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音乐会导致暴力行为？这仿佛是大众的常见假设。然而这些“问题音乐”真的会伤害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吗？至少，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让人充满攻击性。况且，那些听来激进的歌词某种意义上，是在“传播平等权利意识”。大众媒体往往会假设：听暴力的音乐会导致暴力行为，你听的时间越长、音响越大，就越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是啊，看到一个戴帽子的青年摇摇晃晃走进公交车，耳机里泄出的尽是噪音，大多数乘客都会小心提防。 
 
　　这种对流行音乐的提防心理，令政客和官员们更有理由禁止他们认为会给社会带来危险的艺术家。比如，魅力无穷、口齿伶俐的说唱歌手SnoopDogg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引起骚动后，便被禁止再次进入英国。之后尽管他几番保证检点举止，却仍在黑名单上。

　　Dogg有一次说：“我觉得你们有太多的老人和老办法。”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上个月一位法官终于解除了针对他的禁令，结果只是为了让内政部以公共秩序为由申请禁令再次生效。Dogg还被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几个国家拒之门外，同样以潜在威胁为由。Amy　Winehouse不能去美国拿她的一捧格莱美奖，因为她的吸毒史人尽皆知。我们与其假设她被禁是因为偶像的负面效应，不如假设华盛顿没人想看到她偷运进一卡车白粉更合理些。

　　某种音乐的内容或艺人的行为是否能被当成公共威胁而禁止，这是值得英国心理学会深思的严肃问题。更宽泛地说，带有暴力、色情、种族主义词汇的吵闹音乐，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问题音乐”，是否会对脆弱的年轻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危害？如果是，那么监督其歌词、限制其传播乃至禁止艺人入境便有了说服力。

　　然而，这个问题更多地植根于偏见而非铁证。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研究著作《音乐的社会及应用心理学》（The SocialandAppliedPsychologyof　Music），对此问题进行了全球性的考察。来自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　University）的阿德里安·诺斯（Adrian　North）教授是该书的作者之一，也是这次英国心理学会讲座的主讲人，他说：“两方几乎势均力敌。如果我们问一个很笼统的问题：听暴力音乐的人是否更容易犯罪，那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要寻找证据然后去限制它，那证据还远远不够。”

　　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桩案件证明了听问题音乐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年龄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郁闷青年，花了整个下午喝啤酒、抽大麻、听JudasPriest的唱片“Stained　Class”。没过多久他俩就跳出窗户，冲到教堂边的墓地企图用手枪自杀。一个孩子当场死亡，另外一个打烂了自己的下巴。他们的父母起诉了JudasPriest，结果以败诉告终。在这场悲剧的诱因中，一张唱着“他受够了”、“做吧！”的唱片并不比美国的枪支管理法或廉价啤酒更该受谴责。

　　一些研究表明，重金属摇滚爱好者更容易轻视女性，而说唱乐爱好者有较强的进攻性。诺斯和大卫·哈格里夫斯（DavidHargreaves）在书中还引用了一项未公布的研究，表明经常听说唱乐的年轻人，殴打老师的几率要比其他人高3倍。此外这些年轻人还更倾向于开快车以及没有安全措施的性爱。

　　但这里所缺失的一环，还是最后那把“冒烟的枪”。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问题音乐”导致了社会问题，而更多证据却暗示音乐中的暴力其实是已有的社会紧张的真实反映。比起监督和禁止，它们更需要被聆听和理解。

　　人们普遍认为的音乐与犯罪和自残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广泛的误解。一项研究表明，英国警察局的hip/hop和说唱乐爱好者被捕记录，要比乡村和西部音乐爱好者低。诺斯还说：“在自杀人群中，重金属爱好者被过度强调了。其实歌剧爱好者也一样。”

　　在“问题音乐”中有大量对色情、种族主义、虐待的刻画，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让本来没有进攻倾向的人改变态度。相反，一些激进的说唱歌词还能通过“传播平等权利意识”积极促进社会内部的宽容。

　　流行音乐对于特定的社群来说是一种身份的徽章，并且他们以此为傲。诺斯认为，尽管不时有一些反社会的信息，流行音乐的凝聚力“对脆弱的青少年还是有益的”。至于年轻人模仿偶像的行为，最新研究表，粉丝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偶像在他们心目中从英雄渐渐变成了名人，这意味着SnoopDogg和AmyWinehouse的崇拜者更倾向于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猫王的追随者吃芝士汉堡噎到死一样。摇滚明星的行为举止和社会混乱之间的联系更多是出于想象，当然这也不是说它就可以忽略不计。

　　什么时候流行音乐会对年轻人产生危害？诺斯说：“我有个小男孩，如果他听很多暴力的音乐，我会很担心。”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禁令。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共讨论、更多有根据的事实。

   （编辑：闫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