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开奇
英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是欧洲少数保留着文化审查制度的国家之一,电视、电影等类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惟有戏剧是一块自由的孤岛(自1965年邦德的《拯救》风波之后,英国取消了戏剧审查制度)。一九九七年,安东尼·尼尔逊以探讨性爱与文化审查为主题的《审查者》(1997)在英国上演,获得了当年英国作家协会和《观剧》杂志颁发的数项最佳实验戏剧奖。十多年来,《审查者》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成为一部实验剧作的经典。
安东尼·尼尔逊与萨拉·凯恩和马克·雷文希尔三人被公认为英国当代戏剧—直面戏剧的代表人物。笔者在《萨拉·凯恩戏剧集》中曾提到,直面戏剧的剧作家们以极端的道德勇气来呼唤人们的良知;他们的作品赤裸裸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崩溃、毒瘾、血腥暴力、性暴力、战争恐怖和种族屠杀,令人们无法规避当今人类世界残酷的真实场景和社会现实;苏格兰剧作家尼尔逊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正是对人类当代社会的深刻隐喻。
尼尔逊1967年出生于一个戏剧之家,母亲是演员,父亲是导演。“我是个排演厅婴儿”,他最初的表演经历是英国铁路广告画面上的宝宝。在爱丁堡长大的尼尔逊,自小便继承了父母的戏剧天赋。“那是段快乐时光:在我父母投身于《7:84》和《野猫》等风靡一时的苏格兰戏剧的七十年代。而我总想重新抓住那个年代的力量和紧迫。”孩提时代令他最难忘的戏剧是《克利斯的寡妇们》。当剧中的妻子们的丈夫都死在海上的噩耗传来,扮演一位妻子的尼尔逊母亲在舞台上的一声惨号,令尼尔逊心底永远振颤着戏剧的情感力量。“从此我一直坚信戏剧就应该那样,戏剧必须具有强悍、原始的力量。”
尼尔逊早年的求学道路颇为坎坷。在他考入位于加德夫的威尔士音乐戏剧学院之前,他在爱丁堡学习了一年戏剧。他参演了彼得·魏斯的《马拉/萨德》和丹尼斯·波特的《人之子》。父母亲“另类”的生活方式沉淀了尼尔逊性格中探究质疑的人生态度,他的内心总在寻求新的突破;在爱丁堡的日子里,他母亲曾陷入精神崩溃;在他成长过程中,茫然不定感始终困扰着他。“与众不同的是,我属于文化上的中产阶级,但我们家时常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就是为何尼尔逊虽然不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剧剧作家,但他的剧作始终尖锐地拷问与关注着社会正义。
尼尔逊在完成了威尔士音乐戏剧学院的学业后回到爱丁堡参加了BBC青年剧作家大赛,写下了《国王的玫瑰之色彩》(广播剧,1988)。1990年他为特拉弗斯剧院写了《我的美人之福》。随后,他完成了一系列剧作并迁居伦敦。他经常自编自导,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小剧场实验戏剧的风格。他的戏剧观众不能仅限于在席间观剧与思考,还须投身于舞台上的情感世界。这种实验戏剧的探索形成了英国九十年代直面戏剧美学的主体。
出于对“极端戏剧”的追求,尼尔逊在迁居伦敦之前为爱丁堡戏剧节写了《正常》一剧;这部探索人类心理阴暗面的关于系列杀手的剧作的公演远早于萨拉·凯恩和马克·雷文希尔九十年代中期上演的耸人听闻的作品。《正常》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上演于爱丁堡;获奖后,该剧作为实验戏剧的成功之作上演于伦敦及世界各地。该剧故事中的杀手曾经令1929年二月到1930年五月间的德国充满了恐怖。该剧暴露及探究性与暴力及其社会根源,揭示和刻划了人们心底潜藏的谋杀心理。《正常》在演出中表明舞台所呈现的恐怖能够跨越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他的另一部刻划现代社会中性与暴力的名作《穿透者》1994年一月上演于伦敦皇家宫廷剧院。
迄今为止,尼尔逊创作了近二十四部剧作,其中包括《我的美人之福》(1990)、《双翼振翅》(广播剧)、《正常》(1991)、《穿透者》(1993)、《家庭之年》(1995)、《遗传》(1995)、《圣诞前夜》(1995)、《吸尘器袋》(1996)、《扭曲》(广播剧,2003)、《审查者》(1997)、《缝合》(2002)、《善意的谎言》(2002)、《爱德华·甘特惊人的绝活》(2002)、《神奇的离异世界》(2004)、《现实主义》(2006)、《穷苦白人》、《脏衣服》、《菜单》(2006)、《废墟中的上帝》(2007)、《迁居》(2008)等。尼尔逊的剧作上演于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等世界各大剧院与戏剧节。1997年,他的著名剧作《审查者》获得了英国实验戏剧多项大奖。2002年,《缝合》又为他赢得了伦敦戏剧晚会剧作家新秀奖提名。
