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吕弗与戈达尔在1968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

　　特吕弗与他的同事、战友戈达尔于70年代决裂，对于此事，在特吕弗死后，戈达尔始终缄口不谈，以下是根据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de·Baecque）与塞尔日·杜比亚纳（Serge·Toubiana）1996年出版的《特吕弗传》（François Truffaut）披露的资料整理而成。

　　特吕弗和让·吕克·戈达尔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是影迷出身，都是有过度看电影的癖好，都投靠在《电影手册》门下，都成为新浪潮的旗手和英雄，最后参加“五月风暴”，在戛纳“革了电影的命”。但他们似乎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哪怕像萨特和加缪那种曾在酒吧对酒长谈直至夜深人静的亲密经历，他们都没有过。当年，22岁的特吕弗以旁听人身份泡在《电影手册》狭小的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时（1953年），让·吕克·戈达尔却坐在人群中很少说话。后来，他们伙同侯麦、雅克·里维特和夏布洛尔形成小集团，“篡夺”了《电影手册》的权，因他们都崇拜好莱坞电影，所以巴赞称他们是“希区柯克霍克斯派”，特吕弗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但他成了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他因参加论战而在巴黎文化界名声大噪，而让·吕克·戈达尔却一直独来独往，从不跟别人谈起自己的私生活。那个时期，特吕弗与让·吕克·戈达尔一直用 “您”来称呼对方。

　　“新浪潮十年”（1959－1968）是特吕弗和让·吕克·戈达尔关系最“铁”的时侯，这批“希区柯克霍克斯们”在电影创作的起步时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特吕弗让让·吕克·戈达尔写剧本，让·吕克·戈达尔给特吕弗介绍演员，有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感觉。但据特吕弗回忆，“即使在新浪潮时期，友谊对于让·吕克·戈达尔来说也只有一个意义，他非常聪明而且很会装蒜，大家都原谅他的心胸狭窄，但所有人都能证明，他那不可掩饰的小心眼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你总需要帮助他，给他提供服务并等待着他的回报。”这回报就是70年代开始，让·吕克·戈达尔对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人的谩骂、抨击和嘲讽。

　　1973年，因“《日以继夜》事件”两个人正式决裂。戈达尔对特吕弗的攻击非常突然。他在看完特吕弗的《日以继夜》后写信给他，鞭挞了一通特吕弗的电影意识，并在信的最后用了几乎挑衅的语气说：“如果你想讨论一下，也行。”，这让特吕弗搞得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达尔的评价。于是他回了一封二十也的长信回敬戈达尔：“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场掩盖不住你骨子里的精英主义”。有意味的是，这封长信的结尾和戈达尔的结尾一模一样。特吕弗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电影生涯中最矛盾、最自我怀疑的时期。

　　从此后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据让·吕克·戈达尔后来回忆，70年代中期他和特吕弗曾在纽约偶遇过一次，两个人碰巧住在同一间旅馆。让·吕克·戈达尔回忆说，“特吕弗拒绝与我握手，我们正好在大厅门前等出租车，他装作根本没看见我。”这种僵化关系可见一斑。

　　事实上，让·吕克·戈达尔在那时从未停止过对特吕弗的攻击。他公开声称：“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与他有关的影片，就是《四百击》，这之后就停了，之后他只不过在讲故事罢了。特吕弗是个谋权篡位者，如果他能进法兰西学院，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不错。”整个70年代，两个人的关系跌到了历史谷底，他们的电影也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让·吕克·戈达尔在“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去支援工人阶级斗争，扶持第三世界，而特吕弗则彻底返回他年轻时曾猛烈批判的“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

　　1980年，是让·吕克·戈达尔主动向特吕弗伸出了和解之手。他启用刚刚出道的伊莎贝尔·于贝尔和纳塔丽·贝伊拍摄了《挽救生活》（Sauve qui peut la vie，1979），标志着让·吕克·戈达尔结束了他的“战斗电影”时期，回归主流电影体制。8月19日，让·吕克·戈达尔在瑞士制作后期时给特吕弗写了一封信，同时也给了夏布洛尔和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委婉地邀请他们到瑞士会面。他说“难道我们之间真的不能进行一次‘交谈’吗？到底有什么分歧吗？我非常想听到你们谈论我们电影的真实声音。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大家满意的‘缓冲剂’。”他还建议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出版。

　　但这次，是特吕弗破坏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与让·吕克·戈达尔和解的可能，他给让·吕克·戈达尔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历数许多被让·吕克·戈达尔骂的法国电影人，建议戈达尔邀请他们同去参加这场会面，在信的最后，特吕弗建议让·吕克·戈达尔拍一部自传电影，“名字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