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印发了《“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

  《规划》针对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天价片酬”问题，与之相关的“偷漏税”“阴阳合同”等问题，给出了具体的约束条款。

  其中，在片酬管理方面，《规划》指出，要坚决反对“天价片酬”，严格执行每部电视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演员总片酬 70%的制作成本配置比例规定。

  这条内容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当晚，“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40%”的词条就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二位，引发了激烈讨论。

  《规划》中提到，当前中国电视剧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对“天价片酬”的坚决反对和对片酬体系的明确规定，则是寻求电视剧行业精品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天价片酬”只是剧集行业目前存在的乱象之一。除此之外，编剧维权难、收视率造假、不够健全的电视剧评价体系等等现象，都是行业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规划》中也都有体现。无论是“引导全行业重视剧本创作”，还是“规范电视剧收视数据调查和发布秩序”，抑或是“加强成本管理”，背后指向的都是对现阶段行业乱象的关注和整治。

《规划》内容截图

  在2021年的多篇复盘中提到，2021年的剧集市场正处于交替的拐点，原有的惯性仍然存在，比如对高片酬流量明星的依赖，而积极的因子也在发展，比如圈层化的年代，主旋律成为最能穿透圈层，凝聚共识的剧集品类。

  《规划》为剧集市场的明天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一个更高标准的、更具影响力、更具活力的剧集市场，是行业在今天所共同前进的方向。

  史上最严“限酬令”

  拍一部戏就能赚1.6亿的时代，可能要彻底翻篇了。

  针对片酬管理，《规划》指出：“坚决反对“天价片酬”，严格执行每部电视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演员总片酬70%的制作成本配置比例规定，加强片酬合同备案与核查。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规范化、制式统一的片酬合同示范文本，在电视剧行业推广使用。”

  靴子终于落地了。“天价片酬”这一行业内外都十分关注的话题，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近几年来，有关片酬的讨论一直居高不下，几乎已经成为行业症结。“天价片酬”所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剧集制作分配比例的失衡，以及剧集质量的下降。编剧高满堂曾在公开场合提到，“现在拍摄一部1亿成本的电视剧，要请到这些当红小鲜肉，片酬基本就在七八千万之间，只有两三千万留给导演、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 

  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卿曾在2017年上海电视台制播年会上指出，2016年，明星的片酬涨得比房价还要离谱，一至二线演员的片酬增长了将近250%。制片人何静曾表示，“我听到的很多剧片酬占比都是超过50%，甚至突破70%，剩下那30%是其他主创和制作成本，那样的剧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演员拿了极高的片酬，但却没有回馈同等的劳动。Angelababy在2016年播出的古装剧《孤芳不自赏》被曝出片酬8000万的消息。该剧豆瓣评分仅有3.2，还因为孕期拍摄，很多画面都是在棚内以近景的方式完成，再靠后期进行处理，深陷“抠图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10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等四家协会就联合发布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

  此后，市场也迅速给出响应。2018年8月11日，爱优腾三家平台联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萌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共同发布了《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声明电视剧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不得超过100万元（含税），其总片酬不得超过5000万元（含税）。

  “限酬”一直以来都是全行业共同的期望，上述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发布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天价片酬”的问题，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2019年8月，爱奇艺创始人龚宇在2019第二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上也表示，“以前片酬八千万到1.2亿片酬的演员，现在都下降到四五千万”。

  片酬得到限制后，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有制片人对毒眸表示，片酬受到严控之后，分配给服化道美的费用相应已有所提高。这几年来，各个环节工种都在涨价，整体来看，各个环节可分配资金变多了。

  不过，尽管《意见》有效地控制了头部演员的整体片酬，但是仍然有不少“漏网之鱼”。去年，郑爽208万的日薪引发了舆论场的震荡，网络上也流传着诸多有关明星片酬的统计表格，几乎都在千万以上。片酬造假的问题也很快地反映在了合同上，比较知名的就是《倩女幽魂》的“阴阳合同”事件。推行了多年的“限酬令”，始终缺乏具体的落地措施，和明确的方向。

  这也是此次限薪能引起如此大反响的原因，《规划》不仅对演员片酬进行了严格限制，在对具体执行的监管层面，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机制，严肃处理有偷逃税、“阴阳合同”、“天价片酬”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演员和相关机构。”

  除了限制片酬本身，制作成本的合理分配，也有机会给剧集行业的各个环节带来正向影响。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周星教授指出，“成本的控制会极大地加强整个剧组的技术和艺术质量。”

