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的所有作品，都与他的两个家庭不可分离——私人家庭以及工作团队的“家庭”。他的作品是自我为中心的，同时又是普罗大众的。
1994年3月21日，第6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斯皮尔伯格第一次登上奥斯卡领奖台，从比他高一头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手上接过最佳导演奖的小金人。他看看小金人，又看看台下的观众，看出来心里有些紧张，甚至在发表感言的时候还有点结巴。
1994年斯皮尔伯格获最佳导演那年斯皮尔伯格48岁，对于一个受到奥斯卡肯定的导演来说，当然不算大，但也不年轻了，他无论是面容和举止都依旧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那一晚，《辛德勒名单》拿下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在内的七座小金人，《侏罗纪公园》拿下三座，那是个属于斯皮尔伯格的夜晚。
纪录片《斯皮尔伯格》海报在1993年同一年内，《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相继上映，前者作为商业电影获得巨大的票房成功（当年全球票房冠军）后者作为严肃电影获得奥斯卡的肯定。这在好莱坞历史上非常罕见，23年过去，仍无另外一位导演重复这样的壮举。
据说斯皮尔伯格在1992年先拍完了《侏罗纪公园》，他在欧洲拍摄《辛德勒名单》的时候，晚上还得抽出时间剪辑《侏罗纪公园》。自此，斯皮尔伯格在商业和严肃电影两个领域都得到了最高认可，并且玩得游刃有余。
面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样一位深刻影响并塑造了现代好莱坞的导演，任何理解和剖析的尝试都容易让影迷不能满足，HBO本月初推出的纪录片《斯皮尔伯格》同样如此。
然而本片依旧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来帮助理解这位电影大师，尤其是他的家庭对他创作的影响——既有狭义上的个人家庭，也指围绕着他的、对于他的成功来说不可或缺的工作“家庭”成员们。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任何东西都能让我感到害怕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46年12月出生于美国，他下面有三个妹妹。小时候，斯皮尔伯格以捉弄三个小妹妹为乐。他把用蜡涂成不同颜色的头骨放进衣橱，蒙住妹妹们的眼睛，把她们带到衣橱里，关上门，然后用力抵住门，让她们摘下眼罩。妹妹们吓得哇哇大叫，斯皮尔伯格就在外面偷笑，心里还觉得这酷毙了。
捉弄别人，总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身材瘦小，内向而敏感，也常常受到其他小孩的欺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任何东西都能让我感到害怕，”斯皮尔伯格说。“我的窗外有一颗树，非常吓人。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所以我需要释放一些，把我心中的恶魔释放给观众。”
因此他开始拍电影，开始“捉弄”更多的人，通过“合法”途径释放自己内心的恶魔。《大白鲨》《第三类接触》《外星人E.T.》《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伟大的惊悚片从他的手中诞生。他说，因为拍电影，他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
父亲背后支持电影梦
斯皮尔伯格与父亲据斯皮尔伯格的传记表述，爸爸知道他非常热爱电影，在他16岁暑假的时候，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位环球电视部门的工作人员，托他带自己的儿子参观环球的工作场地。于是斯皮尔伯格第一次见识到电影的真实制作过程，并与这位工作人员保持了间断的联系。
次年夏天他又再次回到环球影城，义务担任剧组助理。斯皮尔伯格回忆道，他那时经常在好莱坞的环球影城里乱晃。他坐上游览车，在外景地游荡；当游览车在某个地方停下，让你上厕所的时候，他就躲在里面不出来，这样就成功地留在了影城里面。
后来，斯皮尔伯格申请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南加州大学（USC），并且进行了个人面试，遗憾的是考官当面拒绝了他。他后来去的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环球影城成为我的学校”，但斯皮尔伯格这样说道。
《第三类接触》是我最私人的电影
当斯皮尔伯格还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常常带他去看流星雨，并告诉他天空是个充满奇迹的地方。这让他觉得，如果外星文明和人类见面，一定是亲切友好的，一定会有交流对话。他把这样的想象带到了《第三类接触》中。
他青少年的时候，父母感情破裂并最终离婚，这段经历也同样被带到了这部作品中。当时忽然有一天，父亲与母亲吵架，父亲情绪失控。斯皮尔伯格站在厨房里，愤怒地觉得父亲不像个男人，哭得像个小孩一样。接着他对父亲不断声嘶力竭地大喊“爱哭鬼”，直到父亲把他推出厨房。在《第三类接触》中有一个场景，小男孩看到父母在浴室里吵架，他愤怒地边扇门边吼“爱哭鬼”，这个小男孩其实就是现实中的斯皮尔伯格。
