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的新电影《暴力史》初次公演，那是他有生以来拍摄的第十五部长片，因为宣布这部电影的放映权已全部卖光，柯南伯格陷入了麻烦。“过去那么多年，我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对一名不谨慎的记者说，“但在此之前，没人愿意多搭理我。”他这么说当然是在开玩笑，但在超过三十年的电影生涯中，这位导演过《苍蝇》、《死亡戒指（又名，孽扣）》、《欲望号快车》，以及其他十数部极度使人不安的电影的男人，已经制造出一批超级狂热的影迷，其狂热程度甚至使他们完全不能领会柯南伯格语气中的调侃意味。新闻出街后，他的影迷在互联网上联名抗议，悲恸者有之，谴责者有之，大家一致认为66岁的柯南伯格背弃了与他们之间早先达成的契约。“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你必须首先想到那些影迷有多么热情。如果没人在乎你说什么，这件事也不会引起这么大风波。”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说。
但如果他其实不是在开玩笑呢？还有哪个导演比柯南伯格更有资格去歇歇脚，换换口味，找些不错的投资商，去拍一部优质的爆米花电影？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拍过的电影无疑算得上是英语电影中，最优秀、最具有挑战性和最不同寻常的，这样的履历足以使任何人获得崇高的荣誉，但在商业化世界，这同时意味着，柯南伯格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电影发家致富，他仍然不得不想尽办法找投资，并把支出费用尽量控制在预算之内。在他上一部电影《蜘蛛》拍摄期间，柯南伯格常常利用午餐时间（“我宁愿利用那点时间来打个盹，”他说）不停地打电话，以期从形形色色的投资人和发行人那里，再榨点钱出来。《蜘蛛》的男主角由英国著名演员拉尔夫·费恩斯扮演，片中，柯南伯格延续了他对人性的关注，将镜头对准一名被精神分裂和失忆所折磨的精神病患者。这部电影的最初预算只有1000万美元，但制片人甚至连这么多钱也筹不到。于是，柯南伯格决定延期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整整两年多时间里，他鞠躬尽瘁，但一分钱都拿不到，可即便如此，他回忆说，“经常，在去摄制组时，我不能确定这个摄制组是否还存在。”他曾不得不回到故乡多伦多，和老朋友伊万·瑞特曼——他为柯南伯格70年代拍摄的那些最早期、最血腥、最低成本的电影担任制作人——在一起消磨时间，直到对来自好莱坞的耻笑变得习以为常。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受尽主流电影界白眼的男人，如果他愿意，难道不可以让他的电影卖座吗？那些铁杆影迷的反应的确有点太过火。
事实是，无论柯南伯格，还是他的崇拜者，早先都曾希望实现商业上的突破。在他做了10年的低成本恐怖电影导演之后，1983年，他为蹩脚的制片人迪诺·德·劳伦提斯改编了斯帝芬·金的恐怖小说《死亡地带》，这一行为被看作是他不体面地向主流投降的预兆。10年后，柯南伯格推出《裸体午餐》，这部由威廉·巴勒斯创作的小说被普遍认为不适合进行电影改编，而柯南伯格此举也被看作神经错乱。之后，紧接着，他宣布了下一个计划，华裔作家大卫·亨利·黄创作的《蝴蝶君》的电影版，这次的预算充裕得足够他们去长城拍外景，而柯南伯格也满心希望《蝴蝶君》可以成为他的“脱销电影”。事与愿违，尽管两部片子在艺术性上是卓越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集合了他所有早期电影的优点，但不管是因为巧合还是其他原因，两部片子都遭遇了票房惨败。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暴力史》最终还是没挠到大多数人的痒处。这部电影造价高昂，改编自一部小说，原作文笔生动，充斥治安条例、爆炸和有组织仇杀，改编后，情节紧张，但更倾向于一种哲学式的冥思，即，是否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过去将决定我们此刻的身份。该剧将原作《I´m Not Stiller》中关于身份的探讨，融合了一种漫画书式的粗线条的紧迫感，是一部涵义深刻的电影，如果柯南伯格原本想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他也许不应该把它拍得那么复杂。我们必须承认，有的艺术家，比如，左小祖咒，比如，柯南伯格，他们本身具有的才华是卓然于世的，但这些人在面对商业与艺术的冲突时，却总会身不由己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心，尽管他们事实上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多人青睐，但这种善意的野心，最终总是会碰壁于内心的高傲和现实的冷漠。
