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繁

    如果让大卫.格兰森(David Galenson)说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他会毫不迟疑地给出答案：《亚威农少女》——艺术家毕加索于1907年完成的一件绘画杰作。他接着会胸有成竹地告诉你哪个排名第二、第三，等等。

    他对排名如此自信并非缘于在美术史上的造诣，尽管在这方面他涉猎颇多。格兰森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最初主修经济史，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艺术家和创意上，发现对艺术品作经济分析可以解释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他的统计方法——基于艺术品作为例子出现在美术史教科书中的频率，引领了他对20世纪艺术品根本性的全新诠释——艺术史学家憎恨的诠释。

    艺术品市场的客观标准?

    “在艺术史上，资格几乎无迹可循，”格兰森说，“艺术史学家憎恨市场。”

    对格兰森来说，市场是使20世纪的艺术与其他年代截然不同的因素。较早时代的艺术家为权贵、富有阶层和教堂作画，作品成为专享，很少散落民间。直到20世纪，艺术品才被卷入市场大潮，成为流通的商品，像黄油、爱马仕手袋那样，接受顾客喜好的挑选和市场的洗礼。格兰森指出，在这种制度下，打破规则、独树一帜成为创作的首选。不拘一格、经常改变画风、尝试新体裁的概念创新者会获得最大的报酬。在历史上，艺术品背后的理念首次比艺术品本身更重要。

    当然，此前已有经济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艺术世界上。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的经典著作《有闲阶层论》中，讨论了市场如何把包括艺术在内的东西变成显而易见的消费品。但总体来说，关于艺术的经济理论还相对较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德.凯夫斯(Richard E. Caves)在2000年的著作《创意产业》的序言中指出，早在几十年前，他已经有了这个观点，但认为“最好推迟到专业声誉不受到影响的时候”才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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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格兰森在他的书《线条之外的绘画》(Painting Outside the Lines)中讨论了“创意”的理论。然后，两年前，他推出了《老大师与年轻天才：艺术创意的两个生命周期》(Old Masters and New Geniuses：The Two Life Cycles of Artistic Creativity)一书，尝试揭开艺术品价值的神秘面纱。

    格兰森认为天才有两种，一是年轻时已经锋芒毕露，石破天惊;另一是经长久挣扎，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登上大师之位。两种艺术天才在成功路上殊途同归，前者英华早现，是“概念型艺术家”;后者经过历年的实验和错误，不断修改、简化，慢慢发展了自己的作品，是“实验型艺术家”。

    格兰森关于创意的理论部分，基于对艺术品在拍卖场上的成交价的研究。格兰森的著作推出后，被誉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一些人认为他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艺术品市场，为飘忽不定的艺术品价值定出客观标准，理论大有参考价值。今年春天，他被授予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奖。

    20世纪最伟大作品的统计排名

　　然而，不满他把艺术成就与金钱混为一谈者亦大有人在。“欧洲经济学和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维克特·金斯伯格(Victor Ginsburgh)，称格兰森对“概念型艺术家”和“实验型艺术家”之间区别的交代似是而非。

　　但最困扰格兰森的是艺术专家对他观点的否认。在即将出版的书中，他写道：“他们几乎一致拒绝承认定量分析方法可以在艺术领域取得的价值。”

　　格兰森打算在此书中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在整个20世纪艺术史上，由于许多最重要的个人作品很少流入市场，他决定利用美术史教科书来评估每件作品的价值。他统计了1990年和2005年间出版的33本教科书中艺术品作为例子的数量，假设作品愈重要，被引用愈多。

　　“重要的艺术家是创新者，他们的作品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继承人，改变他们的做法。”格兰森在书中写道，“对人的影响越大，说明这位艺术家越伟大。”

　　《亚威农少女》排名第一，被引用28次;构成派雕塑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第三国际纪念塔》排名第二，被引用25次;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973年创作的地景艺术作品——位于大盐湖的长达1500英尺的《螺旋玄武岩》，排名第三，被引用23次;紧随其后的是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是什么使今日的家庭变成如此的不同，如此的动人?》，有史上第一幅波普艺术绘画之称，排名第四，被引用22次;乌姆伯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创作于1913年的青铜雕塑《空间中延续的独特形式》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都被引用21次，并列第五;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917年完成的作品《喷泉》，一个瓷器小便池，排名第七，被引用18次，而他创作于1912年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第2号》，则排名第八，被引用16次。

　　一些概念型艺术家，像汉密尔顿、波丘尼和塔特林等，都是一举成名，格兰森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突破，尽管他们还没有跻身最佳艺术家行列。

　　迈克尔·拉斯顿(Michael Rushton)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艺术经济学，他表示：“格兰森在科学或艺术的道路上正在取得进步，而且创新确实需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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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史学家不屑一顾

　　在获悉格兰森的理论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名誉总馆长约翰·埃尔德斐尔德(John Elderfield)说：“艺术家的经济概念会让艺术史学家忙活一阵子。这些历史上伟大的作品，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具有现代艺术所不具有的意义，如此分析是公平的。”但是，他告诫，这种做法应适可而止，“还有伟大的东西并不属于统计学范畴”。

　　在社会科学，被引用的次数——当其他学者提及一件作品的频率，是一种衡量思想家重要性的标准方式。格瑞、拉斯顿和其他经济学家像唐·汤普森(Don Thompson)，基本上认为计量引用是有效的措施。

　　但是埃尔德斐尔德指出，书本往往再现已经引用过的作品，那些著名的作品更是被频繁转载。《亚威农少女》这幅画在1939年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夜成名，随后便备受关注;而毕加索在1908年完成的绘画《三个女人》则收藏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的冬宫内，直到1970年才流传到西方。在此之前，没有哪部书曾提及该作品，尽管现在经常被转载。

　　艺术批评家亚瑟·丹托(Arthur Danto)也提及教科书在最近几年趋向于强调女性，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艺术世界正趋于政治化，”他说，“这已经影响到教科书和画作的使用。”

　　关于其排名，埃尔德斐尔德表示：“坦白地说，这是荒谬的。”当要求给出自己的排名时，他说他将把《亚威农少女》和《喷泉》囊括在内，并添加马蒂斯的《红色画室》、塞尚的《浴者》、马列维奇(Malevich)的《至上主义构图:白上白》、米罗的《世界的诞生》、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和贾斯帕尔·约翰(Jasper Johns)所作的美国国旗。

　　丹托表示：“除了能够自圆其说，我看不出这个方法有什么好。画作出现的频率对我来说似乎并不能解释该艺术品的价值。用此方法评估艺术品，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答案。”

　　涉及个人喜好、主观判断的艺术品的价值难以估量，要为之下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恐怕亦强人所难。格伦森对20世纪艺术品的排名法，今后能否派上用场，仍然很难解答。

  （编辑：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