《审查者》1997年四月首演于芬堡市的红室剧场,又在当年六月上演于由斯蒂芬·道尔德里担任艺术总监的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其时,尼尔逊正担任伦敦西区约克公爵剧院的驻院作家。与《审查者》同时上演的还有卡莉尔·邱琪尔的短剧《这是一把椅子》。1997年九月,《审查者》又热演于伦敦西区的大使剧院。作为一部实验戏剧,《审查者》既受到评论界与观众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某些争议。《每日邮报》称其为“一部愈合,悲剧收场的爱情故事。”《泰晤士报》则认为尼尔逊是“这群英国皇家剧院剧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勇敢探索禁忌题材,激情追求舞台的悬念、惊诧、戏剧语言的精练。”查尔斯·斯宾塞在《电讯报》提出,“尼尔逊象劳伦斯一样开放而真诚地直面禁区……”但《泰晤士报》的本尼迪克特·奈廷格尔认为该剧在“戏剧表层之下过多的性说教”;他提醒读者,‘《电讯报》在百年前批评易卜生的《群鬼》是“可怕、肮脏、令人憎恶的叙事”。今天这份报纸居然发现《审查者》“尖锐、幽默、十分隽永与深刻。”
[NextPage] 《审查者》的人物与场景都十分简约:人物为审查者、妻子和方丹小姐;场景为办公室与家中厨房。启幕时,剧中一位专门审查色情影片的审查者正在大楼地下室被称为“粪坑”的办公室内审看影片。影片制作人方丹小姐则在劝说他放行她制作的《邂逅》一片,其理由是《邂逅》并非色情片,而是一部爱情片。她以大胆的诱惑及有力的说服来促使审查者透过画面表象深入理解人物及故事内涵。方丹小姐向这位“自我压抑、谨小慎微的官僚”解释了她影片的第一场景:“那位男士的性器官时硬时软”意味着这对情侣尚在“两人关系的初级阶段。他们还正在了解对方。”也许是认同,更可能是迷恋,审查者答应他将鼎力相助方丹小姐。舞台场景中穿插着审查者的家庭生活、他的性无能和妻子的婚外性。最终,方丹小姐发现了审查者的隐秘的心理疾患—窥淫癖,从而治愈了他的性无能,两人在办公室内做爱。几日后,妻子告诉他,方丹在纽约惨遭杀害,审查者不禁失声痛哭,但他妻子却误认为丈夫与自己终于产生了心灵的交融。
《审查者》是尼尔逊首次尝试的一部反震惊戏剧。的确,人们从此剧感受的是困扰而非震惊。剧作强调的是透过表象的深入审视,其哲理在于“如果你理解他们,他们就不再异化。”而审查制度正是一个“不愿理解人们”的症状,是人类异化的一个范例。尼尔逊认为这种沉溺于非黑即白的观念往往是有害而不负责任的,因为道德存在于灰色地带。剧中的审查者饶有深意地说,“没有审查制度,将没有象征,没有隐喻,没有戒律—我是说《邂逅》是关于一对情人的故事,但你没必要看到特雷瓦·霍华德的阴-茎出入于西莉亚·约翰森的肉体。”
《审查者》是对于审查制度的争议的一种干预,但尼尔逊的关注点不在政治而在人性。“自我审查的意识令我迷恋”。他在剧中了探究了偏见是如何深植于个人的痛苦经历中。“如果你陷于痛苦、无性的婚姻中,你必然对性爱的提及十分地反感与仇视。”恰如其他的个体,“当审查者们自身的弱点和痛点被触及时,他们的反应会十分强烈。”他们会决然排除令他们不适的东西—这是天性,也可能是是社会因素—权力的症结。
对于这部爱情故事中的剧中人方丹小姐,尼尔逊的笔触极为简约,因为她只是个象征和隐喻。“性爱将与生殖和繁衍彻底分离。你认为性爱将会消失?不,它将自由地进化为人类能达到的最奥妙的交流境界:一种普世的非言词的语言。不再有压抑!不再有迫害。今天的性变态者将成为明天的先知先觉者!”但最终方丹成了她自己激情性探索的受害者;方丹惨死的结局是尼尔逊对于她的极致的性哲学的一种否定。
尼尔逊将观众的目光聚焦于审查者的男人的困惑与愤懑。全剧的关键就在剧终时刻:当审查者再次审看影片时,他的微笑表明“他发生了变化,他恢复了性爱而变得神采奕奕。”“我们与不同的人的性经历会改变我们。”妻子在审查者的心中始终极为重要,因为他无法离开她,他不时地回归于她。最终她张开双臂抱紧了他,尽管她误解了他失去方丹的痛苦的泪水。他们间的纽带无法分割,两人终于恢复了情感的交流。
然而剧中的提出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审查者与他的妻子在感情危机中都产生了外遇,但不同的是:妻子的婚外性造成了夫妇情感交流的破裂,而丈夫的婚外性则加强了两人间的夫妻之情。方丹小姐犹如一位爱情的天使,治愈了审查者的阳痿,恢复了审查者夫妇间的情爱,然后不失时机地消失了。假若她又奇迹般地回到伦敦呢?如果取消审查制度,给与人们绝对的自由,社会该如何应对失控的后果呢?无疑,适度的审查制度还是必要的;但悖论就在于“在审查中,许多健康的东西也被压制了。”
斯蒂芬·道尔德里曾经说过,“《审查者》试图寻找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尼尔逊认为这似有拔高之嫌,但人们将性爱与罪疚合为一体的心理定势是极为扭曲有害的,这是问题的症结。对于他作品中的性爱,尼尔逊这样解释“性欲是人性的基石”,“阴蒂纯粹是为了快感而存在的。……如果你忽略了你的人物的性欲望,你的人物是没有活力的。……因为性爱依然是我们生命中最为真率之处。”其实,繁衍的需求和快感的欲望两者之间的悖论区域正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是今天我们对《审查者》一剧哲理含义的某种解读。
(实习编辑: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