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盼超
［摘要］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是１９１８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的美术社团组织。其作为民国初期北京地区成立较早的美术社团，在传承画学、普及美育及增进艺术交流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拟结合《北京大学日刊》、《绘学杂志》等相关史料对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筹备情况、运行情况、导师及学科设置，以及教学的内容等方面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创立地点在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存续的时间正是中国２０世纪初期中外文化交锋的激烈时期。对其创办及活动情况进行整理研究，对于了解民国初期北京社会的艺术发展状况及文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是１９１８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的美术社团组织。此会的起点始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日①。当时陈师曾应邀到北京大学作演说，嗣后蔡元培即布告发起此研究会，一时报名的人数达到五六十人。但画法研究会真正付诸实施的时间是三个月以后的１９１８年２月。由蔡元培作为发起人，由狄福鼎、陈邦济为临时干事，进行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随后拟定章程和导师。经过紧张筹备工作以后，于１９１８年４月正式开课。画法研究会成立后，积极扩大学员规模，组织演讲会、游艺会、展览会等各类活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其作为民国初期北京地区成立较早的美术社团，在传承画学、普及美育及增进艺术交流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成立前之筹备情况
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陈师曾到北大作演讲，会后蔡元培有感于中国画学之衰微，遂有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倡议。随后，蔡元培在同年１２月４日，发布布告《提倡画学》，言：“诸生有愿组织画法研究会者，可于本星期内到文牍处报名此示。”［１］报名人数达到五六十人之多。因种种原因，未经办理。到了１９１８年２月，开始正式筹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②。
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画法研究会在文科第一教室开会，到会二十余人。因所到人数较少，故暂选举干事狄福鼎、陈邦济两人，负责筹备工作。截至２月７日，已有报名者７５人。同月，拟定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简章草案》，并于２月２０日开第二次大会时获得通过。简章对画会成立目的、入会资格、导师指导办法、画科分类等做了说明。称：“画会乃是集合校内同志研究画法互相观摩以资竞进，凡是本校教职员及学生有志画法者皆可参加。画会延请导师指点途径、演讲法则、写示范本、评骘成绩。每月开会一次或两次。会员入会后须选定门类各自练习，随后由导师评骘。画之门类暂定本国画和外国画两部。并在每年春秋季开大会时用双记名法公举干事两名负责办理一切。”［２］
画学研究会到了３月，业已请定导师，并于３月８日在蔡元培主持下参会导师召开了第一次会。到者有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李毅士、钱稻孙、贝季眉七人。会中对指导办法进行了讨论。１１日，正式公布导师指导办法。指导办法如下：
陈师曾：山水、花卉。每月演讲一次，每周评画一次。贺履之：山水、花卉。每月演讲两次（不定期），每周评画一次。汤定之：山水。每月谈话二次，示范画。徐悲鸿：人物、水彩。每月评奖□③次。李毅士：水彩、铅笔。每月评画二次。钱稻孙临时讲演。贝季眉：临时讲演。
从导师指导办法来看，授课方式和内容都是由导师决定的。大致可以分为演讲、谈话、评画、示范四种方式，以前两种方式为最多。
同时，对学员情况亦做了规定。规定学中国画者暂不兼学外国画、学外国画者暂不兼学中国画待一门熟练后再习他门。每门又分为两组，甲组为①据１９１８年６月１日《北大日刊》之《画法研究会纪事第二十一》载：“画法研究会之造端始于民国六年十二月一日陈师曾之演讲会”。但按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画法研究会纪事第二十五号》载：“本会之起点始于去年十一月一日陈师曾先生之演说”。鉴于蔡元培发布告征求会员的时间为１２月４日，推断陈师曾演讲应在１２月１日而非１１月１日。②“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１９２０年起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此后亦有两者并称情况，以后又称“北京大学造型研究会”。③评讲次数未定。按《北京大学日刊》３月９日《画法研究会导师已请定》载：“徐君任中国部人物画及外国派水彩画。评讲期由会员商定”。
没有绘画基础者，乙组为已有绘画基础者。每组各由导师评定，不可混合。初学中国画者自购《芥子园画谱》，导师陈师曾、贺履之因各指导山水、花卉两门，每门以二十人为限。汤定之只指导山水一门，可招收四十人或稍多。
在导师费用上，蔡元培致书陈邦济、狄福鼎两干事，指出“此等研究会在本校课程以外，书法研究会导师均尽义务而画法研究会导师则否①。然校中经费支绌，至多按讲演时间照讲师例送脩，而对于导师尚觉太微。今擬由会员每人月纳脩若干于所隶之导师（外国大学有此例）以资辅助（约每门以一元为限）请与诸同人商之。”［３］嗣后，３月２６日，画法研究会通告公布了会员缴费办法，即每月前三日为缴费时限，费用为每月学每门者现洋半元。由此看来，导师费用是由学校和学员共同承担的。
