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种子”发布会现场

　　9月4日，筹备一年的“上海种子”在沪开幕。

　　在艺术总监李龙雨眼中，这个两年举办一次的文化项目并不是“双年展”，而接近于“艺术节”，因为它辐射了视觉艺术、文学、建筑、表演、生物科技、电子游戏等不同领域，远超于传统双年展仅聚焦当代艺术的范畴。

　　不过，为这场艺术节打头阵的不是一场大规模的展览或高密度的演艺活动，而是多场论坛，话题直指双年展的形式、面临的危机和未来前景。9月3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主策展人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基耶夫、纽约犹太人博物馆副馆长延斯·霍夫曼、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总监比格·欧列、蒙特利尔双年展执行与艺术总监西尔维·福汀等业界权威都出席现场发表观点。

　　“我们希望在‘艺术节’之初就输出概念：双年展的形式、目标、运作等方面都在变化。它将走向何方需要我们一起讨论。”李龙雨说。

　　全球背景下的双年展危机

　　2016年8月，成立十年的土耳其双年展因动乱延期，策展团队Melih Görgün、Nike Baetzner和Jonatan Habib Engqvist发起联合声明：“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将很快脱离动乱状态，延期绝非取消。”

　　受到欧洲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多双年展面临外部危机。2014年，原定于是年5月举办的第二届基辅当代艺术双年展因乌克兰东部武装问题被迫延后。次年，该双年展二次发出公告，因动乱不断，外加经济危机，举办双年展已“绝无可能”。

　　在全球化的理念下，双年展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曾“用两分钟”指出双年展过于泛滥，在《1096个双年展》一文中，他用“地名+双年展”，调侃双年展的随意复制性。

　　对此，李龙雨也表示，双年展的同质化现象已忽略了它应该有本质。“我并不排斥双年展刺激城市建设和旅游资源，但双年展的核心属性是提供能让公众与作品、与创作者直接沟通的平台，而非仅仅展示明星艺术家的作品。”

　　随着数量增多，双年展的品质被越来越多人关注。近几年，世界最早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下称“威双”）曾因新增的平行展陷入质疑风波。“威双”平行展始于2009年，想要借此机会登陆威尼斯的艺术家可向组委会提出申请，经得批准后落实项目。平行展的出现让一心“朝圣威尼斯”艺术家趋之若鹜，其中包括大量中国艺术家。2013年，规模最大的平行展“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共汇聚15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据批评家王林透露，近5000位中国艺术家（团体、机构）在2011年投递了申请。然而，平行展是自费参加的，除运输、人力等费用外，还需缴纳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参展费。展前，有报道预测，2013年中国参展团将为威尼斯双年展贡献2.5亿-3.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2015“威双”开展前，中国艺术家抱团登陆肯尼亚馆的消息“恼怒”肯尼亚艺术界。艺术家迈克尔·索伊以作品“威尼斯之耻"发声，肯尼亚文化体育艺术部长Hassan Wario更是直接否定了该馆的官方性。除此之外，7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圣马力诺馆，而伊拉克馆则展出500幅由伊拉克难民绘制的作品，选择作品的是儿女中国艺术家艾未未。2015年，共有8场次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平行展，3场中国艺术家个展，参展艺术家包括刘小东和贾霭力。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眼中，“威双”已接近一个大型秀场。他说：“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艺术作品已不是双年展的品质的唯一标准。展示艺术家的艺术面貌是美术馆应该做的。双年展应该报以严肃的态度，针对社会万象展开探讨。”

　　从欧洲到亚洲 双年展的发展路径

　　双年展，顾名思义，通常指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型艺术展览。

　　据相关资料记载，“威双”是为庆祝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与王后玛格丽塔的银婚而创立的。首届“威双”成立于1895年，当时已覆盖16个国家、285位艺术家的500余件作品，最终成功出售186件作品，贡献当时36万里拉，观展人数超过22万人次。

　　1907年，“威双”有了第一个国家馆比利时馆，两年后，新增了德国馆和匈牙利馆。在一战前，共有7个国家馆相继落成，形成“威双”主题馆和国家馆的架构。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它不仅为毕加索做了首个回顾展，还分类介绍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未来派等现代艺术。当时，成立近半个世纪的“威双”为业界提供了成熟的研究样本。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1951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成立，同样以国际展、国家馆和本土艺术的模式展开。4年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成立，构建“世界三大艺术展”格局。

