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arbara Pollack    翻译：朱弦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以狂热的速度发展，成为国际艺术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块。从2004年起，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以2000%的速度增长，有的甚至超过这个速度，以前售价是5万美元的绘画作品，现在的价格超过了100万美元。

　　没有任何地区的艺术市场能够发展得像中国这样繁荣：短短几年里出现大量的艺术展馆区域，1600家拍卖行，以及第一批为数甚众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者。

　　中国当代艺术的疯狂已经引起了行业内的诸多批评。有很多言论说，中国的收藏家利用拍卖行抬高艺术品价格，并普遍抱着投机态度，就好像他们手中交易的是股票和房地产一样。西方的收藏家也一样被指责涉及投机行为。一些艺术家说西方收藏家以便宜的价格买下他们的作品，很快就以原价十倍或者更高的价格转手。

　　那些在过去三年进入艺术市场的人发现，投机中国当代艺术品是一桩稳赢两倍的买卖。2006年3月苏富比举办了首场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总成交1300万美元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拍卖成绩。今年三月的苏富比拍卖会总成交2300万美元，而4月份的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会香港专场则总计成交将近3400万美元。香港佳士得拍卖行自2004年起举办多场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它在2005年的总成交额是1100万美元，而在今年5月份一个晚上的单场拍卖会成交总额达到4070万美元，两者的比较太让人吃惊了。

　　如果说这些数字已经很让人吃惊了，那么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拍卖成绩上的巨大成功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张晓刚，岳敏君，蔡国强，刘小东，刘野等。在拍卖成绩方面，今年的领军人物是曾梵志，他的《面具系列No.6》(1996)在5月份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60万美元成交，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张晓刚，他所绘画的巨幅阴郁肖像，让人想起文革期的家庭留影。自从他的油画首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以后，其作品的价格从2003年的7万6千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30万美元，而今年四月更是拍得610万美元。蔡国强最近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回顾展。他的火药画在2006年售价低于50万美元，而在2007年11月份，他的一套14幅组合作品成交价为950万美元。

　　根据2007年的艺术品拍卖价格索引，排在前100位的在世当代艺术家中，中国艺术家占了35位，而且在价格方面他们已经成为杰夫.昆斯(Jeff Koons)、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这样的一些西方艺术大师的强劲对手。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东方关注着中国，艺术市场方面也不例外”苏富比亚洲执行总裁程寿康(Kevin Ching)如是说。“尽管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及其他一些经济领域方面的不稳定性给我们带来担忧，但是基于2008年中国奥运及2010年的上海国际博览会的前景，我们对中国的整体业务还是有很大信心。”

　　然而他指出，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势头已经开始减慢。在三月份的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专场上，有20%的拍品没有找到买主。甚至像张晓刚这样上了拍卖纪录排行榜的大家，其作品成交价也仅仅就是基本估价。

　　“市场正在变得成熟，现在我们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什么都能卖。”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专家张小明(音译)说。“收藏者变得更精明了，他们收藏范围缩小到某些艺术家、某个时期、某些材料的作品”

　　然而，西方的画廊仍热衷于搜寻中国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中的许多在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例如曾梵志，据一家知情的北京画廊说，他与纽约的Acquavella画廊签了为期两年的合约，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而画廊主人William Acquavella对此交易却不做任何评论。

　　张晓刚和张洹已经加入纽约的PaceWildenstein画廊，而艾未未和刘小东则在去年春天签约纽约Mary Boone画廊。近年来，几乎纽约所有的重要画廊都与中国艺术家签约，严培明签约David Zwirner，徐震签约James Cohan，黃永砯签约Gladstone，杨福东签约Marian Goodman，刘野签约Sperone Westwater。他们的众多作品进入私人画廊和公共美术馆，而这些机构却没有显示出对其他亚洲艺术感兴趣。

　　“市场的表现不同于我的预期”纽约商人Max Protetch说，他从1996年起就开始批评中国的艺术家。“我们希望中国的艺术家也能经历一个批评的过程，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艺术一样。我希望那些假的艺术家能被人们识破和摒弃。但是他们全都鸡犬升天。这是一个没有批判力的市场。”

　　艺术家飞黄腾达的典型例子是曾梵志，他以其面具系列而知名。五年前，曾梵志的作品价格在5万美元以下，而今天他的作品在一级市场上最保守的价格也在100万美元以上。像查尔斯·萨奇和乔斯·摩嘉比这样的一流收藏家都是他的粉丝。

