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三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朱莉·肯特（以下简称肯特）。她是美国芭蕾舞剧院（以下简称ABT）北京之行最大牌的首席舞者，但不久前因伤缺席香港的演出，令人捏了把汗。
演出当天下午，肯特在国家大剧院后台接受记者专访，这也是她此行唯一的访问。裹着羽绒衣、羽绒裤和雪地靴的她，神情害羞而友好。年过四十，肯特仍然在跳舞，更特别的是，在舞者中，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外祖父外祖母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看芭蕾，我父母第一次约会也去看了芭蕾。我母亲学芭蕾并深爱芭蕾，她曾是新西兰一家半职业舞团的成员，后来结识我父亲，随他来到美国。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出生不久后，我母亲又开始跳芭蕾以保持体形。我可能是有点天分的，我一踮起脚尖，母亲和其他人就会称赞：“看这个脚多美啊”。我很小就登台表演。
16岁，高中一年级时，我去ABT试演，面前是巴里什尼科夫领衔的整个艺术家阵容。巴里什尼科夫觉得，如果我能参演《胡桃夹子》，说不定能说服我父母，让他们看到我除了上大学之外其他的可能性。《胡桃夹子》在加利福尼亚的演出是我的ABT首秀，我在群舞中以雪花造型出现，特别开心。
也许一个美国舞者在欧洲大赛获奖在当时看来挺特别（指1986年在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上获奖），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很快就作为见习舞者进入了ABT，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那时是冷战的高峰，总统是里根，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人们社交的方式也和今天大不同。而现在，世界仿佛就在你指尖，触手可及。这种改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自然也会从我们的艺术中折射出来。
口述：肯特
做母亲后，人生视角变宽了
记者：2009年你未能加入ABT的中国之行，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感觉怎么样？
肯特：上次是因为我女儿出生，我不想带着她旅行，也不愿把她扔下。我此前唯一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是2000年在上海。那次很棒，我父亲和丈夫也一同来了中国，这次我的家人也与我同行，我妈妈、丈夫和两个孩子，我们计划去看长城和其他景点。
我以为北京会非常冷，准备了很多衣服，结果比我想象得好多了。这是个很大的城市，人们都很热情好客。中国人看到我的孩子都非常开心，因为他们非常可爱。
记者：作为舞者，在职业生涯中生小孩是不是很大的冒险？
肯特：原来我们一直有种观点，如果你生孩子，就必须放弃舞蹈——起码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样。但现在视身体情况而定，生孩子后通过特定的食谱和训练，也可以有很好的恢复。
记者：孩子和家庭对你的舞蹈生涯意味着什么？
肯特：我感到更强大了。我的舞蹈生涯与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16岁刚进ABT时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因为舞蹈，我可以周游世界，与不同国家的朋友相识、合作、分享。成为母亲之后，我的人生视角变宽了，不再给自己那么多压力，这也影响了我的表演，比如在《天鹅湖》和《吉赛尔》中，我总是将“无条件的爱”放在表演的首位，当母亲之后我才感受到这种爱。在繁忙工作之余，我也尽量陪着丈夫，并参与到孩子们的生活中。
艺术训练能让你生活得更好
记者：你跳古典芭蕾，也跳现代舞，对你来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肯特：最大的不同在于技术。芭蕾技术有专门而详细的规定，现代舞的技术则根据编舞和内容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但是通过舞蹈去讲述故事，无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都是相似的。
记者：在你的计划中，准备跳到什么时候？如果能选择谢幕演出，你希望带给观众什么？
肯特：我一直保持很好的身体状态，很幸运拥有一个很长的职业生涯。有太多美丽的角色，如果只有一个角色作为谢幕是不公平的，你穷尽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记者：如果以后不跳舞了，你会做什么？
肯特：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本是为芭蕾学生的父母准备的，另一本是为想开始表演生涯的年轻舞者所写的。在我的舞蹈生涯中，我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把丰富的经验、宽厚的智慧与我分享，我很确信未来我将继续在舞蹈领域，与大家分享我的所学和经验，推广古典艺术。艺术的训练和欣赏能让你生活得更好，也能让世界更好。这是我能够奉献的领域。
参与过的电影
《黑天鹅》
我帮助导演达伦诺夫斯基准备片中《天鹅湖》的拍摄，但我没看电影。这部电影对芭蕾舞者有很多固有偏见，比如饮食失调、片中典型的芭蕾舞者的妈妈，还有道德问题等，对我来说有点冒犯。它不是纪录片，更像悬疑小说。
《中央舞台》
它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不是纪录片，所以它并不是美国芭蕾学校真实生活的再现。芭蕾表演没有声音，你需要依靠肢体语言，而在电影中，你需要一些小的表情和动作，还需要声音。对我来说，参与这部影片是一段愉快的回忆。
Julie Kent
美国芭蕾舞艺术家。生于1969年。1985年，以见习舞者身份加入ABT，1993年起至今任首席舞者。除了跳芭蕾，她还曾主演电影《舞者》与《中央舞台》。其丈夫是ABT联合艺术总监维克托·巴比。
（编辑：闫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