至此，北大画法研究会的筹备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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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后之运行情况
１．学习时间及地点。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筹备工作结束以后，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开成立会大会，并于４月１日开课，学习时间为４、５、６三个月。学员练习的时间是每日下午四点半钟以后。期间各门导师可根据情况每周或间周演讲一到两次。４月３０日，借定丁巳新造房屋进门路东坐南一室，作为画学研究会会所。第一期画会结束的时间为当年６月２３日。暑假结束以后，同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二时在理科第一教室召开秋季大会。并于１０月２２日下午四时在理科第一教室召开秋季始业式，开始正式上课。１２月第二期画会结束。
到了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至２月１５日，谈话演讲暂停，惟于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上午请各导师到会当面指点画法。可知此时画会并没有停止活动。可能因为学员报名比较踊跃，故在１月继续开办。如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２日《北京大学日刊》载：“画法研究会油画部开幕已及两月。其间因开游艺会事，会务不免停顿。故自二月八日后始得定期集会。前后集会已经三次。”［４］同时期另有导师郑锦指导水彩、谈话的记载，故知画会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份仍然继续开办各类活动。第三期的开会时间是１９１９年的１月至３月。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５日，画法研究会在发布通告：“本会自五月四日后会务停顿，现校中开课在即，本会亦照旧进行。”［５］可见，在１９１９年初举办第三期以后，同年４月举办了第四期，可惜因“五四”事件导致画会停顿。至同年秋季，方重新开始招生，亦即画法研究会第五期。１０月１１召开始业大会，正式开课，至１２月结束。
第六期召开的时间应该紧随第五期以后，即１９２０年１月。从《北京大学日刊》记载的画法研究会活动情况看，画法研究所②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１日发布布告，称：“本月十二日为宣布共和纪念，本所照例停课一日。又自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寒假休息两星期，三月一日照常上课，此布。”［６］另外，在１至３月间，曾有画法研究会导师指导和参观展览的记录③。故此推断，第六期的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至３月。
此后，１９２０年４月９日，画法研究所发布通告，称“本所定于四月九日上课，凡本所同学祈照旧按课表来所练习，此告。”［７］同月１５日，公布了新课表，里边新增导师数人。此为第七期，结束的时间应为六月。同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招生》的通告，报名的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５日，并在纳费一栏说明：“每月学费二元，一年分四期缴纳”。［８］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北京大学日刊》画学研究会发布《启事》，称：“（１月１１日）本会现已开课。凡本会同学请仍照原定课表来会练习。本年第一期三个月。会费现洋一元。”［９］结合以上记录，可知画法研究会在１９１８年办过两期，为４－６月和１０－１２月。１９１９年办过三期，为１３月、４－６月（５月４日中断）、１０－１２月。１９２０年起，开始一年办四期，分别为１－３月、４－６月、７－９月、１０－１２月分期的目的，只是便于导师指导和学习，对学员并没有限制。学员可以平时到会所练习，练习的时间为下午四点半以后。导师指导次数由导师情况而定，对会员作品进行点评或组织其他活动。
关于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的时间，按画法研究会１９１８年５月９日通告载：“本会议定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选举正式干事之日为本会成立日期。今后每年以二月二十二日为纪念日，届时举行纪念会一次，谨此布闻。”［１０］到了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２日，画法研究会召开周年纪念会。并把２月２２日名为“三二节”。可知画法研究会确定的正式成立日期为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２日，而非３月２８日。关于画法研究会结束的时间，尚待考证，从现有资料来看，其活动时间大致在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２年间。在１９２２年底庆祝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中“，美术作品部”载“此部展览品计有……二百二十八件，出品者：傅邦俊、姚堃、杨道基……及画法研究会各会员。”［１１］估计此时画会尚在活动。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３日，《北京大学日刊》载《造型美术研究会布告》中言“接收画法研究会标本木器杂品”的清单，可知此时画法研究会已经由造型美术研究会代替。