　　曾梵志正在做着准备工作，今年九月份他将在纽约Acquavella画廊举办个展。他被视为严肃的北京艺术家之一，因为他是独立工作的，而许多北京的艺术家则有众多的助手。曾梵志的生活方式也显示了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当被问及他工作室外停放的一辆黑色悍马是不是他的车时，他回答，“不是，那车太丑了。我开的是奔驰G5。”

　　请注意，这种成功的背景是：中国政府对文艺仍然是严格监控的。电影，电视及新闻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而视觉艺术现在却基本没有监管了。尽管偶而有展览被叫停和艺术品被海关人员毁坏的事件发生，但管理层大体上已经倾向于支持艺术市场的发展，且不干涉艺术家的私人行为。

　　北京798画廊区域，其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群以前是军用品工厂，现在转型为首都最火热的艺术区，现有超过150家画廊入驻。如今，人们已发现这儿存在编址混乱、管理腐败、以及男女风化等社会问题。以前中国的视觉图标——英姿焕发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高兴红旗的形象——被艺术家们摆在展厅用来嘲讽，这由各画廊自行决定，而没有经过文化部门严格审查。

　　然而，在2008奥运会前夕，管理层要求某个画廊将它的展览延期至比赛结束以后。被叫停的是新北京画廊的马保中作品展，其中15张油画描绘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包括一张根据历史照片作的画，画面是1954年毛泽东和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在一起的瞬间。

　　在奥运前夕，北京花费巨资将798艺术区修整一新。小巷都新埔了鹅卵石，大街新开了许多咖啡馆。上海，尽管它较少受益于政府支持，现在也涌现出近百家画廊。全国各地区的政府都规划了SOHO风格的艺术区，希望以此来助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纽约Pace Wildenstein画廊的创始人及总裁Arne Glimcher对中国艺术市场充满信心，今年八月份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分画廊。新画廊的水泥建筑位于798中心，占地22000平方英尺(约3000平方米)，带有高耸的天花，预计将花费2000万美元重新设计装修，由著名建筑师Richard Gluckman(曾设计圣地亚哥现代术现代美术馆和安迪·霍尔美术馆)担纲。

　　“我们承诺有顶级的艺术，我们也要有与艺术家相配的顶级的画廊。” Glimcher说。

　　Glimcher一向无意在世界其它地方开设分支机构，但他认为在北京建立分画廊是有必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北京没有与顶级艺术家相呼应的画廊。他招募了林冷作为Pace北京分画廊的主理。林冷是北京另一家画廊“北京公社”的创始人。

　　另一个投身于中国市场开拓之潮的西方商人是Arthur Solway，他最近在上海开设了詹姆士·科汉(James Cohan，纽约重要画廊)分支机构。“我是五年前才来中国的，我被这个国家巨大的活力所吸引。” Solway说，他计划将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美国著名艺术家)、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德国著名导演，艺术大师)、洛克斯·佩恩(Roxy Paine，美国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到亚洲，但和Glimcher一样，他找不到一家画廊或公众美术馆有足够的专业资格运作这样高档次的展览。

　　詹姆士·科汉上海画廊位于原法租界区一幢1936年的Art Deco风格建筑的首层，这类建筑是这个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詹姆士·科汉上海画廊所在的大楼曾经被军队占领使用过，“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汉字仍然留在前门。

　　“从1966到1976文革期间，中国人一无所有。但是现在，上海有了数不清SPA，人们在喝着咖啡牛奶，买劳力士手表……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 Solway说，他相信中国人从富裕的消费者进一步成为艺术收藏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的收藏者们——或者中国未来的收藏者们——是将一批国外画廊吸引进来的关键因素。直到最近两年，我们仍没有看到作为个体的中国收藏家。早先，中国的传统是宁愿花钱收藏古董，若干新出现的大陆收藏家打破了这一陈规。其中最惹眼的是管艺。这位温文尔雅穿着得体的前化工厂老板，收藏了超过五百件当代艺术精品，这些东西可以装满整整一个博物馆。2005年，位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举办了黃永砯的回顾展，其中主要的作品都从管艺手中租借的。管艺经常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长，他的收藏品陈列处成了美术馆长、收藏家们来北京的朝圣之地。现在，管艺正在建造自己的博物馆。

　　另外一个显赫的收藏家是张兰，俏江南川味餐饮有限公司的全国总裁。她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艺术品，并将它们陈列在别致的居所里。