　　一座城市为什么要举办双年展？亚洲协会博物馆馆长陈文辉在论坛中指出：“虽然双年展的特点之一是让艺术‘去领土化’，但要研究它的发展原因还是取决于地区本身。”以韩国光州双年展为例，它的建立原因和由军事独裁导致的“光州事件”有关，因此，呼吁文化领域的独立和实验性是该双年展最初的目标。它的成功也影响了釜山，没有政府支持的艺术家们自主举办活动，认为相对发达的临海城市更需要双年展的文化名片。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近280个双年展，而大量为人熟知的双年展成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伊斯坦布尔双年展（1987）、里昂双年展（1991）、光州双年展（1995）、上海双年展（1996）、柏林双年展（1998）、利物浦双年展（1999）。有趣的是，进入2000年后，双年展正不断东移，进入 “亚洲时代”，如釜山双年展（2000）、成都双年展（2001）、新加坡双年展（2006）、印度科钦双年展（2012）。今年9月9日，首届银川双年展正式开幕，解释将为国内双年展坐标上再添一例。

　　双年展东移的原因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十年前，国内股市飙升，当代艺术市场进入前所未有的热烈格局。如今，这股力量如今转移到东南亚地区。陈文辉透露，虽然新加坡双年展和雅加达双年展经费都很有限，但它们的出现填补了业界对本地文化认知的空白。“我们曾经召开27个策展人的会议，还开了3次。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很少见。因为我们能清楚了解纽约、伦敦的艺术事件，但即使吉隆坡可以近到游过去（笑），但我们却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有一次我留意到，从孟买到达喀尔的机票，比去巴黎还要贵。这让我感受到强烈的不对称性。”

　　跨学科能否成为双年展的未来？

　　去年六月，李龙雨首次公开要做“上海种子”时（当时暂定名为“上海项目”），他就表示“种子”的重要特征——跨学科。据李龙雨透露，在明年“上海种子”的大展上，艺术家的比重仅占30%左右。他认为，在未来，将会有更多艺术圈外的意见领袖加入双年展大军。

　　和李龙雨持相似观点的是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基耶夫，她是2012卡塞尔文献展主策展人。从2012年300位参展者名单可见，除艺术家外，还有文学家、翻译家、哲学家、建筑师、生物学家等。巴卡基耶夫说：“我们现在需要让全球的脑力劳动者一起发声，而不仅是艺术家群体的个人盛宴。学科跨界有很长的历史，最早动物学和人类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是分开研究的，如今有更多相关的部门。这也代表着这种新学科不管怎么归类都不合适。但这种知识系统也表现出，学科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了。”

　　蒙特利尔双年展执行与艺术总监西尔维·福汀则进一步阐述了双年展跨学科带来的影响。他说：“不可否认的是，多学科的介入，暗示着可以让更多资本进入双年展，这为其运作带来新的可能性。但是，即使跨学科、或者多学科可以打开大家的思路，是摆脱欧洲中央主义的方式，但‘多学科’不代表平等，它不会废除双年展体制自上而下的构架，它们之间还是有明确的主体和课题关系。比如，有的不断把部分研究内容外包出去，不重视学术研究，仅注重公众互动性，这种敞开门做双年展的办法在过去几年尤其如此。”

　　相较卡塞尔文献展，国内双年展依然是艺术家们的领域。今年5月，第三届CAFAM双年展采取公开征集的作品方案的方式，打出 “人人都是艺术家”口号，以期更多领域的人员加入。不过据王春辰透露，绝大多数参展方案依然是围绕个人的作品论述。“其实我们想听到更多向外的想法，让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是艺术家们还未扭转以往的思路，而其他领域的人士不了解双年展的用意。”王春辰告诉雅昌艺术网。

　　巴卡基耶夫曾描绘出理想中的卡塞尔。“卡塞尔最早的策展人阿诺德·博德就反对‘国家馆’展厅，因为我们要反对纳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艺术性不是根据区域区分的，每一个作品都有单独的主体。有策展人、有科学家、有艺术家，也有非艺术家。”

　　未来，双年展可能就成为汪洋大海中的群岛。“上海种子”联合艺术总监小汉斯是这么认为的。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