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是在画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把书法纳入建立起来的。其运行模式和画法研究会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练习时间、导师数量、科类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在１９２３年９月８日，造型美术研究会发布通告，称：“本会自星期一日（十七日）起改订研究时间，凡本校同学有志美术者每日下午一时起到本会所签名选习。本部设中国画部（山水、花鸟）、外国画部（油画、水彩）”［１２］。在同年９月２０日公布的课表中，导师数量有所减少，只有五人。在同日刊发的《国立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校外会员简章》中说：“本会暂设中国画、外国画、书法（篆刻、模型、次第添设）。”［１３］可见此时书法也纳入进来，这也许是其更名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画法研究会并没有在１９２２年彻底结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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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法研究会校内活动的地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会所住址。画法研究会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初成立的地点是理科第一教室。同年４月３０日，借丁巳新造房屋进门路东坐南一室，作为会所之用。１１月８日会所迁至杂物科旧址（景山东街理科大学进门路西）。１９２２年２月５日迁移至第三院操场东南角北房。二类是开会及演讲、谈话地点，主要设在理科第一教室。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画学研究会始业式以及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３日休业式都设在这里。另外，此地也是导师演讲的地点。另外，还曾在校长室、理科休憩室、法科大讲堂等地举办过活动。
２．学员及组织结构
自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４日蔡元培发布征画法研究会会员以后，报名者就甚踊跃，有五六十人之多。至１９１８年２月２日，已征得会员七十五人。至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正式开会时，正式入会者三十七人。按照导师门类，从贺履之学习山水者九人、习花卉者五人，从汤定之习山水者十一人，从陈师曾习花卉者四人，从徐悲鸿习人物者二人，中国画部共计三十一人。外国画之部，从李毅士习铅笔画者三人，从徐悲鸿习水彩画者三人，共计六人。到了１９１８年秋季学期开始业会时，会员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据干事报告：“此次开学于本月初，征求会员得二十余人，并旧会员及四月间入会者，共得七十人。计从贺先生习山水画者十三人、从汤先生习山水画者二十一人、从陈先生习花卉者十四人、从徐先生习人物画者四人。中国画之部共五十二人。除去一人兼习两门者八人，实得四十四人。从徐先生习水彩画者二十二人、从李先生习铅笔画者五人。外国画之部共二十七人。除去兼习两门者一人，实得二十六人。以上共计学员六十八人。”［１４］学员人数几乎是第一期的一倍。
此后，学员人数继续增加。１９２０年１月，“九年一月添招校外学员三十余人”［１５］。随后在同年６月出版的《绘学杂志》第一期公布的学员名录中，中国画部学员５４人，外国画部学员１３０人，共计１８４人。此时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中学习外国画的学员人数已是中国画部学员的两倍多。对比画会初设时，３７名会员中有３１人学习中国画，学习西画的只有６人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画会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习西画者呈迅速增长的态势。随后，因为人数众多不便指导，故对校外人员入会名额作了限制。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大学日刊》中《画法研究所招生》通告中载：校外人员“学额：中外画各十名”。到了１９２１年，学员人数明显减少，中国画部学员２５人，外国画部学员３２人，不及前一年的三分之一。
在画会组织结构上，除导师、学员外，尚有许多会务人员。画会在１９１８年春季成立之初，画会选举产生干事两人，为狄福鼎、陈邦济，负责日常事务。至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始业时，蔡元培又请盛伯宣为义务事务员，于每日下午四时至六时驻会办事。除干事和事务员外，画会还从各部选举部长一人，负责各部事务。按照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公布的各部部长选举办法，各部根据画科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部，各部选举部长一名。部长负责传达会员之意于导师并随时与干事接洽，并帮助事务员收发画稿及于演讲谈话时作记录。１０月３０日各部部长选定以上干事、事务员及各部部长皆是联络导师与学员及会内各项事务的组织。１９２０年１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蔡元培任所长来焕文任主任干事，陈师曾（此时已辞职）、贝季美、冯汉叔、徐悲鸿（此时已离京）、钱稻孙五人列入导师名单但不再担任课程，另新增导师数人。
３．导师及画科设置