父母离异，“家庭关系”成为标志性主题之一
19岁的时候，斯皮尔伯格的父母离婚，但他对其中的细节全然不知。母亲爱上了父亲最好的朋友，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对孩子们说是自己要离婚，从没告诉孩子们其实是妈妈提出的离婚。“我那时依然爱着她。”父亲说道。
不知情的斯皮尔伯格认为父亲抛弃了他们，因此长达15年不跟父亲联系。为了逃避与父亲建立联系，沉浸在工作当中，就像当年父亲沉浸在自己工作中而不顾孩子们。“我变成了父亲。我变成了工作狂。”斯皮尔伯格说。
家庭变故给斯皮尔伯格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家庭的离散和团聚。比如，斯皮尔伯格拍摄《外星人E.T.》的最初想法，是看看离婚如何影响孩子的童年，以及如何填补一个孩子孤独受伤的心灵。外星人的作用，正是来抚慰小男孩失去父亲后的空虚的心灵。《紫色》《夺宝奇兵》《太阳帝国》《世界大战》《战马》甚至《林肯》等片都涉及离散和团聚的主题。
《拯救大兵瑞恩》修复父子关系
直到1998年，他拍摄了《拯救大兵瑞恩》，这是一部为他父亲而拍的作品。“当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跟我讲述二战的故事。他的军人朋友会到家里来。”斯皮尔伯格说道。他开始恢复与父亲的联系；当他说“这是我为父亲所拍”时，父亲深受感动。二人最终修复了关系，并比以前更加亲密。
另外有意思的是，斯皮尔伯格的父母在步入晚年后又复合了。两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直到母亲在今年2月的时候离世，享年97岁。他的父亲今年已经100岁，依旧健在。
出身犹太家庭，《辛德勒名单》意义非凡
《辛德勒名单》神来之笔斯皮尔伯格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教家庭，他的祖父母是犹太人，他从小被要求学习宗教和希伯来语，行受诫礼。但是他却一直生活在没有犹太人的社区，并因为自己的种族身份，受到小伙伴的排挤、嘲笑和歧视。正因为如此，他很长时间都拒绝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一次祖父当着他玩伴的面叫他的希伯来名字，让他很难堪。
但是他的第二人妻子凯蒂对犹太教有着天生的好感，她主动学习并归化了犹太教，并带领斯皮尔伯格也重新回归自己的宗教。之后，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聚焦二战期间犹太人遭迫害历史的《辛德勒名单》，并称这部电影“让我放下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跟自己的犹太血统和解了，让我骄傲能成为一个犹太人”。
“电影顽童”
60年代，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发生辩护，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到来，好莱坞的电影规则变得更加开放，新鲜的血液受到欢迎。
当时，有几个在好莱坞混的年轻导演喜欢一起讨论电影，一起玩耍。后来这个团体被学者称为“电影顽童”，每个成员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统治和塑造了好莱坞。他们的主要成员包括乔治·卢卡斯、弗朗西斯·科波拉、布莱恩·德·帕尔玛以及史蒂夫·斯皮尔伯格。
然而斯皮尔伯格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都来自名校：科波拉来自UCLA，卢卡斯来自USC，马丁·斯科塞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斯皮尔伯格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反而被其他成员冠上“书呆子”的雅号。
他们几个人也会互相合作，互相影响。比如，卢卡斯曾把《星球大战》的初版效果展现给小伙伴们看，帕尔玛听完跳起来大骂称“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应该学习老电影，在片头写一篇序言”。《星球大战》标志性的序言就是这样诞生的。
卢卡斯拯救斯皮尔伯格
电影《1941》的失败，让斯皮尔伯格的导演生涯陷入谷底。这时候老友乔治·卢卡斯找到斯皮尔伯格，邀请他导演《夺宝奇兵》系列。
但由于之前斯皮尔伯格拍片总是超出预算，且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他的名声在好莱坞并不好。卢卡斯让斯皮尔伯格发誓，这次一定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说多少天就多少天；排除众议，让斯皮尔伯格接受了这个项目。
二人的这次合作也意外地成功。《夺宝奇兵》大卖，系列续集至今仍在制作。不过这部“只有纯粹逃亡乐趣”的影片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称其是“空虚的逃避主义”。
固定的合作团队
斯皮尔伯格喜欢与固定的团队合作，这也是他能够如此高产的原因之一。
约翰威廉姆斯与斯皮尔伯格他的长期搭档包括制片人弗兰克·马歇尔和凯瑟琳·肯尼迪夫妇。肯尼迪原本是《1941》编剧约翰·米利厄斯的助理，在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得到斯皮尔伯格的赏识，聘用她为自己的秘书。后来她步步高升，成为斯皮尔伯格多部影片的制片人。在1981年的时候，她联合斯皮尔伯格、以及未来的丈夫马歇尔共同创立著名的安培林娱乐公司。