《指环王》中扮演阿拉贡的维戈·蒙坦森，在《暴力史》中扮演丈夫汤姆·斯堂，是一个小餐馆的老板，自称现存于世最幸运的男人。一天晚上，几个不速之客来到这个餐馆，性格温和的汤姆·斯堂阻止了他们的抢劫计划，他的勇敢以及其动作片英雄般的风范，使他成为全国媒体报道的热点。之后的日子，餐馆中总是有慕名而来瞻仰其风采的人，其中有个穿黑衣的外乡人，名叫佛格堤，他在新闻报道中看到汤姆的照片，声称他根本就不是汤姆·斯堂，而是另一个不一般的人物，20年前从一个罪恶的黑社会组织中消失，而且仍然欠他一些东西。佛格堤只有一只眼睛能用，暗示他其实认错了人，但他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而且，他也不是个会轻易动摇的人。
那些仍旧用老眼光看待柯南伯格电影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为他贴上标签的早期电影中采用的元素，在《暴力史》中出现得并不多，例如，并没有谁的脑袋被引爆，这是他1980年代的《夺命凶眼》三部曲中最让人难忘的影像；也没有像在《录影带谋杀案》或《感官游戏》或《疯狗症》或《欲望号快车》中出现的，通过某种插孔进入人类身体的企图。但即使他后来的电影超越了20年前被命名为“身体恐怖”的表现形式（在其中，恐惧并不来自外在的可征服的怪物，而是更加可怕的，来自他们体内），扩展了表达主题，但他对身体本身——他称之为“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的迷恋，是难以割舍的。
“即使是关于‘过去’这样的话题，”他说，“也绕不开身体这个概念，因为你必须涉及到遗传学等问题，涉及到你的外在存在形式（即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立身存命的哲学体系和精神状态，我认为《暴力史》，类似于《蜘蛛》，是聚焦于肉身的电影，这也是为什么其中没有激烈枪战的原因。这里的暴力是非常私密的、短兵相接的，手对手，面对面。”
为了赋予《暴力史》中的暴力以私密感，他看了大量关于自卫的DVD，他说：“主要就是教你怎么在街上杀人。最吸引我的是，怎么靠近并制服一个人。你不能后退，必须接近他，和他面对面，而这样的举动会使对手震惊。如果你选择离开，那么对手就会获得完全主动。这时就要求一种亲密感。你嗅到了那个试图抢劫你的人的气味，你吸入那气味，你将攻击他，让他吃惊，制服他。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感觉，而这也是这部电影所要表现的暴力的基调，粗野、巷战式的、笨拙的。维戈·蒙坦森拥有天生的竞技气质，但是，这种暴力即使由保罗·吉亚玛提（《杯酒人生》）来表达，同样会让人触目惊心。”[NextPage]
柯南伯格对肉体的持久关注，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界限（在他的电影中，常常被表现为肉体间的渗透和感染），具有何种程度上的可渗透性？找到一种新的、打破界限的方式，如，心灵感应、爱、基因拼接、外科感染、性违法，等等，这样的企图是英雄式的壮举，还是一种劫数，或两者都是？非凡的想象力与以上问题相啮合，令他创造出一些可被载入电影史册的影像，这些影像匹敌于路易斯·布努埃尔在1929年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创造的著名场景——云割裂月亮，男人割裂女人的眼球，手掌上爬满蚂蚁，钢琴上腐烂的驴肉，女人的腋毛长在男人嘴上。在柯南伯格这里，则是爆炸的人头，为“变种女人”实施妇科手术的工具，昆虫打字机，失事汽车中的身体暴露，为逃避金属探测器而完全由骨头和牙齿组装的手枪，被嵌入躯干的录像带。难得的是，以上极度逼真的特效，尽管显得过于可怖，但都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出现的，它们服务于电影的叙事性，看上去谨慎且适当，作为隐喻和象征的手段，令电影锦上添花。
说到柯南伯格本人，他与自己虚构的那些错乱角色可谓相差千里，这种对美学实践中极端手段的喜爱，可能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他生于多伦多，从来没有离开那儿超过一年，这个作品中具有强烈犯罪倾向的艺术家，在从未离开本乡本土的情况下，想象力和创作天分茁壮成长。过去20年出任他电影中服装设计师的妹妹丹妮丝说：“人们常常问我，柯南伯格到底住哪，他们不能理解，他怎么可能一直呆在多伦多。他喜欢回家，外出游历总是为了拍片，或做与此相关的事。他是一个喜欢在家消遣的人。如果不离开家也能拍电影，他会这么做的。”几乎他全部的电影都是在多伦多或附近地方拍摄的。《欲望号快车》这部片子，他说，是在以他家为圆心，半英里方圆内拍完的。他妻子和三个已成年的孩子，都曾协助他做过电影方面的工作。他和儿子布兰登，目前正在共同设计一款电子游戏。
“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谦逊、最朴素、最可爱的人，”玛莉亚·贝罗说，她在《暴力史》中演妻子伊迪·斯堂，“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他创作的基础所在。他能够很轻易地进入内心世界，找到那些模糊隐秘的所在，并以艺术的形式将之展现出来，而不必在现实生活中刻意去压抑它们，也不会受到那种错乱情绪的影响。工作中的他是最佳父亲，从不要求你取悦于他，但你却总想去取悦他。”