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画法研究会开第一次始业大会，公布的导师名单有：贺履之、汤定之、陈师曾、徐悲鸿、李毅士另有钱稻孙、贝季眉作临时讲演。此为第一批导师名单。同年４月２０日，冯汉叔与钱稻孙于理科休憩室开演讲会冯讲《中国画之大略》钱讲《何谓美》。另５月５日，导师贺履之、冯汉叔、徐悲鸿率领会员二十三人赴文华殿参观。可知此时冯汉叔已经成为新增导师。到了１９１８年秋季学期，公布的导师名单有：陈衡恪、贺良朴、汤涤、徐悲鸿、李祖鸿。另钱稻孙、贝寿同、冯祖荀临时演讲。到了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陈师曾辞掉了画法研究会导师的职务。次年１月９日，聘盖大士担任油画导师。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４日徐悲鸿图２《绘学杂志》第一期离京，不再担任导师职务。画法研究会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０日又请郑锦为导师指导水彩。从１９１９年４月份画法研究会课表来看，任课导师有：盖大士、郑锦、贺履之、李毅士、冯汉叔、汤定之、钱稻孙七人。１９２０年１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改组为画法研究所，并添聘导师汤俊伯、盛伯宣、胡佩衡诸先生兼授初学门径。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５日所订课表导师为：胡佩衡、贺履之、盛伯宣、汤俊伯、汤定之、李毅士、盖大士、郑锦、衡惟公、吴新吾。共计十人。其中胡佩衡、盛伯宣、汤俊伯、衡惟公、吴新吾皆为１９２０年以后新增者。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其中汤定之、贺履之、李毅士三人在画会中任导师时间最长。其他导师或来或走，并不固定，这也是由画法研究会的组织形式造成的，与一般的校内社团组织有很大不同。
在画科设置方面。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成立时，画法研究会在画科设置上共分两部，分别为中国画部和外国画部。中国画部，分山水类、花卉类、人物类。外国画部分铅笔画和水彩画。此时学员报名三十七人，其中学中国画者三十一人，占绝大多数。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３日，外国画部因请比利时画家盖大士作导师，增设油画科。至１９１９年３月招生时，中国画部减为山水、花卉两部，外国画则增至水彩、黑白、油画三部。１９２０年１月，设中国画、外国画两部。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５日，根据《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新订课表》，中国画部有导师五人，分山水、花卉两科。每科设甲乙两组。外国画部导师五人，设铅笔画、油画、水彩、擦画、炭画、钢笔画六门，较中国画门类而言，多出一倍。可见此时习外国画的学员人数要多于习中国画的学生。这种画科设置变化也反映出了画法研究会创办理念和宗旨以及艺术导向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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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授课方式
画法研究会授课方式采用导师指点和学员自修相结合的方式。因导师皆为校外人员，不便天天在校指导。要求学员平日可天天练习，至周末由导师来评点指导。在画法研究会初设简章中，导师职责为指点途径、讲演法则、写示范本、评骘成绩。实际运行阶段，导师工作则主要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演讲、二是谈话、三是杂事。导师演讲主要根据个人所长讲述画史、画理，并须在一定时期内成一系统。谈话则随意性较强，导师可以结合古代名画真迹或个人作品进行讲解，亦可对学员作品进行点评。杂事主要是指学员可不定期到导师家中看画或导师带领学生外出参观等。
画法研究会会务表周期一般以月为单位，即制定计划每月由导师演讲、谈话或组织活动若干次以１９１８年５月８日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五月份会务表为例，共计导师演讲五次、谈话五次、学生习画四次（周一发纸，要求学员周六缴卷）、杂事若干项。从资料来看，这种指导方式一直延续，结构没有太大改动，只是上课频次和时间有所调整。
根据《北京大学日刊》载，自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２年，画法研究会导师讲演谈话计有１７次，当然实际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例如在１９１８年春季学期，４月８日下午七时陈师曾理科第一教室演讲《清代之花卉画》，到者二十余人。４月９日晚在会所贺履之指点画法。４月２０日冯汉叔、钱稻孙于理科休憩室开会演讲，冯讲《中国画之大略》、钱讲《何谓美》，到者十余人。在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５日“，计开谈话会十一次。”［１６］导师除了到校指导外，还经常带领学生外出参观展览，以扩展学生视野，提升其艺术修养。同时画会本身也会举办学员成绩展。并曾应苏州赛画会之邀，选定学员作品参展。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在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２年间，此类活动有１１次。如在１９１８年春季学期，５月１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会员章味三出示所藏供会员参观。５月５日导师率领学生赴文华殿参观图画。及参加苏州美专赛画会“，本画会出品中西画件各八件”等等。
三、国画部导师演讲内容及画学思想
在《北京大学日刊》中，对导师的演讲及谈话都有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在１９１８至１９１９年间，记录较为详细，基本反映了此时画法研究会导师的主导思想。另外，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国画部导师及学员人数较西画部多，因此有关中国画如何继承与发展，成了此时导师演讲及谈话的主要议题。
中国画部诸位导师之演讲，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第一个角度是如何看待清代“四王吴恽”之绘画，由此延伸出近代绘画是否已衰败、临仿古人作品是否有益的讨论。汤定之与贺履之对于清代山水画皆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学习山水画应从基础《芥子园画谱》入手，循序渐进。在学习前人绘画时，汤、贺二人皆以为清代山水画皆可学，只是应该根据个人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画家学习，同时注意不要落入古人窠臼。冯汉叔特别强调了士夫画（文人画）的价值，认为诗、书、画三者合一乃是中国画之特色，士夫画要比院画格调高。陈师曾认为清代图３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全体合影“四王吴恽”六家山水各有特点，特别是四王中的王石谷、王麓台的山水流派，成为清代山水画的主流。他们的山水画虽然较元人略逊，但尚有许多可取者，惟后人学习时无法领会奥秘，遂有流弊。徐悲鸿对于清代“四王吴恽”之画没有过高评价。徐悲鸿在１９１８年５月５日带领学员参观文华殿书画展览时，认为最佳者有徐熙、黄荃、林椿、郎世宁、徐扬等人，认为宋元以降王蒙、云林、沈石田等人的山水为次佳。对于清代山水画，徐悲鸿认为“有清一代画山水者独盛而未有一人特过前，兹有之其惟徐扬乎？”［１７］由上可见徐悲鸿认为清代绘画最佳者惟徐扬而已，“四王”不足为道。