　　娱乐业的收藏家是一个新出现的阶层，电影明星张子恰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SOHO中国——庞大的地产帝国的主人潘石屹和张欣，则委托了一些艺术项目，以提升高尚住宅及消费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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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位收藏家为推进北京的艺术收藏做出了贡献。一位是杨斌，职业是汽车特许经销商。另一位是张锐，他是北京电信业总裁同时也是北京现在画廊的创建者。该画廊参加了今年6月份的第39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也是北京的画廊第一次出现在博览会上。就是这两人，他们不仅招待收藏者，组团去参观巴塞尔美国展馆，还带朋友去伦敦及纽约销售藏品。

　　张锐拥有超过500件(译者：有报道称是近700件)艺术品，经常出借藏品给一些大型国际展览。最著名的是借给2006年利物浦双年展的装置作品《明天》，显示的是四个披头士的尸体模型面部朝下漂浮在水中，其作者是艺术家孙原和彭禹。

　　张锐正在北京中心区的工人体育馆外建造一个艺术宾馆，其特色是装配有特别定制的艺术品以及委托艺术家设计的房间。“我正在设想一个方案，可以把我的私人藏品转化为公共艺术品”张锐能过翻译告诉ARTnewar的记者。这样做在中国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捐赠艺术品给美术馆或其他非益利机构都不会带来税款优惠。张锐代表了这样一类中国收藏家：他们公开自己的收藏动作，拥有大量值得关注的藏品。

　　在中国，更为典型的艺术品买卖活动在大陆的拍卖行里进行着，猖獗而有计划。大陆有1600个注册拍卖商，每场拍卖会总能吸引上百个投标人前来竞拍。这些拍卖场所从1994年开始营业，中国的艺术品买家在这儿比在美术馆更为舒适，后者直到1990年才在政府的许可下公开运营。一些拍卖行完全按自己的规则动作，让人感觉到一种“狂野东方”的气氛。

　　举个例子，一个拍卖行直接从艺术家手上拿作品去拍卖，而这个艺术家以后就把这个拍卖价作为他的作品的一级市场价。更常见的是，现在中国有上百家画廊，经营者在拍卖前会找一些做“托”的假买家，在公开的拍卖场合抬高价格，让某些作品产生“拍卖价纪录”，以此来宣传他们代理的艺术家。这种合谋的拍卖行为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在中国则被视为有远见的商业实践。针对拍卖行的行业规范就很少，更进一步的法律条款几乎没有。因此，当买家不幸买到了劣质品或者赝品时，他们也不能诉诸法律。

　　竞拍是一场商业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当买家创造了一个价格纪录或者很快竞得拍卖品时，他觉得这一时刻不仅是经济上的胜利，更能炫耀他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们会很快瞄准下一个目标。

　　随着当代艺术品市场走向成熟，这样一些买卖行为势必产生很多问题。

　　“两年前，我觉得有必要把艺术家本人带到拍卖现场，”北京星空间画廊的主人房方说。星空间是一家致力于发掘艺术新人的画廊，它代理了象陈可、高禹这样的年轻艺术家。

　　“但是，如今的画廊增加得太多了，我发现还是不带艺术家去拍卖场所更好。我现在还不想卖出他们的作品。”

　　两家大陆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支配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2007年，两家的拍卖额加起来超过2亿美元，相当于该年度整个大陆当代艺术品拍卖总额的三分之二。

　　去年春季，嘉德公司在古典艺术品、家具， 陶瓷， 银器及钱币方面拍得1.42亿美元，而当代艺术品共拍得4000万美元。拍卖的当代艺术品包括刘小东的《温床NO。1》，成交价是820万美元，创造了当时大陆油画拍卖价纪录。

　　去年春季另一个同类的拍卖会上，保利公司总共拍得1.3亿美元，包括一个晚间的当代艺术品专场，拍得2700万美元。(这一组数字在今年有一点微小的修改，原因是两家公司为四川地震捐出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款。)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前景，保利公司和嘉德公司的看法大相径庭。中国嘉德是大陆最早建立也是最受尊敬的拍卖行。它始建于1993年，创建人是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如果说保利公司是以其广阔的资源及大力收购艺术品而闻名于世，嘉德公司的名气则在于它拥有一批知名的专业权威和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网。举个例子，当波士顿美术馆决定在中国大陆售出20件清代瓷器时，它将这项业务交给了嘉德。就拍卖场所的气氛来看，保利公司和嘉德公司与佳士得和苏富比惊人相似。拍卖目录设计得一样，拍卖程序也是一样，甚至参加竞拍的人群都一样：尽管拥挤，但是都衣着时尚，表情稳重。