维戈·蒙坦森说：“每一天，他都是直率的，好奇的，好像他正在分析他做过的一个梦，就是这种感觉。没有喊叫，没有反常，没有怪癖，他似乎对一切驾轻就熟，会很放心地让我们去构架某些环节，并向他展示出来。经常，我们会做一些即兴发挥，而他则无条件采纳，不会回看，也不会停止。他思维敏捷，令我们觉得自己是他的合作者，是整个计划的一分子，像讲故事的那个人。这会令你想方设法想要帮助他，令你尽力想把工作做好。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对我表达不满。”
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曾用来形容柯南伯格的词是“沉着”，他的妹妹同意这种说法：“你别想听到他尖声喊叫。我们在中国拍《蝴蝶君》的时候，有一天，要拍杰瑞米·艾恩斯和尊龙在火车上的一场戏，火车突然带着全体工作人员开动了，显然，有人说这个时候火车必须开走，因此火车就开走了。车上的每个人都觉得心烦意乱，因为不知道将去哪，也没有翻译，谁也不懂中文。最终，有人送回了工作人员，并让他们下了车，但显然，火车上的那幕戏不会发生了。”因此，她解释说，柯南伯格重新编排了脚本，让情节发生在车站。“效果很不错，”她说，“没有喊叫，没有戏剧性事件，他就是这样的做事方式。”
这种看似随和的，海纳百川式的创作方式，最不寻常常之处在于，通过如此“精诚协作”而拍竣的电影，最后总能被归入最风格化的影片之列，且观众第一时间就能确认是出自柯南伯格之手，怎么做到的？
“需要一点魔法，”他说，“也许是个人气质决定的，因为如果你是个对抗主义者，对很多人抱有敌意，那么，与你一起做事的人也会倾向于采取相似的态度，整个工作环境将乌烟瘴气，大量的精力会浪费在这个上面。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个权谋主义者，很通情达理，会倾听，与人交流，可最终，我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这是我的技巧。即使我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选择与人协商。”
上世纪70年代早期，柯南伯格以在加拿大拍摄低成本恐怖电影作为自己事业的起步。首部长片《淫魔劫》，由伊万·瑞特曼做制作人，讲述某高级公寓里的住户遭遇不明寄生虫侵袭而成为宿主，陷入无法控制的性疯狂状态，最终在得到高潮的同时也收获了死亡，影片结尾游泳池的一场戏像是恶魔的盛宴般惊心动魄。摄制时间是1974年，成本只有区区18.5万美元。说它比大多数低成本电影处女作更令人印象深刻是很保守的说法，它销往35个国家，在家乡引起一场大动荡，在加拿大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六之夜》，刊登了讨伐此片的檄文，标题就是《你应该知道它有多坏，毕竟，你为此掏了腰包》，文中指出，这部电影的主要预算来自刚成立的加拿大电影发展公司，一个由纳税人负担经费的机构。而之后，发生在下议院的论辩几乎使加拿大电影发展公司关门大吉。
除了加大赌注之外，接下来还能干什么？“我当时在纽约，”瑞特曼说，“正在看公共电视频道播放的夜间清谈节目，出现在画面上的人全部一丝不挂，嘉宾之一是玛丽莲·钱伯斯。我立即给柯南伯格打去电话，说，‘我有个主意’。”
钱伯斯是70年代的色情片明星，早期做过“象牙雪”香皂代言人，成为《疯狗症》的女主角。该片讲述一个接受实验性植皮手术以保全美貌的女子，因手术失误，突变而成为性吸血鬼。谈起这部电影时，柯南伯格说：“我意识到，人们爱看恐怖电影，爱看劣质的演出。他们希望它惨不忍睹，希望它成为《九号行星外层空间计划》这样的电影。甚至到我拍《灵婴》时，我和两个非常好的演员奥利佛?里德与沙曼塔·艾格一起工作，我发现，人们宁愿觉得这部电影不太好，也不愿意正视它事实上是没那么差。”
说到《九号行星外层空间计划》，此片可谓西方cult片翘楚，荣获电影史上最愚蠢电影头衔第一名。说它烂到无与伦比，还真是一点不冤枉。《九号行星外层空间计划》已成为一个噱头，很多人就是用它来考验看谁能坐下来从头看完。这个高难度任务会令很多耐性十足的科幻迷都头疼不已。这部电影里，有僵尸有活死人还有吸血鬼，太空服是用金属箔片做的，宇宙飞船是纸盘子叠的，还有能看得人直翻白眼的低级特效，你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蠢到把所有最糟糕的元素都放到同一部电影里面去。如果你是个十足的cult迷，或是搞电影专业的，或干脆想学习如何搞砸一部电影，那这片子也许会有趣得多。令人惊讶的是，烂得这么出名的片子，却能引发无数影迷的热情。只要看过蒂姆·伯顿导演，强尼·戴普主演的《艾德·伍德》，就会知道艾德·伍德这个烂导演是多么有名了，不过，他那一往无前破除万难的执著精神，还真是可爱。
言归正传，拍完《死亡地带》后，1984年的大部分时间，柯南伯格为《魔鬼总动员》写了12份剧本草案，没想到该剧制片人全盘否决，他发现自己即将身无分文。瑞特曼——他“一直认为柯南伯格应该拍一部喜剧”——鼓励他去了比华利山，指点他去争取《银河系漫游指南》的改编权。“差点就成了。”瑞特曼说，“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喜剧鬼才梅尔·布鲁克斯打来电话，提供给他《苍蝇》这个选题。”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