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

　　“如果，如果我们明年再来，还会有蝉吗？”

　　“当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蝉。”

　　在林怀民写于1969年的中篇小说《蝉》的结尾，主人公翁陶之和庄世桓有这样一段对话。小说里的青年人们，在青春的终站即将到来前，度过了一个奔放的夏天，他们在“明星”和“野人”咖啡屋流连，他们莫名感伤，被青春和死亡以及早夭的隐忧挟裹着，“进行燃烧青春的仪式，也惶然地找寻自己和彼此”，终于，狂欢谢幕，主人公在离别纷涌而至、青春劫毁之后，突然听到了一阵蝉声，一种近似于欢乐的情绪骤然到来，主人公在刹那顿悟之后，准备进入另一个生命阶段。

　　40多年后的2013年，就在林怀民带着“云门舞集”在内地演出的同时，“美国舞蹈节”宣布，将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林怀民，这是现代舞世界的至高荣誉，曾经颁给许多舞蹈大师，而林怀民是第一位欧美之外的获奖者。

　　林怀民的舞蹈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但真正成就他的，还有舞蹈以外的熔炼和建树。《外滩画报》韩见和菲戈的文章认为：“林怀民之所以享有如今的声誉，不是因为他把自己打造成了明星偶像，也不只是因为他对中国元素的现代舞所作的开拓性探索，还因为40年来他创办的云门舞集真正和台湾社会建立了良性互动。”

　　一只曾经惨绿的蝉，在日光和风雨中，变成古铜色，又渐渐趋向透明，终于得见众生。

　　初歌：见自己

　　林怀民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曾祖父林维朝祖籍漳州龙溪，是清光绪十三年的秀才；祖父林开泰曾经留日，是医生；父亲林金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曾是嘉义县首任县长，母亲也曾留学东京。

　　林怀民自幼喜欢舞蹈，也喜欢写作。十四岁时，在《联合报》发表文章，拿到三十块台币的稿费，就去报舞蹈社，被父母劝止。18岁，他考上政治大学法律系，出于对写作的热爱，他又转读新闻系。读书、写作的同时，开始断续地参加舞蹈课和观赏舞蹈演出。旅美舞蹈家黄忠良的舞蹈课，旅美舞蹈家王仁璐展演的玛莎·葛兰姆风格的现代舞，都曾给他滋养，并影响到他对现代舞的理解。

　　1969年，他22岁时，去密苏里大学新闻研究所读书，后来转去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研习班。在那里，他写下小说《辞乡》，这篇小说成为他的小说集《蝉》的最后一篇，这本集子随后在台湾出版，让他成为各方瞩目的青年作家。自爱荷华毕业后，他开始正式在玛莎·葛兰姆以及摩斯·康宁汉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起先，他在政治大学教授英文及写作，与此同时，他被舞蹈家陈学同推荐，去文化学院舞蹈系授课。这个班上的学生成了“云门舞集”最早的成员。

　　1973年，26岁的林怀民，在台湾交响乐团团长史惟亮建议下，创立“云门舞集”，舞团的宗旨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而“云门”，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古老舞蹈：“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大卷。”

　　舞团工作演出任务繁重，林怀民既要打理演出的事务，还要考虑服装、道具、舞台与灯光的设计，包括节目单文案的撰写和印刷，乃至联系作曲者的版税交付事宜。但他却从没放弃写作，后来，他的文字，还曾结集成《说舞》、《擦肩而过》和《高出眼亮》。当他被问及舞蹈和写作在他生命中的关系，他回答：“跳舞是我的初恋，写作是我的妻子。结婚后，遇到老情人，旧情复发，于是舞蹈变成了我的情妇。”

　　盛响：见天地

　　《乌龙院》（1973年）、《奇冤报》（1974年）、《寒食》（1974年）、《白蛇传》（1975年）、《薪传》（1978年）、《红楼梦》（1983年）、《九歌》（1993年）、《焚松》（1999年）、《竹梦》（2001年）、《狂草》（2005年）、《听河》（2010年）……“云门舞集”成立之后，带有“云门”烙印的作品盛放三十年，进入几代人的记忆，让“云门舞集”成为一种风格、符号，哪怕是几张剧照，都具备“云门”辨识度。香港《明报》说：“云门舞集是台湾这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

