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群

    中国的学术官方化已有数千年历史，深固难除，学术官方化的特征就是行使体制权力，树立权力话语，其艺术立场也必然是捍卫、襄助体制权力，稳定既得利益。学术框架亦必然是追求统一性、宏大叙事，消解个人心性，强调集体意识。每个时代必然出现学术官方化。封建时代是官修正史，独尊儒术，今天我们读到的孔子经典，都不是原典，都是鲁壁封查后，被官方做了手脚的。孔子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教父，实际上只留下至圣先师，道统天下的一面，而他个人的精神境界，孤独所在，无人知晓。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本是“大同之道”，是他洞察到人的心性、资质不可能达到，退而次之，改步小康，这期间有何等的失落与悲叹。我们今天读到的孔子经典，都是强调个人心性服从于社会规范，绝少见到个人心性自由的描述，这些精髓的内容都被官方删除了。并在历代的官方删修中逐步湮灭。孔子都能被“阉”，其下历代学者可想而知。历代的官修史论浩若烟海，使中国人的神经麻木了，并遗传给子孙万代。《折槛图》等传世的忠贤故事，不过是用鲜血捍卫铁血罢了。

    现代化的真实意义是人的现代化，个体为单位的人的觉醒，人的价值的确立。现代化的社会机制，生产关系、知识系统、审美意识，必须建立在对个人价值，个人人格的尊重之上。而现代社会的变革基石则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不是什么西方、东方的价值差异，而是人类发展的进步通则。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知识体系的变革、审美意识的变革都只是对传统格局的改良，激进的革命口号和意识形态控制，都只针对权力的集中、秩序的统一，而非人性的解放和制度的优化。因之，中国的学术性质，则只可能出现两种形态，一是学术官方化，再是学术江湖化。这两种形态都远离现代意义，既远离人性的解放和制度的优选。学术官方化和学术江湖化都打着现代的旗号，然而却不承担现代的责任，即民主建设这个现代社会核心。官方学术强调共性意识，江湖学术强调利益准则，都偏离现代学术的人性叙事和精神使命。学术官方化的特征是强调主流权威话语，扩张体系架构。鼓吹宏大叙事，追求整体价值。以科学为信仰，忌谈民主，个人价值，四库全书般的海量咨询，包罗万类，而学术江湖化特征则表现为采取道德虚无主义，放弃立场，拒绝思辨、远离是非、淡化精神，追求当下过程，学术庸俗化、文牍主义、制造话语、企图以语言替代意义。

    学术官方化趋向是大一统权力意志，和稳定体制秩序、保障既得利益 的诉求，这种学术形态用无所不包的，标榜现实合理性、包容性的宏大叙事，把鲜活的生命、激荡的潮流、各种相异的发生，都纳入其学术集装箱中，这种学术有些像产品目录集成，实际上不涉及精神和人性本身，这种学术形态强调系统化，成果化，浩瀚博杂。

    而学术江湖化则往往是相对学术官方化和学术体制的逃避和迂回，对精神和真理的逃避与消解，出于本能的生存原则，具有明显的寄附性和虚无性。放弃精神原则、不再追求终极意义。只从现实出发，依据现实各自的利益标准、族群标准和存在标准，不再追寻深层向度，而止于表象。不再探究学术的意义，而止于学术的效益性和适合性。江湖化学者，争夺江湖座次，自诩学术权威，年青人则效尤嫡传，追随帮派，党同伐异。拼贴词句，调侃话语，消解权威，冷嘲热讽，嘻哈起哄。

    一般说来，官方学术形态和江湖学术形态各有各的阵营，但随着利益的需求，官方形态和江湖形态亦开始握手言欢，消融了体制内外，权益双边的界线。官方学术的项目、会议往往容纳江湖人士，而江湖学术项目展事也闪烁着学术官僚的身影，而双方的互渗当然有打破疆隔的活跃、推进意义，同时也使江湖的散漫阵营里充斥着体制的陈腐，使体制的正统格局充满了江湖的习气。所以当代中国的学术人，尤其是在官场江湖的二分局面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染上了官场的趋炎逢迎和江湖的苟且刁蛮，远离学术的本质，即言论自由、人格精神的独立，真理守持。

    在学术的官方阵营，有些学者尚不乏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的真诚，坊间所传潘公凯以体制权力经营学术，也并非全然，我曾参加过潘公凯主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四大主义》研讨会，全部费用都是潘公凯自己陶的腰包。这比起一些拥权假公的学术官吏，毕竟高尚许多，相比之下，学术的江湖圈子，则整体地信奉狼狗哲学，全盘走向利益化，学术立场和知识分子独立价值被彻底的否定、抛弃。江湖地位、座次、名声都自觉地划价待估。在学术江湖中，很难见到人格的魅力和真诚心态。如有也早就被江湖规则污染、剿灭。学术江湖忙于制造话题、招摇大纛 ，聚集麾下勇卒。

