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电影剧照
传记片的“诺兰样本”。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诺兰是一个尤为特别的存在，面对电影的艺术性，他始终与观众“联结”，宣称“完成电影的是观众”，面对电影的商业性，他一直执着于艺术形式的开掘。通晓电影之艺术性和商业性的他既显示出强烈的作者特质，同时又擅长类型片创作。或者说，具有商业性的诺兰定义了作者性，反过来，具有作者性的诺兰同样将类型化定义。这种复杂性在他身上被消解和交融，以一种独特的“诺兰样本”赋予了影片某种难以名状、界限难明、暧昧混容的魅力。在《奥本海默》中，不同于寻常的传记片，诺兰同样嵌入了相当有辨识度的个人风格，制造了一部传记片的“诺兰样本”。
传记片创作往往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一种相对有距离的方式与人物“对话”，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常被引入其中，甚至有的传记片会趋于纪录片的形式。而《奥本海默》则不然，它的文本展现了高度的主观性叙事。在读完七百多页的普利策获奖传记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后，诺兰用奥本海默的第一人称而非第三人称写就了电影剧本，这样的处理，使影片从起点便置于主观视角中，此结构大大释放了奥本海默复杂的人格特质，借由如小提琴声效、蒙太奇等使观众获得了奥本海默世界中的沉浸感，这种沉浸除了行为外，也包括流动的情绪、感受，并将其个人选择与历史前进的方向勾连，展现出一种无限的深度和广度。
诺兰坦言：“这部电影是对奥本海默人生的诠释，我希望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解读，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解读。我不想拍成纪录片，就其历史真实性而言，我认为这部电影比人们想象的要准确得多。很多看起来似乎是杜撰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实的。”不难看出，诺兰的意图并非拍一部典型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在探察那个按下“按钮”的人，通过奥本海默的个人经历讨论历史观之何为，用一个确定的现实结果，探讨一个并不确定的历史/人性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有别于那些框架内的传记片，诺兰用《奥本海默》再次构建了一种新的传记叙事。
仍然关于“战争”。“战争”是近年来诺兰所关心的主题，《敦刻尔克》《信条》都在不同面向对战争的讨论给予某种新的提示。《奥本海默》则又在另一重意义上，显示了对战争的深度思考。尽管影片没有一个镜头是直接展示战争场面的，却从头至尾仍关乎“战争”。
诚如影片里所呈现的模样，科技与战争的关系，在某种时候是一种彼此强相连的关系，战争如一剂催化剂，催化了科技的创新。生活在二战期间的奥本海默便成为这种怪圈关系里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彼时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战争的阴霾持久未散，人们笼罩在巨大的恐惧和不确定中，随着科技脚步的愈来愈快和逐渐扩张的战争野心，核弹的制造成为战争力量双方竞争的核心，奥本海默就成为那个“历史中的人”，成为受命制造核弹的“按下按钮”的人。
诺兰多次谈到，这个世界分为奥本海默以前的世界和其以后的世界，“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奥本海默就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他创造了当今的世界，无论是好是坏，人们需要看见他的故事，需要相信他的故事”。这注定是一场与伦理有关的选择。“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电影中的这句台词先后出现两次，分别指向奥本海默人生中最重要的两种象征——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极点，前者是私人空间的欲望，后者则背负了二十二万条性命。这句经典台词像一个脚注，勾勒了奥本海默的精神生命。
当初，面对众多科学家之于科技伦理的怀疑、忧虑，奥本海默坚定地认为制造核弹本身才能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由此与轴心国的时间竞赛显得至关重要。而就在核爆成功后，诺兰用多个主观性场景来表现奥本海默的精神矛盾和道德困境，在奥本海默发表演讲时，他耳朵里回响着巨大的脚步声，它们与观众的呼喊声无限叠印，映照出奥本海默心底的复杂、兴奋、不安……确定性似乎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自我怀疑。当见到杜鲁门总统时，奥本海默袒露了自我的“脆弱”，认为“自己双手沾满鲜血”，不愿意再开展氢弹的研究。对此，杜鲁门非常不满，斥责他为“爱哭鬼”。尽管这段戏的时间不长，却是奥本海默精神生命里的重要转折点，犹如一场精神幻灭，使其再次思考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反思战争为何物。这是奥本海默的存在主义危机，也是人类的存在主义焦虑。一直以来，诺兰对危机时刻充满兴趣，关心人在危机时刻里的选择，正是这一怀疑和追问展呈了奥本海默的多面和复杂，天才的、充满想象力的、迷人的、神经质的、狂妄的……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焦虑和恐惧。
而更有意味的是，如前文所言，影片中没有呈现二战里惨烈的战争场景，更没有向日本投放核弹的直接场面，一方面这符合战争片的伦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诺兰对战争本身的观念。当核弹爆发后，奥本海默陷入巨大的无声世界里，蘑菇云在震撼着人类的存在之本，这无声的沉默背后是无边的本能恐惧、是持续的自我撕裂、是渐起的虚无感。它们都指向一个人性的考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交织了爱恨、政治等复杂因素，人类是如此脆弱，却又如此狂热，就像核弹的聚变和裂变般，这是诺兰的兴趣所在，也关乎每一个我们。
海森堡之“谜”与《奥本海默》之“底”。某种意义上，《奥本海默》是对《信条》的一次向外的延伸。在《信条》里，当科学家进行计算时，他们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点燃大气层并摧毁世界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科幻世界里，致命武器被制止。而颇值得咀嚼的是，现实世界里时间并没能倒转，“时间的炸弹”被引爆，尽管这个“可怕的可能性”几率极低，却是一场巨大的关于人类的赌博。于是，电影的结尾处，一句“我们毁灭了世界”呈现了现实的残酷。
电影在时间线上交织为三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展示了麦卡锡主义盛行下的美国政客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欲加之罪，是绝妙精彩的政治批判和人性揭示。而勾连这一人身攻击的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事——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那场简短对话。奥本海默带着计算去找爱因斯坦，表达了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摧毁整个世界的忧虑。这个场景是诺兰编造的，事实中奥本海默请教的人是阿瑟·康普顿，而非爱因斯坦。这场见面借用了历史真实中的“海森堡之谜”，1941年德国量子力学的代表人物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看望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两人有一次10分钟的秘密会谈，随后不欢而散。究竟是海森堡想从玻尔口中套出核弹的情况，还是说服对方与自己合作，为德国制造核弹，话剧《哥本哈根》呈现了这个历史之谜。与这一历史之“谜”不同，《奥本海默》在三个小时后给出了影片的“底”，爱因斯坦回答：“有一天，当他们对你的惩罚足够多时，他们会给你提供鲑鱼和土豆沙拉，发表演讲，给你一枚奖章。请记住，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这几乎是一种预示，成为奥本海默未来生命体验的预示。同时，科学家们在思考“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关乎人类和地球的存亡，一些政客却只关注所谓的可怜“自尊”，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影片在多个细节中展示了这种历史的“随意性”，其中一处细节是，在一次决定将日本的哪几个城市列为原子弹目标的会议上，“京都”被美国时任陆军部长史汀生勾掉，原因不是它的文化意义和历史积淀，而是史汀生轻描淡写的那句“我和我的妻子在那里度了蜜月，那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正如诺兰表示的，《奥本海默》并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呈现复杂性本身。
在电影之外，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是，在诺兰写《奥本海默》的剧本时，他的儿子说“现在没有人关心核武器这个话题了”。两年后，世界的快速变化像是奥本海默脑海里逐渐响亮的脚步声，人们开始重新关心这个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奥本海默》的出现讲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当下。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