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
1978年，当萦绕在卢沉、周思聪心头的雾霾逐渐散去时，旧中国死难矿工的冤魂们仿佛又在他们耳边低沉地呐喊，那嘶哑的声音不断地触动着两位画家的心弦。“矿工，这个名字是那样地吸引我们，是那样入画。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此时，距离1966年卢沉最初构思《矿工图》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在这一年，周思聪、卢沉终于能够再次把《矿工图》组画的创作纳入工作日程。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背井离乡”的老百姓，踏入“地狱之门”的乡亲们……祖国同胞的悲惨经历和命运早已烙刻在他们的脑海里，所以他们很快便创作出《背井离乡习作稿》。不过，在这幅作品里依然延续着“文革”期间所特有的创作方法：写实性语言、主题性构图、情节性画面，显然这些表现方式已经无法承载两位艺术家对祖国多灾多难历史的追忆，亦不足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苦苦思索。特别是在经历了十余年岁月的磨练和沉重生活的思考之后，周、卢二位清醒地意识到之前关于《矿工图》的构思过于单薄了，也过于公式化了……
坦白地说，如果沿用以往的主题和形式，周思聪、卢沉也能创造出精彩的《矿工图》。但是肯定无法造就出艺术界的经典，更无法摆脱当时美术界的困局——一种看似简单却控制主题性创作十余年的困局。所以推倒原来的《矿工图》主题，重新进行构思成为他们一致的选择。
重新构思《矿工图》说起来轻松，但是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从哪里开始？又如何开始？一切的问题和困难都是未知的，成败更是无法预测。于是周思聪、卢沉选择了一种最简单但却是最有效的办法——实地采风。1980年的春天刚刚来临，他们二人便结伴来到吉林的辽源泰信煤矿采风，这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矿山之一；这里的老矿工是数万计死难同胞中的幸存者，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在这里他们拜访老矿工，听他们讲述东北沦陷时期真实的人生遭遇；他们下矿井、画速写，亲身体验矿工们艰苦的工作环境，用画笔记录那些被战争摧残过的岁月沧桑；他们去博物馆查资料，调阅日伪时期的历史图像，通过各种方式去感受、还原那种沦为亡国奴的切肤之痛，因为这种“痛”是他们重新构思创作《矿工图》的动力和源泉。周思聪、卢沉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肩负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自觉；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心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矿工图》去揭露那段人类历史上最丑恶、凶残的侵略战争，让身处和平的世人去感受战争带来的无尽黑暗。
如果说东北之行更多是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认识深度上提供助力的话，那么之后的日本之行，则在创作情感上带给周思聪更多的触动。在这次日本之行中，他们拜访了著名的《原爆图》创作者——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这次难忘的拜访，对我和卢沉正在进行的《矿工图》创作有很大启发，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所以访日归国后，周思聪、卢沉便共同合作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但是不幸的是，1981年卢沉突患严重的肝病，经常卧床不起。身体的严重不适使他不得不退出了《矿工图》的合作，所以周思聪只好独自挑起创作《矿工图》的重担，先后完成了《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
不过，《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周思聪常常会因为各种不顺利而暂时中断创作。在她的概念里，这套组画的创作“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子的气概，我感觉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在画面中要去揭露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最扭曲、最惨烈的灾难，这对创作者的心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在电子信息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视觉对于痛苦和灾难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但是当我们亲自去翻阅那些《矿工图》的手稿和与之相关的参考图像时，仍会感到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理的不适。更何况周思聪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位创作者，不仅仅要去参看、理解，还要去消化吸收、艺术加工这些素材，这对于生性敏感而又柔情的周思聪来说是一种多么痛苦的考验和折磨。
1983年，周思聪跟随北京画院写生团来到甘肃采风，突然流鼻血不止，医院检查她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疾病。这严重影响了她的创作能力，甚至到后来她的手脚开始严重变形，握笔都成为难题，更不要说创作大尺幅的作品了。身体上的病痛，再加上精神上的压抑与无力驾驭使她也逐渐停止了《矿工图》的创作，原来计划由九幅画面构成的组画最终只有四幅成稿呈现，《矿工图》也因此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未完成”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大成若缺，这套“未完成”的大型人物组画并没有给世人留下多少遗憾，反而如同那些艺术史上令人称颂的“未完成”名作一样，成就为另一种形式的经典。
《矿工图》悲怆的主题，深沉的画面基调不仅有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更深深地触及到观看者的灵魂。形式语言对主题的完美结合也完成了周思聪对于“艺术”的最终阐释：“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当1984年，周思聪受丸木位里夫妇之邀带着未完成的《矿工图》来到日本展出，短短十余天的展期里《矿工图》打动了无数普通的日本民众：深深鞠躬的少年、默默流泪的妇女，久久徘徊不愿离去的老者……《矿工图》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隔阂，已经打破了战争和历史的藩篱。周思聪自己感觉“一种超出个人之前的高尚感情在升腾，无须讳读血写的历史，今天艺术家们所做的努力，正是面向美好的未来”。悲天悯人对于周思聪来说是最好的形容词，她常常说“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她的这种爱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有感而发,为了爱她敢于直面人类的苦难，为了爱她付出了泪水、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就是《矿工图》能够激荡人心、穿越时代成为经典的根本所在。
《矿工图》之后，周思聪的创作更多转向了荷花题材，如果说她晚年的荷花是出世，带有禅意的，那么《矿工图》题材的选择便是她人生中最入世的作品，也是最能展现她大爱无疆、悲天悯人的艺术创作。其实从周思聪本人的性格来说，不太适合去驾驭这种男子气概的作品，但是她就是要为了那些东北劳工的冤魂们为难自己，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和民族为难自己。周思聪活得就如同自己笔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负薪前行的彝族妇女，《矿工图》便是她艺术生涯中最沉重的精神枷锁。另外，如果说当时人们对于《矿工图》的解读还存在着政治因素的考量，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争议，那么希望今天的人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周思聪创作《矿工图》的核心目标和时代价值：她不是在描写悲情，而是在无言控诉；她不是在讲述苦难，而是在呼唤觉醒；她不是在攀附政治，而是在追求和平。如果按照周思聪自己的话来说，这套《矿工图》的作用就在于“伸张正义”。
展览：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
时间：2015年07月29日至 2015年08月31日
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