已达创纪录的30亿元，其中仅春节七天的票房就超过3亿，两个纪录都比上年同档期翻了一番。
但在这些一次次创新高的数据面前，国产电影却难以摆脱“微妙的尴尬”。因为在这30亿元的票房中，美国大片《阿凡达》就分掉了三分之一的“蛋糕”。它卷走的12亿元票房，再加上《2012》收得的4.61亿元，抵过了国内所有贺岁电影票房的总和。都说“双拳难敌四腿”，但这次国产电影“群起而攻之”，也终究抵不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另外，即使有那么多影片上映，但档期一过，大多数电影即被人们弃之脑后，像往年那样能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形成全民话题的影片，却一部也没有出现。于是，甚至有人评价今年的电影市场是“只有贺岁档，没有贺岁片”。
在这样的“疯狂贺岁”背后，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表达出自己的忧虑:“电影贺岁化的后果就是影片文化内涵的空壳化，或者说，电影的视觉重量大于电影的文化重量，造就了以‘看’为核心的电影文化形态，而忽略了‘看什么’。”无形中，电影完全不再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有任何关系。经由贺岁电影，我们实现了通过电影逃离生活的过程。
正方:大片和艺术片，各有各的渠道
尽管国产电影在《阿凡达》惊人的票房数据前集体失声，但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票房上拿国产电影和《阿凡达》做比较，即使在这个技术崇拜的时代，它的成功依然不可复制:“《阿凡达》是一个绝对的特例，它是高科技把现在所能达到的技术发挥到极致的成果，高科技融合了好莱坞多年的艺术想像力和成熟度、卡梅隆多年的艺术经验，这个例子很难重复。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事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全民性的现象，它已经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剔除《阿凡达》的因素，在与往年进行纵向比较时，这个贺岁档的电影利润还是空前的。而张颐武更注重分析票房总体增长之后的社会因素。“去年国内电影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就是二三线城市电影票房的迅猛增长。这些城市原来没有电影生活，或者电影生活比较缺乏。但随着城市发展，比如‘万达模式’的发展，在二三线城市中心区域建立商业综合体，其中电影院就是必备元素。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电影票房仍然有着很大潜力。”
去年，张颐武到了国内的一些地方城市，在那里看到了从前不曾见过的电影市场的兴旺。而备受争议的《三枪》，就是在此显示出它的创新和开拓意识，“《三枪》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整合二三线城市电影市场的目的，于是它就必须用观众最熟悉的元素来进行表现。观众最熟悉的元素是什么？还是赵本山、小沈阳这几个人。所以，这部电影在开拓电影空间上有着重大意义。”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比较，那些获得好评的影片，《十月围城》在水准以上，却仍是传统电影的模式，《阿凡达》和曾经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与狼共舞》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反而是这部备受争议的《三枪》显示出突破之处。
此外，张颐武认为，《三枪》也有导演试图去传达的思想内涵，只不过对艺术电影已经形成固定期待的都市白领，并不一定能够欣赏到这种偏离“小资”趣味和表达方式:“它也有对人性的观察，有反讽，可以说是张艺谋早期电影《菊豆》的玩笑版，两者在结构上很相似。但是，对于习惯了贾樟柯、王全安等导演的艺术电影的白领，对艺术片的欣赏趣味已经比较固定，反而不太适应这种粗犷的形式。”
事实上，贺岁档的“群雄逐鹿”还引发出更多电影之外的讨论，“现在，票房的好坏并不能说明电影本身的好坏，票房是银幕上和银幕下互动的结果，还有一个引发公众议题的问题。以《孔子》为例，这部电影如果从传记电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电影本身，都是相当不错的，也有一亿多的票房。但是，它在电影的议程设置上有些问题。一度引发的‘《阿凡达》为《孔子》让路’的话题，就让它备受争议。《阿凡达》反而从这个讨论中获益。像2008年的《非诚勿扰》，适合各个层次人群的口味，它的‘最大公约数’取得很好，获得一致的口碑。”张颐武说。而贺岁大片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整个电影市场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电影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大片挤掉艺术片’、‘有张艺谋就没有贾樟柯’的格局，而应该是呈现‘张艺谋好了，贾樟柯才会好’、互惠互利的趋势。