    学术官方化和学术江湖化都背离了现代学术本质，即精神的终极和人性的彰显。现代学术的本质，就是对认识与价值的启蔽。从而把人类从现代的文明弊端和人性异化中唤醒，保持身心的和谐与灵肉的冲突。学术官方化和学术江湖化都是文明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消解个性心灵。利用共性蒙昧。拒绝公义的判断、凭任利益的驱动。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学术崩溃的时代，崩溃的原因是精神大道的迷失，古圣先贤的垂训，西哲邻师的启蒙，都是大道的基石。而全都被国人的现实利益所遮蔽或篡取。现实需求的是古圣的秩序而非心灵，现实需要的是西哲的科学而非民主，这一切远离现代世界的事理和真机。这一切无视人的生命和本心。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从人治走向法制的过渡阶段。学术的迷惘和崩溃也受制于此。如欲保持学术的纯粹，则必须籍靠理性，正视学术的尊严与独立，才能建立起并非依附权力和利益的学术机制和健康的学术环境。从而保障学术之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言说自由。学术只有脱离官方化和江湖化的制约，才可能通过自由获取真知。用于启蔽启蒙。官方与江湖自然也可以选择独立的学术为自己的目的所用，而不是把学术弄成今日这般官方化和江湖化。

    附：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四大主义》之我见

    周谨兄、小凡兄：

   潘公深意宏愿，诸兄风仪良弼，大业辅成，不胜感慨，潘公鸿构，经营良苦，立场坚定，叙事宏大，德沛时空，惟精惟诚，几无道苛可责，实体既筑，顺理成章。并能与时俱进，不悖天演，呼成一家之言。美言已表，美食既饱，思其未尽人意者下：

    潘公为了确立中国的现代化主体，花巨大工夫把中国现代艺术从西方（国际）叙事中剥离出来。从现在取得的成就看，潘公对现代性的界说在形式逻辑层面相对完善，而在思辩逻辑层面仍难自圆其说。

    潘公之认为“定位”与“正名”殊关重要，因“定位”是试图确立民族的主体。“正名”是为了确认身份。潘公把“定位”的方法寄托于“事件”的单纯发生。是想摆脱前置的西方经验或模式，但艺术的本质是整体性的，将其确立为“事件”，只是叙事的方法，如果说是“事件”东西方都是“事件”，即发生的事实，而非观念的判定。如果把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定位于“事件”，也难以否认前置西方“经验”、“事件”的同类项属，既是同类项的西方经验或模式，对于中国就不是信息传递的关系，而是同类化合的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要把中国现代性判着“事件”，也不能一相情愿把西方经验判作“模式”，西方前置经验同样在“事件”的意义上同构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

    “自觉”也不是凭空的，“自觉”是相对于刺激源和距离感而确立的。那天晚上我和高天民兄闲聊，说到50步和100步。50步者想同步于100步者的自觉，正是优者刺激和现实距离促成的。在这个事实上，救亡图存的现实，是一种反相的刺激源。促成我们的自觉。同时相对于现代性中现实距离，而成为发展与制动因素。

    潘公将未来视野定为科学巨变，认为这种巨变足以成为扬弃、搁置既往的一切。这种科学主义的未来观，可能是事件发生的现实，但绝不是价值的优化结果。科学主义是非常危险的，科学作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必须要有能控制的制动力，那就是民主。科学主义的危险性是双重的，一是潘公所看到的科学自律性，人机合一的危害。另一种危险就是失于民主的制动，科学便成为邪恶的动力与工具。这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现象和核军备扩张充分证明。潘公的科学主义未来观，其实也隐含了对现代社会真实矛盾和文化诘难的逃避。

    潘公认为该项目现在的阶段是“定性”阶段，尚未进入“价值判断”的阶段，这种将性质判断与价值判断拆开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性质判断就必然代入价值判断。比如某味中药，我们说它性甘，味苦，那只是指该药的性状，性征。当我们要判定它的性质，则要将其放到整体的阴阳辨证系统中去，才能判定其性质。而这个阴阳辨证的知识系统，不仅诉诸认识，而更取决于价值。再譬如说某人犯了法，其性质恶劣，从逻辑上说，这种判断是根据他的违法行为超过法律规定性的程度。但这个相关法律、程度系统，则更多由自道德价值判断。凡人文“事件”的性质，大都涉及价值判断。不可能仅凭事件发生和叙事框架定出什么性质来。[NextPage]

    潘公用形式逻辑取代思辩逻辑的方法，其背后仍是一种为民族争取话语权的善意，也就是一种本土价值。

    关于现代性，从人类发展史考察，所谓现代化的问题，就是全人类的整体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具体的民族、国家只有具体的条件和现代性处境。现代性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所面临的事件发生。发展道路。这绝非概念的抽象。而是人类生存本能和发展方向的共通性。这也绝非进化论，而是生存本能的驱动、和生存方式的改进。因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生存体验，学界，艺术界总是以具体的条件和处境作为与人类共通现代性抗衡的理由，并对这些理由戴上民族性的光环。以道德和公义和民族价值遮蔽现代性。