另一个与斯皮尔伯格有着长久合作关系的伙伴是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从《横冲直撞大逃亡》到尚未上映的《夺宝奇兵5》，二人合作多达26次。常与他合作的演员则包括汤姆·汉克斯、哈里森·福特、汤姆·克鲁斯等等。
这部由苏珊娜·莱西执导的长达两个半钟头的纪录片，无疑是一部赏心悦目之作，同时也不给人以盲目奉承之感。影片略去忸怩作态的趣闻轶事，将重点放在详实易懂的影片评析上，以编年的方式对斯皮尔伯格的经典影片作了概览。同时，纪录片还穿插了家庭成员的采访镜头，并展示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生涯的各种起伏。（他的电影总票房超过90亿美元）。
《斯皮尔伯格》的一个特点就是众星云集的受访者，其中包括同时代电影制作密友们，如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布莱恩·德·帕尔玛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此外尚有业内资深人士和以前的合作伙伴们，诸如凯瑟琳·肯尼迪和大卫·格芬以及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克里斯蒂安·贝尔、连姆·尼森、本·金斯利和德鲁·巴里摩尔等等。他们独自或结伴讲述了斯皮尔伯格执导影片的工作过程，以及他对某些电影主题的专注。
不过，《斯皮尔伯格》最主要的特色还在于收入了导演自己的想法，包括他真诚的自我反思。在纪录片的开头，这位传奇导演回忆了小时候去电影院看《阿拉伯的劳伦斯》时的感受。正是这部影片让他意识到，叙事主题可以存在于影片的角色中，并借由影片的角色表现出来。但是，也正是这部影片差点让他打消了成为导演的念头，因为它让他感觉很沉重。事实上，斯皮尔伯格将他在青少年时期感到的强烈不安感融入了后来的作品中。他说：“我大部分的魔鬼都是存在于内心的，因为我曾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自信。”
莱西纪录片的前面部分，谈到了一些家喻户晓的影片。（例如，早就被许多人探讨过的《大白鲨》）可喜的是，该纪录片还着重关注了斯皮尔伯格拍摄电影前的作品，拥有独特视觉声音的电视影片，其中的巅峰之作便是1971年在电视上播出的“一周影片”（周播影片）《飞轮喋血》。
《斯皮尔伯格》的其它部分聚焦了一些长期的幕后合作者（如剪辑师迈克尔·卡恩和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讲述了斯皮尔伯格如何鼓励其他人冒险、发掘各自的天赋，而斯皮尔伯格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不过，一则关于斯皮尔伯格的另一部十分成熟的影片（1993年奥斯卡获奖片《辛德勒的名单》）的轶事，却与这一说法稍有出入。据说，连姆·尼森对斯皮尔伯格拍摄吸烟镜头的独特方法感到愤怒，而Ben Kinsley在回忆这段轶事时，却只暗示说“一位伟大的指挥家需要一个好的独奏者”。
一直以来，都有评论家批评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中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该纪录片则通过聚焦《慕尼黑惨案》这部被低估的电影，揭示出影片所探讨问题的重要社会语境，有效地反驳了这一批评。尽管如此，依然存在对斯皮格伯格影片的其它缺点的批评。譬如，该纪录片没有从正面进行反驳的一种观点，认为斯皮尔伯格是过渡伤感和商业化电影的推动者。虽然，在纪录片中，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相当讨巧地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天赋与作曲家乔治·格什温音乐天赋作了类比，强调斯皮尔伯格如果成为作曲家，同样能写出“F调协奏曲”或一部流行的百老汇歌舞剧，但是，该纪录片并没有对这一经常被引用到的评价作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斯皮尔伯格父母莱西纪录片中的另外一些部分，则是对斯皮尔伯格精湛拍摄技术的赞美，包括《第三类接触》对特效的开拓性应用（这部影片的灵感来源于他在17岁制作的一部片子《火光》），《拯救大兵瑞恩》中表现主义风格的声效，等等。《侏罗纪公园》的一些幕后镜头，更是预示了数字革命和CGI的到来。
也许，整部纪录片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是斯皮尔伯格的姐妹和父母的采访镜头（他母亲今年2月刚去世，享年97岁，而他的父亲已经100岁）。通过回忆父母离异对童年的影响以及父子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段时期，斯皮尔伯格解释了他执着于“缺失的父亲”这一电影主题的原因。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电影创作生涯，从《E.T.：外星人》、《铁钩船长》、《夺宝奇兵》、《最后的十字军》、《战争世界》一直到《逍遥法外》。“男人体内潜藏的男孩”，这正是《斯皮尔伯格》刻画的一个充满无穷活力和灵感的电影天才的肖像，而这一形象也提醒着所有的人：一个不断提出问题且寻求答案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