  “限酬令”对剧方的影响，首先直观地反映在演员的选择上。“剧组的挑选余地变大了，”他表示，“以前的流量逻辑行不通了，一个演员有没有演技，导演和制片人都能看出来的，当大家开始挖掘好演员的时候，整个演员群体也会开始琢磨着提高自己的水平。”

  反过来讲，由于片酬整体拉回到正常值上，演员在选择项目时，也会更倾向于选择优质的、能打造自身口碑的作品，而非简单地“向钱看”。从去年的“清朗行动”开始，到如今“限酬令”的发布，在周星看来，这是“双管齐下”的举措，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明星工作的心态甚至方式。

  “可能有的明星过去是想着，我拿这么多钱，我管你剧好不好。但是现在反正就给你这些钱，你一年能拍的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会想着精挑细琢了。”

  “限酬令”给行业泡沫的挤出开了个好头，当金钱不再是第一指标时，所有从业者自然都会更关注内容本身。

  不过，在剧集制作成本的优化问题上，仅凭限制片酬，恐怕还不能一步到位。片酬降低后节省出的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反馈到剧集制作的成果上，还需要在未来几年才能逐渐得到验证。

  乱象，不止片酬

  “天价片酬”无疑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较为显性的症候之一。但要想实现全方位的行业优化，需要关注的问题还有很多。

  2020年年底，编剧余飞、宋方金在微博发布名为《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的联名公开信，共156位影视从业者联合署名，集体维权。随后，郭敬明和于正接连为了已经过去多年的抄袭风波道歉。这一事件让编剧行业正在经历的乱象再次浮出水面，引发大众讨论。

  抄袭只是编剧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显示，有75%的受访编剧，曾有过被“骗稿”的经历。即：核心情节或创意大纲被剽窃盗用，或者剧本被使用却不给署名等。其中近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编剧。

  被骗稿、薪资拖欠、署名权得不到保障……这些行业乱象的背后，都站着数不胜数的例子，如郭敬明在《小时代3》《爵迹》《冷血狂宴》等电影中开创的“副编剧”一职，就曾被编剧汪海林发微博讽刺为“本世纪最大发明”。

  好的消息是，编剧的话语权的确正在逐渐提高。在去年年中颁布的《新著作法》第17条中，就明确提到“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观众也给予了编剧更多的关注度，编剧不再是隐于作品之后的“无名英雄”，也不是所谓“背锅侠”。对于好的作品，观众开始习惯将其归功于编剧，好的编剧甚至成为一部剧的质量保证和金字招牌。

  针对编剧行业现存的问题，《规划》指出，应当“引导全行业重视剧本创作，从源头提高电视剧原创水平”，同时“加强剧本扶持项目推进督导和绩效考核，提升剧本扶持效能”。

《规划》内容截图

  如果说“限酬令”经过了几年时间，终于逐步建立了固定而严格的标准。那么对于编剧的保护，目前看来才刚进入“初级阶段”。在周星看来，《规划》对于编剧行业的保护，是隐藏在对剧本创作的强调之后的，换言之，更明确、更落地的措施还在补充当中。

  另外，对于编剧行业的人才培养，《规划》则特别提到了“高度重视青年创作人才培养使用，在创作生产实践中锻炼优秀青年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支持青年创作人才挑大梁”，同时“鼓励主创人员到基层‘下生活’，积累创作素材”，这既是好的信号，同时也给创作者们敲响了警钟。特别是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需要避免“悬浮”和“架空”的内容。

《规划》内容截图

  剧本属于前期工作，而数据评估则是后期工作。多年以来，收视率造假现象一直是困扰行业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制片人李学政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

  他指出，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有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在这种情况下，剧方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不得不花费巨大数额的资金购买收视率。

  为了驱除劣币，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通过建立大数据系统、发布统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举措，以解决收视率造假的问题。

  《规划》则进一步指出：“加强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应用推广，规范电视剧收视数据调查和发布秩序，解决电视剧收视调查突出问题，推动数据统计调查分析和电视剧综合评价机制有机结合。”

《规划》内容截图

  在这背后，是解决收视率造假问题的两个明确方向：其一，是通过对CVB的强力推广，使其成为全行业统一的收视标准；其二，是摆脱“唯收视率”的固有思想，建立更综合、更多元的评价体系。