　　“从一开始，我们研究制定了拍卖场的规章制度，然后我们一直坚守原则。”嘉德公司的总裁王雁南说。她也在新成立的全国拍卖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该协会希望能够加强拍卖市场的行业规章条例建设。

　　保利拍卖公司隶属于中国保利集团，该集团有固定资产300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部成立的，私有化动作的央企。当年，在初步决定将文物购回中国后，保利公司先后花了1000万美元买下了几个青铜动物头像(译者：指青铜牛首、虎首、猴首)，这几件国宝是圆明园喷泉的一部分，因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而一直流失海外。回归祖国的文物陈列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就在流光溢彩的新保利大厦内。该大厦采用了世界上最大的单层双向点式柔索玻璃幕墙。

　　保利拍卖公司还以它那自由灵活的操作而闻名，比如，保利可以拍卖自己公司的藏品，保利还可以让委托售卖者担保，保证他们将使买方在拍卖时得到低价成交。

　　虽然有迹象显示市场正在走向成熟，但对短线投机者来说，艺术品已经太昂贵了。

　　“上面谈及的收藏者实际上是相当小的一个群体，”保利公司高级顾问赵旭说。“他们的收藏品都是数年前以很低的价格买的，如今艺术品价格暴涨，他们唯一能够再买进的方法是先卖出藏品。我认识的这些收藏家均来自上层社会，他们买得起100万或者200万美元的作品，他们不断地搜寻最好的作品，名作，以丰富自己的收藏。”

　　当被问及保利公司是否遵循西方的一些拍卖业行规，赵旭很尖锐地反驳说：“有时候，苏富比也不会遵守这些规则。”中央美院的艺术市场专业教授龚继遂则说：“拍卖这行业是西方先玩起来的，中国人正是通过他们领教了这个游戏可以如何投机。”

　　两人话中所指的是，今年4月9日香港苏富比举办了“仕丹莱收藏”(Estella Collection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的专场拍卖，108件艺术品成交1800万美元(另外80件艺术品将在今年9月份的纽约苏富比专场推出)。这些艺术品是2003到2006年收集起来的，经理人是迈克尔·古德豪斯(Michael Goedhuis)，他代表一个投资者群体，包括萨卡·拉诺维柯(Sacha Lainovic)，一个国际减肥品牌董事长;雷·德班(Ray Debbane)，一家私人投资公司董事长。2007年，他们将收集的近200件作品全部卖给了威廉姆·阿奎维拉(William Acquavella)。而廉姆·阿奎维拉其后就把这些艺术品委托给苏富比拍卖。拍卖官不愿意透露交易的细节，而苏富比拍卖行此后则受到了指责。

　　这场拍卖会之后，诸多媒体都报道了艺术家们的抱怨。一些艺术家称迈克尔·古德豪斯当初承诺要把他们的作品长期收藏和展出，这样才得到很低的收藏价格的。迈克尔·古德豪斯却否认做过任何承诺，他说“我的想法只是保证作品原封不动地、安全地交给一些机构。最理想的状况是让这些藏品出现在一家中国的机构，因为这里没有这样的藏品。”这些藏品曾在一本书上露面：China Onward登了中国专家Britta Erickson写的一篇文章;拍卖会之前这些藏品曾在丹麦路易斯安娜现代美术馆和以色列博物馆展出。

　　根据古德豪斯的说法，因为市场价格上涨得很快，投资者认为价格将到顶了就选择了卖出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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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美术馆还不成熟，而且它们也没足够的经费收购这些藏品。我原指望永利公司(Steve Wynn)能够接手这些藏品，因为该公司既然能在澳门打造那样顶级的多功能娱乐城它一定有实力收藏这些东西。”

　　后来他找到了阿奎维拉画廊，他说其原因是他相信这个经销商会把这批藏品介绍给Steve Wynn。据说阿奎维拉画廊付了2500万美元。

　　事后，有关这些藏品会卖给永利的说法让阿奎维拉画廊老板迈克尔嘲笑不已。“我想，这件事从头到尾充满了谎言和投机。”他说，“我买了一批画，然后我又卖了一批画，就是这么回事。”

　　根据苏富比美国南部和北部董事总经理Maarten ten Holder的说法，在拍卖会之前他们公司就接到一些艺术家们的质询，不明白他们的作品为何被送去拍卖。

　　古德豪斯是否真的承诺过长期收藏作品?或者仅仅做个商业性的过场用以提高收藏品声誉?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