比如这次的贺岁档中，虽然也有影片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但总体来说，是《阿凡达》拉动了整个冬季电影票房的增长。”张颐武表示，“从整体来看，中国大片的观影结构已经形成，如果没有与影院环境匹配、有足够吸引话题的大片，人们一般不会进入电影院观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片的市场被大片侵占，大片和艺术片各有各的渠道，不能单纯以票房来衡量优劣，而且，艺术电影也已经有自己固定的观看途径和观看人群，这类电影也在吸引一些并不需要很高的回报的投资人。这个市场并不小，只是他们跟《阿凡达》《三枪》并不是同一个空间。实际上，是大片做得越大，小片的存活概率越高。”
反方:电影贺岁化进入“愚乐时代”？
面对如此多的贺岁大片，南开大学语文中心主任周志强教授则更多地表现出忧虑，他用“大片独大”和“多媒体霸占”这两个词汇来概括这个贺岁档中出现的新现象:“大片独大”，就是指各家影院上映的国产片都以所谓大制作、大成本、大景观的大片为中心，相对挤压了小制作的电影空间。而“多媒体霸占”，指的是贺岁电影霸占了院线、碟片、网络等等各种影像传播途径，从而使得原本依赖碟片和网络生存的艺术电影，更加缩小了空间，失去了过去的媒介优势。
“其结果就是，中国电影的三大形态都被‘电影贺岁化’挤压为一种。即中国大片、小制作娱乐片和艺术片，相互融合，最终，艺术片消失，小制作电影多样，并融入艺术片因素(如《疯狂的萝卜》)，而结果就是‘大片独大’。但是，中国大片，尤其是《三枪》、《孔子》，则显示出文化内涵上面的空壳、碎片、市侩的特点。这也就进一步剥夺了艺术电影的受众群体，并且，造就了以‘看’为核心的电影文化形态，而忽略了‘看什么’。”周志强说。
确实有不少观众表示，即使有那么多影片上映，但档期一过，大多数电影即被人们弃之脑后，像往年能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形成全民话题的影片，一部都没有出现。有人甚至评价今年的电影市场是“只有贺岁档，没有贺岁片”。如今的中国电影似乎走向了“花样繁多、内容空壳”的不归路。今年的贺岁片在使电影变好看的同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个性，似乎贺岁电影缺少了标志性的“冯氏出品”，便缺乏一个有力的年度总结陈词，再也找不到那种种酸酸麻麻能触动现实生活和心灵的作品出现。
而50多部国产电影都将档期集中安排在贺岁档，则反映出中国电影的“贺岁化现象”:即国产电影只有通过“贺岁”才能赚钱。“这说明了中国文化消费的畸形与单一。而且，‘电影贺岁化’无形中规定了电影生产总是不能脱离‘挑逗观众’，‘引诱观众’的方法。”周志强说。而挑逗和引诱的结果是，“它无形中制造了一种不关痛痒的电影世界，使得电影整体丧失了批判性和反思性。鼓励人们‘愚乐’，让人们沉浸在电影制造的娱乐幻觉中，诱导人们把‘追逐快乐’作为人生主题。”也有不少观众对这类影片表示不满足，有网友便对《三枪》这样评价:“为稻粱谋，不为艺谋。”[NextPage]
在周志强看来，电影贺岁化带来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艺术电影的彻底消失。各大一线、二线院线，都已经彻底资本化、利润化了。无形中，‘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剔除了‘谢晋色彩’，完全不再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有任何关系。经由贺岁电影，我们实现了通过电影逃离生活的过程。此外，它还带来影片文化内涵的空壳化，或者说，电影的视觉重量大于电影的文化重量。看之前很想看，看之后不耐看，成了轰轰烈烈的2010年不同贺岁片的相同命运。”
《财神到》等传统搞笑的香港贺岁电影，在市场上也并未取得预期票房，周志强表示，这个失势也值得我们深思:“香港电影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呈现出了一种‘愚乐至死’的现象:即一味追求市场，一味追求利润，把电影看作是一种‘一次性消费产品’来进行制作营销。这就使得香港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故事丰富、人物美丽而思想单调保守的文化形式。以此为鉴，我们要注意中国电影的这种现象是否有可能出现？在我看来，电影贺岁化已经开始让人们陷入乔·刘易斯所说的保守主义电影的泥淖，使得电影日益呈现出‘高概念’(High concept)的趋势，甚至，只有概念性的娱乐，没有现实性的美感。”
此外，今年贺岁电影的繁荣也凸显了中国电影体制的一些潜藏的问题。“一方面，电影市场化强调了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院线的分离，形成文化竞争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电影资本大型化、垄断化，事实上中国目前依旧存在电影制作与放映的‘暗中勾连’，有些片子，不论质量如何，却可以通过资本(包括权力资本)控制实现放映的优先权甚至霸权。这是值得反思和忧虑的地方。”周志强说。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