    现代性的基本支撑就是科学与民主。某些人只承认科学而排斥民主。认为中国式的现代社会应该是集中多于民主，集中取代民主，甚至抬出民众素质低差的理由而拒绝民主。这些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就是把选票权交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他也会依据自身利益和选择权利选出自己的信赖的当权者。而某些人需要强调用民族性抗衡现代性的时候，立即又会说民众是真正英雄。其实这些理论，并不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是立足于既得利益和秩序。

    我是这样看中国的现代化处境和问题的：我是站在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通览全观，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不是未来视野，而是当下寻真。潘公认定科学的未来突变，将使当下和历史的一切失去意义。这仍是主观排它性的预测。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对当下和未来的超越，是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排它性和预测性，而是理想主义和对终极价值的执守。

    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简述之：没有抽象的文明文化，文明文化都是演进在具体的种族、具体的生存条件中。当一个种文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具备了人类的共同形态和共同价值。这个种文明就获取了类文明意义。就不能以西方东方来区别，而是属于国际和人类的文明文化。所谓现代普世价值，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如果这种类文明价值对具体民族、国家的人民福祗有利，这种类文明就是好的。 而其他的种文明社会条件，文化习俗，情感心理，在类文明引导的发展前提下，肯定也会有牵肠挂魂的丰富性。

    整个20世纪中国，就是类文明影响种文明的进程。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只有依据上述立场来理解。以中国的现实体制，传统文化，在这种全球整体变局中，冲突剧烈。

    这个变局是国际、人类的整体变局。不仅只是中国的变局。孙文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对这种变局的宏观判识。邓**“落后就要挨打”，是从实用主义对这种变局的判识。

    有些力量以中国的现实去适合这个变局，有些力量用这个变局去适合中国的现实。前者审时度势，以理性原则判识；后者唯利驻实，以经验情感判识。

    在过去的100年中，前者被后者认为是“全盘西化”。后者被前者认为是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化处境中，谁正确呢？邓**看得最清楚：搁置争议，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何保障国际主义立场的公允性，而不至于成为某种强势强权的藉口，而消解否认民族的正当权益和文化特殊性。同时，如何杜绝以民族特殊性为藉口，而将普世价值、国际事物偷换成自己权利、利益的工具。这就需要人道主义立场的判别。

    人道主义立场，是反省了人类社会由动物性愚昧到精神性文明的历程而确立的鉴真标准。

    人道主义超越普世标准和本土立场。超越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超越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超越东西古今标准。它立足于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一切有违于此的现象和主义，都是对人类真实的遮蔽。[NextPage]

    依据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就是立足于超越的视野和大道的标志。不仅止于审视人类社会、国家政府的现实行为，同样可以审视各种理论学说的真伪阔狭。以这种超越的观察，我们可以透视那些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实行的反人道的血腥屠灭、权力的贪婪，也可以洞明那些以现代化的名义，贩卖种种民族劣根形态和肆虐的私欲。

    同样，在学理的探讨中，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可以使我们超越现代性与民族性、模式与事件、前置与后进、弱势与强势，突变与绵延……等等悖论，矛盾。

    周谨兄、小凡兄：

   以我所持的立场，看潘公的宏大叙事，我认为原则上是没法改变潘公的观念设定。一个人的学问和观念，决定于其身世、经历、知识结构，情理平衡的选择。潘公的处境和视野，实属难能可贵。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够修正补充的，我提以下建议：

    一，关于“四大主义”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读，关于这点，那天与潘公聊天，我已对他说过。建议不要放在一个层面，应从多层面概念来表述。我建议改成:A、 传统立场 B、融合形态 C、西方引鉴 D、大众现实。 就是四种趋向，四种选择路线，别谈什么主义。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冷静地观察、对待20世纪过于激进的中国美术现象。

    二，关于未来视野。建议不锁定在科学事件的突变。未来的突变将是由科学事件为动因的社会变局和人文变异。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艺术，不是科学，科学只能改变人文条件，而不能替代人文。

    三，在宏大叙事中，不能把价值判断搁置在性质判断之外，从现在起，已避不开价值的选择，而不是放在以后的工作中去解决。

    四，关于成果形态，只能是对人类社会 的现代性中，关于中国和中国美术的具体发生方式的描述，而不可能外在于脱离于国际、人类社会现代性的整体。而独立标志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样将造成由整体性分离形成的中西误读。从而重新陷入东西间、类文明和种文明间的麻烦纠缠，而遮蔽人类共属的大道。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些微看法，不知当否？提供二位仁兄斧正，当然也可以全盘转呈潘公，学术就应该开诚布公。再次对潘公和二位仁兄，还有令伟兄，天民兄表示诚挚的敬意。

    顺颂  教祺    

                                                  牟群 顿首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