　　岳敏君有两幅作品也在这次拍卖会中，他说收购时没有任何承诺。古德豪斯2005年从香港汉雅轩画廊收购了曾梵志的一幅作品《毛主席》，那时出价是3万美元不打折扣。而在这场拍卖会上该作品拍出了1800万美元。

　　“你必须知道一个背景，当年我在中国收购作品的时候那里的艺术品几乎没有市场。”著名收藏家霍华德·法伯说。在知名拍卖公司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去年9月份举办的拍卖会上，法伯的藏品共售出2000万美元。

　　自从1980年来，在长年居住北京的艺术评论家及策展人凯伦·史密斯陪同下，法伯频繁拜访北京的艺术家工作室，并精选了100件作品。1996年，法伯花了2万5千美元买下王广义的《大批判：可口可乐》，在去年Phillips de Pury的拍卖会上，这作品拍得160万美元。据报道说接手的买家居然就是法伯的女婿——拉里·沃希(Larry Warsh)，此人还举牌投标了其它几件作品。

　　“只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我要买的是王广义的作品。”沃希说。“霍华德有他的收藏，但它们不属于我。他的很多藏品我都想要，但是目前我还买不起。”

　　法伯在收藏领域的成功榜样极大的启发了沃希，后者于2004年开始在北京收藏作品及开展艺术咨询，一些北京艺术家已经与其签约向他提供作品。

　　“我被中国迷住了，当我了解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家之后，我也被中国的艺术迷住了。”沃希说。“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买画时竟然完全不在乎作品的价格——这一切是不正常的。”

　　沃希是《美术馆》杂志的发行人，该杂志2004年卖给了路易斯·布罗恩传媒集团(LTB MEDIA)。沃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藏了一批作品，包括吉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凯斯·哈林(Keith Haring)、肯尼·沙佛(Kenny Scharf)的作品(译者注：以上三人均是涂鸦大师)。沃希说，他的收藏品最多时超过1200件，现在他手上还有近400件绘画和摄影作品。沃希的部分收藏品是通过他新办的一个机构AW Asia 来经营的，该机构在切尔西有一个画廊，致力于为美术馆和少数私人藏家收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最近收藏了23幅摄影作品，它们均由AW Asia提供。

　　法伯和沃希抱着不同企图，一个卖出一个买入，这让中国艺术家很是困惑：到底是谁在买画?为谁而买的呢?为什么目的?

　　在最近的几次访谈中，几位艺术家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张晓刚，他在与沃希的一次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声称这是一个投机行为。而沃希回答：“虽然有一些艺术家不太高兴，对当时被卖的作品价格不满意，但更多的艺术家表面上愤概其实内心是高兴的，因为有人对他们的作品兴趣。”

　　纽约画商杰克·丢顿(Jack Tilton)自1999年起就开始接触中国艺术家，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找到好的归属，而不是从市场大潮中捞一把。但他们也在市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以夸张的姿态拥抱了资本市场，其热情程度超过了我们这些商人。在经济方面，他们一点都不幼稚。”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拍卖后艺术家们的反应时，法伯显得很吃惊：“那又怎样?现在我成了坏人。真气人!”

　　一部分多年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家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收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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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利希克(Uli Sigg)，瑞士大使，从1995到1998年被派驻中国、蒙古、韩国，他建立了一个收藏帝国，主要作品被整理为一个展览主题《麻将》，已在欧洲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展出，近期的展览将于今年九月十日至明年一月4日在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举行。

　　比利时的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利用他们的收藏资源在北京建立了一个非赢利当代艺术中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这儿，刚刚举办了他们历来收藏的作品的展览。

　　到目前为止，收藏家查尔斯·萨奇仍在忙于为他的伦敦新画廊做准备工作，该画廊将于下月9日举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他还开办了一个汉语网站——萨奇在线，以便让大陆的艺术家在网站页面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与西方收藏家的行动相比，大陆买家的参与度显得苍白无力。尽管有许多传言对中国买家的实力进行了渲染，但是在一些产生拍卖纪录的重要的拍卖会上，他们的影响力很小。

　　“香港几乎囊括了全球的买家，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买家。”佳士得亚洲当代艺术主管埃里克·常(Eric Chang)如是说。“我很少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这个比例已经从12%降至不足10%。”在中国的经营者们经常接待的客户中，也很少有大陆的买家。