第二个角度为是否可引进西法改良中国画。由此延伸出对文人写意画的批判及是否应该学习西方“写实”画法的讨论。汤、贺二人以前皆是清朝画家，更加注重对传统的学习，对于是否可引进西法没有言及，也可以说他们认为中国画应重视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求发展。冯汉叔认为中国画之良劣与布景无何等重大之关系，尽在笔墨气韵处求得，中西画法各异，不宜相参。陈师曾与以上三人相比，在中国画改良方面更加积极一些，他在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北大画法研究会始业式上就讲花卉学习“先习写生，须有植物学知识，始能写出各花卉之特征，次学写意以表现各人性灵”［１８］。在山水画方面，认为“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採西法以补救之。风景雨景，我国画之特长，宜保守其法而更加以深心之研究，使臻于佳境界而后可也。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画之真确精似，故观察方面当更须留意”［１９］。总体观点是“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採人之长”［１９］，也可说是“中法为体，西法为用”。徐悲鸿则主张中国画需要改良，且学画“可先用石膏模型练习描写，然后再至野外写生，亦是由简趋繁之道”［２０］。认为中国画不应讲究派别，而是皆应抛弃抄袭古人的恶习，学习现代已发明之术，对物体的形、色、态、趣等进行深入探究。其对四王之批判，在于他们过于拘泥古人，缺少独立之精神。对于文人画之批判，在于其缺少形似，故应引入西方“写实”精神。他与陈师曾相比，二人在艺术观点上，有相似处，即中国画需要改良，且亦可参照西法，只是程度不同。所不同者，陈师曾更倾向于传统，肯定不求形似文人画的价值，徐悲鸿更倾向于西方，认为只有逼肖物象才能得画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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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人的演讲，都与中国画有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北大画法研究会中、西画部的开设，其第一次把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并立起来，客观上设立了东西文化碰撞的舞台。这些演讲、谈话，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了解当时画家思想状况的理论文献；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读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参照。同时，这些演讲、谈话，皆早于吕澂与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美术革命”论，因此可以说他们才是拉开国画论争序幕的先行者。
总体来看，画法研究会作为成立于大学校内的美术社团组织，具有学校社团的特点。首先，其主要以学生为主，大部分学员皆为本校学生，教职工及校外人员占少数。其二，指导方式虽然与学校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仍然采用导师制，学员与老师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而不是师徒关系或其他。其三学校负担大部分费用，学员只需交极少费用，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学校社团组织。首先，其经费开支较普通社团大直接得到校长的支持。在１９１８年年底，蔡元培负责组织“游艺大会”，纠集北京大学其他学生社团，一块为画法研究会募集资金，最后共募得千金，此等“优待”非普通校内社团所有。其二，学员数量众多，组成复杂，既有本校员工，又有校外人员。其三，影响力较大。不管从学员规模还是从导师水平都是普通学校社团组织所不能及者。由此看来，作为成立于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其存续的时间正是中国２０世纪初期中外文化交锋的激烈时期。对其创办及活动情况进行整理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民初北京社会的艺术发展状况及文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①可见书法研究会导师皆为北京大学在职教员，而画法研究会导师则皆为校外聘请。
②此时更名为“画法研究所”。
③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四至六时贺履之指点山水画法，“盖大士导师见告在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举行美术展览会”，见《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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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盼超（１９７７－），山东博兴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与理论研究。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