　　林怀民也因此获奖无数，入选第一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过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登上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2005年亚洲英雄榜，并于2009年，获得德国舞动国际舞蹈节终身成就奖，成为这个舞蹈节的第二位终身成就奖得主。

　　“云门舞集”将多种艺术形式带入中国人的舞蹈舞台，不断引进最先进的舞蹈理念，并将这一切与中国人的诗意、历史感、土地意识融汇在一起，让舞蹈成为中国心灵的承载者。

　　成就这一切的，是无数磨砺、试炼，以及不停地反思。例如对“传统”问题的不停思考。蒋勋的《舞动红楼梦》，由林怀民作序，他在序言里写出了自己对“传统”的理解：“在文化自信充沛的国家，传统是当代的一部分。在英美，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在每个时代不断地被重新诠释，这是一种自然，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个问题……全球化不应该是自我放弃。传统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前人对生命的想象，如何丰富我们的想象，进而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诠释古老的素材，丰富今天的文化，才是正确的课题吧。”

　　“云门”曾经因为台湾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一九八八年暂停，随后，又在一九九零年复出，也曾经不停地寻找舞蹈和台湾社会的关系，找到介入生活的触角。一次，“云门”演出《耕种》，演出前，陈达的歌《思想起》和碧绿的禾苗一起在舞台上出现，六千观众掌声雷动，那一刻给了林怀民莫名的震动：“我知道艺术家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作，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术、形式与结构。艺术工作原来只是将心比心，是人情的往来”。一年后，“云门”开始进入低收入社区和校园免费演出。

　　在林怀民看来，舞蹈是修行，舞者进入“云门”，是一次修行之旅：“我们有打坐、书法等课程，舞者在旅行时，甚至带着毛笔，在旅馆里有时间就写。云门的舞者跟上夜店的舞者是不一样的，没有人禁止他上夜店，他们都不上。”

　　虹外：见众生

　　“有的舞者，不管做什么，总是透明的。”林怀民曾经这样评说“云门舞集”的舞者。事实上，经历四十年熔炼之后，他也渐渐成为那个透明的人，舞蹈理念已臻化境，物质生活却极其简单，他的身心都已修炼得像风和电波，无限开放，向着生活的开阔之地猛烈行进。“云门舞集”也贯彻着这种猛烈如大风的气象，渐渐“见众生”，从被动，到主动。从1993年开始，云门舞集就频繁下乡演出。从表面上看，之所以发起下乡行动，是因为台湾演出市场比较小，演出容量就那么大，尤其是舞蹈团，生存形势非常严峻，1993年，“云门”去美国演出《薪传》之后，经济状况不佳，也迫使“云门舞集”另辟蹊径，寻找适合台湾的运营之道。

　　但事实上，“云门舞集”的下乡行动，并非单纯的票房扩容，他们并不是演了就走，而是和当地民众有非常良好的互动。他们演出的地方，往往不是正规的剧场，而是露天的舞台、学校的操场，甚至榕树下的一块空地，即便在这些地方，他们照旧认真演出，在互动环节，还邀请观众尤其是孩子一起舞蹈。

　　1999年，云门舞集二团成立之后，也主要在学校和社区演出，“二团常在一个县蹲点两个礼拜，可以做出36个活动。比如在学校开周会时演，在教室里教，晚上还给老先生老太太上跳舞课，很成功，社会很需要”。

　　结果就是，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2008年2月，“云门舞集”的八里排练场毁于大火，在他们并没发起捐款的情况下，自发捐款却源源不断涌来，从企业家捐助的二三百万，到幼儿园小朋友捐助的一百元，“云门舞集”在短期内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5000笔捐款，共计3.7亿新台币，为的是让“‘云门舞集’有自己的房子”。林怀民笑称，自己有五千多个股东。

　　皮埃尔·布迪厄、罗伯特·帕特南等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而林怀民和“云门舞集”已经成为给台湾社会储备“社会资本”的重要力量。这才是艺术家的终极追求，在“见自己、见天地”之后，要“见众生”——为众生寄身的世界，增加联系、信任，以及共同信念。

　　（编辑：闫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