　　“我至今还没有认识一个收藏家。”前波画廊主管茅为清(Christophe W. Mao)说，他前不久刚刚在北京开了一分画廊。

　　尽管当前缺乏大陆的收藏家，但是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艺术中心。作为一个轴心地带，其艺术品买家已经到辐射到南韩、台湾、新加坡、印尼、东南亚以及其他中国华侨聚居地。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反映就是：北京的300多家画廊经营者来自于范围极广的不同国家，包括来自意大利的常青画廊(Continua)， 来自瑞士的Urs Meile画廊， 来自南韩的Arario和PKM画廊， 来自日本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Beijing Tokyo Art Projects)，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的Tang 画廊。

　　“在北京，把中国艺术市场和更大范围的亚洲市场或国际市场分开来谈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马芝安(Meg Maggio)说。马芝安是美国人，她1988年来中国，自1998年起到2006年负责管理中国最早的画廊之一——四合苑画廊。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画廊——北京艺门画廊，在这里，她打造了一个艺术家们的国际群落。

　　“你怎样描述这样的市场：韩国艺术家在北京办展，或者中国艺术家生活在纽约?” 马芝安问。她意识到，一个到北京参观的南韩收藏者或者一个到北京来做生意的欧洲商家都会是她的潜在客户。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艺术中心，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艺术博览会的蓬勃发展。北京有两个艺博会——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当代艺术展已经办了两届;而香港国际艺术展今年也成功举办了首届博览会。

　　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的执行总监王一涵说，今年她主持的博览会吸引了40000人前来参观，而更为高调的上海艺博会只有25000人参观，香港的艺博会则只有19000观众。

　　这些数字与巴塞尔艺博会的60000观众比起来是要小一些，但画商们相信这些亚洲的艺博会是有价值的，因为能够吸引新的买家并且让亚洲的收藏者在通过画廊购买艺术品时感到更满意。

　　“在其他地方，博览会就只是博览会。但在上海，博览会的意义远大于此。因为只有这儿的展览能够影响到几百万人。”上海香格纳画廊老板何浦林(Lorenz Helbling)先生说，香格纳也是中国最早开办的画廊之一，曾多次参展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何浦林话中所指，不仅仅是博览会吸引的众多参与者，还有它强大的公共影响力，以及每届政府对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都给予了重视。

　　就在几年前，想要在一个公共艺术博览会上把当代艺术品卖给亚洲收藏者那是不可能的事，更不用指望卖给大陆人了。但是，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巨大成功，世界各地的收藏者——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或者欧洲——都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高古轩画廊是全球营业额最大、据点最多的画廊，其亚洲总监尼克·西门诺维克(Nick Simunovic)已经在香港开设了办公室和陈列室。根据西门诺维克的说法，这些地域性的买家最终会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当代艺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以我的经验，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在那里你能创造巨大的财富，那么这个获取财富的周期包括三个阶段，” 西门诺维克说。“首先，人们收集他们的文化遗产，然后他们收藏自己那个时代的艺术品，而最后阶段，我认为就是获取全球化的当代艺术品。”

　　高古轩画廊最初考虑在上海开设一个办公室，但是在大陆业务方面他们遇到了难题。最可怕的就是这儿的艺术品经营要缴纳高达34%的奢侈品税，这让参加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国外画商都感到难以承受。与之对比，香港则是一个免税区。

　　西门诺维克发现，即使是杰夫·昆斯的作品，在上海也无法卖出。而在香港，西方当世艺术的经营要容易得多。就在一年前，香港亿万富翁刘銮雄(Joseph Lau)花了7200万美元买下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撞毁的绿车》 (Green Burning Car I)。在今年五月份，佳士得带来了一幅沃霍尔的《毛》肖像，估价1.2亿美元，只在香港秘密看货交易(目前还没成交)。

　　“的确，中国的市场很火，但这只是冰山之一角。”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前总监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说，他也是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总监之一。“中国市场不仅仅是关乎中国的画家群体，它也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大市场。”

　　随着画廊、拍卖行、艺博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更大范围的艺术界都认识到亚洲市场的威力。

　　站在一个纽约或者伦敦的拍卖大厅里，看着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叫价上百万美元，你可能会抱怨市场过份火爆并预言这个泡沫迟早会破灭。但是，当你漫步在北京那繁忙的画廊区，看着光顾咖啡厅和小商店的一群群学生及游客，看着他们挤满了巨大的展览厅，你很难想象低迷的冬天就在不远处。

   （编辑：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