  提上日程的标准化

  无论是限片酬还是突出编剧的地位，最终指向的都是提升行业的标准化。对亟待提升效率的剧集行业来说，除了上述内容，提升方向还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剧组流程标准化、综合评价体系等方面。

  毕竟长久以来，部分剧组技术人员在整体从业素质水平上的参差不齐，也限制了作品的表达。

  一位编剧就曾与毒眸聊起一场戏的“悬浮化”过程——当天的戏是拍一个部门的庆功宴，道具去厨房点菜，点了一桌子绿色的菜和绿色的啤酒瓶，毫无美感。“摆上来之后导演都傻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庆功宴吗？肉都没有。那个剧组里，导演每天都要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与这种不专业的对抗上。”

  这暴露了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国内影视行业的基层工种，始终缺乏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岗位标准。早在2016年时冯小刚就直言，电影行业需要自己的“蓝翔技校”。“我有时候觉得，一个摄制组除了主创，其他都是民工。我们特别需要培养怎样架一个升降机，怎样正确的装灯打灯，录音助理、服装化妆道具这方面的人。我们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培养这样的人。”

  凡影咨询创始合伙人王义之也在2020年的秋交会影视人才发展论坛上提到，当前影视行业标准数量少、空白地带多的现状直接导致了诸多行业问题，比如缺少岗位标准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定价；缺少人才标准，导致行业生产效率低下；缺少安全生产标准导致安全事故频发等。

  针对电视剧技能人才培养问题，《规划》指出：围绕电视剧拍摄制作流程，加强摄影、录音、美术、服装、化妆、道具、烟火、置景、灯光、特效等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和职业教育，建设高素质电视剧技能人才队伍。

《规划》内容截图

  在周星看来，国内影视行业基础工种目前的维系方式是“师徒制”，这种方式将技术局限在“手工活”的范畴上，忽视了文化的培养。而《规划》的强调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专业化：“一个村都是做灯光的也没问题，以后做分级分类培训，做思想教育，普及政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他们的专业化会提高，行业标准也会逐步建立。”

  除了要从根源上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执行过程中，剧组工作的标准化也刻不容缓。灵河文化创始人白一骢曾对毒眸讲述了一个项目从开机到杀青的过程中，会面临的一系列“BUG”，“这些BUG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发生。”

  比如开机后，因为群消息太杂乱，有时司机会将工作人员带到错误的拍摄地；全组人员驱车三小时到了拍摄地，却因为漏拿了一个小小的辅助拍摄工具，导致现场没法拍摄；因为通告里很难像日本剧组那样把每场戏拍摄时间精确到分钟，给群演订饭也总掐不准数，每顿浪费几十份盒饭是常有的事……

  近些年来，也有一系列信息管理系统陆续出现，帮助行业梳理规范，倒逼剧组建立标准化。小土科技、云尚制片、凡影等市场化公司，都在致力于推出一系列服务产品，让剧组财务透明可见，流程管理清晰，道具去路明确。如今，这些管理系统已覆盖到了审片、融资、剧本评估等更为前端的工作，但离全行业普及尚有距离。

  《规划》对于电视剧信息管理系统的强调或将加速这一进程：“健全完善覆盖电视剧备案公示、拍摄制作、内容审查、发行播出等创作生产全流程的信息管理系统”。这也是让市场要素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举措。

  在内容制作上建立标准之外，有一项“标准”却由于过于后端，时常被忽略，那就是评价体系的标准。除了白玉兰奖外，国内主流电视剧奖项的权威性一直有限，近几年还诞生了一系列“水帝”“水后”，将主演的人气、作品的流量和收视率、以及作品的质量混为一谈。

  这也是国内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有所缺失的缩影，《老酒馆》导演刘江就曾表示，影视行业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纯洁的评价体系，需要树立行业标杆，需要权威。“一直‘不确定’下去的话，将会导致‘本末倒置’‘颠倒黑白’直至‘行业打乱’。”

  参考电影，就能找到剧集评论应前进的方向。电影评论既有官方的“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也有来自淘票票、猫眼等购票用户的评价，此外还有诸多专业的自由职业影评人。而真正的“剧评人”却屈指可数。

  建立完善的评论体系，权威奖项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进一步办好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对中国电视“金鹰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等重点电视剧奖项加强指导”也被写进了《规划》中。权威奖项真正具有权威，才能让好内容得到其应用的嘉奖。

  优化成本配置、做好基础人才培养、完善综合评价体系——《“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发布后，一个国产剧制作前、中、后期的蓝图已被描绘好。

道阻且长，但有希望。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