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艾略特 - 北京文艺网

艾略特

　　艾略特生前，处心积虑地要撇清他与前代英美诗人的渊源，常常说自己上承的是但丁和波德莱尔的传统。近来像耶鲁大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学者都指出，其实惠特曼对他潜在的影响不小。这些当然说的都是他的诗，而不是他的文学批评。英国自十七世纪的德莱顿（John Dryden）之后，很多作家都是能诗能文，而且有些生前文名掩于诗名之下，但是时过境迁，往往其作为批评家的文名倒反过来压过了诗名，如约翰逊（Samuel Johnson），如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如阿诺德（Matthew Arnold）。

　　从长远看来，艾略特很可能上承这几位的传统，主要以他的文学批评留下身后名。他的博览群书，他的聪明睿智，妨害了他的诗，可是对他的文学批评却帮了大忙。《文心雕龙·知音》里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说得没错，但是只说中了一面。光是书读得多，心中没有那点灵气，还是亮不出“正法眼”的。艾略特不光遍读从古典到当代欧美多家诗人的作品，而且他真有能辨别妍媸的“慧耳”。他的许多批评文字，既能从大处落墨，在历史与传统的大框架里讨论问题，又能由细微处着眼，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探索底蕴，而且更难得的是他的英文干净利落，用句上海话来说，真是“刮拉松脆”，丝毫不板滞，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而且颇为奇怪的是，引经据典的诗人，一旦转换角色，成了批评家，便像川剧里的“变脸”，完全换了一副面目。在他的批评文字里他很少掉书袋，有的只是犀利敏锐的观察、新颖独到的定论。

　　艾略特的全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他的散文收在几个不同的选集里，编得比较好的，是剑桥大学教授、艾略特研究权威之一的克摩德（Frank Kermode）编注的《艾略特文集》（美国纽约哈考特公司收获丛书，1975年第一版，324页）。此书前面有编者精心撰写的长篇序言，后面一共选录了艾略特三十一篇文章，其中有十二篇是节选的。文章共分两大类：文学批评和社会、宗教批评；前者二十八篇，后者仅三篇。在这一点上，我以为编者是很有眼光的。《庄子》上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精力、专长毕竟有限，不该随便闯进自己没有把握的范畴里去当三脚猫、枉抛心力，聪明博学如艾略特，也未能例外，他的那些社会文化批评和神学批评，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艾略特的拿手好戏，还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在诗歌的领域。这部选集里，文学批评的大类又分成两种，包括总论十二篇以及对个别作家的专论十六篇，每一种都根据创作年代，分为1918年以前、1918-1930、1930-1965年三个不同的时期。编者除详加注解之外，后面还添了附录，以及对研究者至关重要的索引。此书虽已出版多年，但至今还没有被更好的选本所取代。一卷在手，潜心阅读，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可以有相当全面、深入的了解。

　　总论部分里那一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美文学批评界影响最大的论文。短短十页文字，抵得上许多后人连篇累牍的千言万语。此文对于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执牛耳近三十年的新批评派的崛起，起了直接的影响。两部研究英美诗歌的名著，利维斯（F. R. Leavis）的《重新评价：英国诗歌中的传统与发展》（1936）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现代诗歌与传统》（1939），都是受了此文的启发铺陈写成的。到了七十年代，另外两部有关英国诗歌传统的重要著作，哈佛教授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的《过去的负担与英国诗人》（1970）和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先后问世。贝特指责布鲁姆在书中剽窃了他的论点，布鲁姆不承认，说自己主要是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时闹得不可开交。细说起来，这两本大著，实际上都受惠于艾略特那篇文章。上世纪下半叶直至而今，许多西方的文学理论，往往自诩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是一搬进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往往就圆凿方枘，扞格不入。但是艾略特这篇文章里的很多观点，移用过来探讨我国的文学史，却很有振聋发聩之效。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其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把所谓的“玄学派诗人”重新纳入诗歌的经典。艾略特求学的时代前后，弥尔顿被奉为圭臬，声名如日中天。多恩（John Donne）、马韦尔（Andrew Marvell）这一批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自十八世纪被约翰逊批评攻击以来，已经长期被打入冷宫。艾略特却独具慧眼，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让他们重见天日。总论部分的“玄学派诗人”，以及专论部分评马韦尔的一篇，都是艾略特拨乱反正的实践，条分缕析，说服力和感染力都很强。

　　总论部分里的《诗歌的音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艾略特在文中强调，诗歌的语言必须不断更新，但是应该建筑在同时代的口语的基础上，而诗人的挑战，就是从当代的语言里去细细把握其中的音乐感，化入自己的诗行。我虽然不怎么喜欢艾略特的诗，但是他对诗歌语言的音乐感的探索，却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顺便说句题外的话，我们的“白话诗”，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可是历经闻一多、徐志摩到现在北岛、舒婷几代人的尝试和探索，却始终没能在语言的音乐感上找出一条令人满意的路子。像闻一多的“飞毛腿”和徐志摩的“残诗”这种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把旧体诗的音韵声律打破了，抛弃了，新体诗的音韵声律却始终建立不起来。归根结底，诗首先应该是语言的音乐，不是格言警句，不能把明明是散文结构的句子排成参差的诗行凑数。你也许骗得了眼睛，可是骗不了耳朵。有志于继续尝试白话诗者，如果能静心读读艾略特这篇文章，应该有所启发。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中有这么一句：“荷马有时候也会打瞌睡。”艾略特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完全挑不出毛病。总论部分选了他早期一篇评论《哈姆雷特》的文章，认为莎翁此剧是“审美的失败”，多少就有些偏激，后来也常常为人诟病，这里就不多赘言了。

　　专论部分，收入了艾略特纵论欧美许多作家作品的文字，而且不限于诗歌。这里包括他对但丁、帕斯卡《沉思录》、弥尔顿、波德莱尔、亨利·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叶芝和庞德的评论。其中他对弥尔顿的评论，有1936年与1947年的两篇，前后相差十一年。以艾略特的聪明，他当然意识到，无论个人一己的好恶，都不能抹杀弥尔顿一代大师的地位，所以在早期的文章里为了矫枉过正而说过的偏激、过头的话，到了后来的文章里多少都有所修正。

　　文学批评家里，最难得的是成为所谓的“经典确立者”（canon-setter），除了建筑在“博观”基础上的“园照”（刘勰语）之外，还需要敏锐的眼光，更需要过人的胆识。文学批评史上，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的。在英美文学批评界，尤其在诗歌领域，艾略特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典确立者”。顺便提及，到了上世纪的下半叶，则首推布鲁姆，而在英美诗歌领域，座师范德勒（Helen Vendler）该当仁不让了。

　　上次说起艾略特因为他的诗作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放进历史长河里来看，与他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颁发给文学批评家，实在有失公允。如果柏格森（Henri Bergson）可以以他的哲学著作、丘吉尔可以以他的回忆录拿这个文学奖的话，那么艾略特实在更应该以他的文学批评获奖的，可惜当时那班瑞典的老先生们没有这个眼光。（请勿误解：丘氏回忆录的英文写得极为漂亮，确实有资格获奖的。）至少在文学批评这个领域以内，艾略特将来在文学史上完全应该享有一代大师的地位。艾略特若是地下有知，也就不用再独立荒原、自思自叹了。■

　　2008年9月寄自美国加州华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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