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达摩流浪者》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它是反理性的情感写作的最早范本吧。

　　《达摩流浪者》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

　　梁永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为了纪念凯鲁亚克的The Dharma Bums（中译本名为《达摩流浪者》）出版五十周年，企鹅集团下属的维京（Viking）出版社将于今年9月18日推出该书的纪念版和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的作品《醒悟：佛祖的生平》（Wake Up：A Life of the Buddha）。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曾经轰动一时、并被不少人捧为经典的《达摩流浪者》呢？

　　文化工业产品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商品经济体制入侵到文化领域的情形日益严重，在讲求经济收益的前提下，文化产品承载的经济价值取代了其原本的美学价值。换言之，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金钱化”，一切都和利益紧密相连，销路是证明文化产品的惟一方式。阿多诺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至少二战后的美国出版业反复地证明了这种文化工业理论的正确性，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不幸也是其中的例证。

　　1957年9月5日，《纽约时报》登出了《在路上》（On the Road）的书评，作者吉尔伯特·米尔斯坦毫不吝啬地将赞美献给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凯鲁亚克：“正如《太阳依旧升起》在众多二十年代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失落的一代’的代言作品那样，《在路上》无疑将会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要知道，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学偶像，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对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凯鲁亚克来说是巨大的荣耀。由维京出版社推出的《在路上》迅速成为畅销书，作者也被冠以诸如“垮掉的一代之王”之类的头衔。

　　那时维京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举例说吧，《在路上》销量虽然不错，但无缘当年和翌年美国十大畅销书，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风头最劲的图书是横扫全美书市的《日瓦格医生》和《洛丽塔》，而它们都是由小规模出版社（分别是Pantheon和The Olympia Press）推出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维京出版社才决定尽早让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续集。于是1957年11月26日，凯鲁亚克在奥兰多动手打字，十一天之后，也就是12月7日，七万五千余单词的《达摩流浪者》便告完稿，并于次年1月即以精装本面市。

　　从嚎叫到达摩

　　由于从创作伊始便定位为《在路上》的续集，《达摩流浪者》的内容和叙事风格与前者十分接近。它的情节非常简单，从书名就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来：在英文中，bum的含义是为了特定的目标而四处寻找的人，所谓dharma bums，就是一群为了寻找“达摩”（生活的真谛）而云游四方的人物。叙事者瑞伊·史密斯（Ray Smith，即凯鲁亚克本人）因为受到好友雅菲·赖德（Japhy Ryder，即诗人盖瑞·施耐德）的影响，决定离开城市，到荒野处流浪，中间穿插着阿尔瓦·古德布克（Alvah Goldbook，即诗人艾伦·金斯堡）、科迪·珀默瑞（Cody Pomeray，即尼尔·卡西迪）等角色，描绘了他们登山、狂欢等场面。

　　尽管《达摩流浪者》依然是个离经叛道的故事，但较之于《在路上》，它少了许多疯狂，比如有关酗酒、吸毒、坐牢等的描写，多了关于禅诗、禅理的讨论，性爱场面出现的频率也比《在路上》高（但这是因为后者出版时凯鲁亚克还没什么名气，大部分性描写被编辑视为有伤风化而删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要从“垮掉的一代”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说起。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障之下，二战后的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的GNP在1940年为两千亿美元，1950年为三千亿美元，到了1960年则突飞猛进地增长到五千亿美元。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些人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精神文化领域的开放。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对外奉行冷战政策，在欧洲以马歇尔计划扶植对抗苏联的力量，在亚洲则卷入了导致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朝鲜战争；对内的政策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遭到迫害，比如曾经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就曾因为被中央情报局疑心为共产主义分子而遭到秘密调查。普通人的想法和行为因之变得日趋保守：由于战争需要，二战期间大量的女性加入到工人的队伍中去，但战争结束之后，原先的观念——男人应该养家糊口，女人应该操持家务——又占了上风。正如社会学家戴维·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指出的，战后美国社会变成了“他人导向”社会，维持稳定和正统是这种社会的主要诉求。

　　正是在物质生活逐渐丰裕、精神生活却变得贫瘠的大环境中，凯鲁亚克的好友艾伦·金斯堡在1956年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嚎叫：“我看到这一代最聪明的人毁于疯狂……”作为城市之光出版社（City Lights Books）袖珍诗集系列第四册的《“嚎叫”及其他诗歌》（Howl and Other Poems）标志着“垮掉的一代”的诞生，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反文化运动的出现。这些反文化斗士严厉地批判机械式的现代文明，他们追求无拘无束的状态和灵魂的自由，认为直觉优于理性，东方的神秘主义优于西方业已制度化的宗教。

　　登上历史舞台的“垮掉的一代”试图冲击主流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主流的文化；《在路上》之所以能够跻身“垮掉的一代”的三大代表作，原因即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这样的意图，甚至它的文体也反抗已有的文学标准。凯鲁亚克拒绝约定俗成的句读和分段，这种自发式的写作固然可以被当成作者独树一帜的创作技巧，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更容易被解读为追求自由的文学标志。

　　《嚎叫》和《在路上》成功地树立起两面反文化大旗，在媒体的同情和推动之下，以艾伦·金斯堡、威廉·巴洛兹和杰克·凯鲁亚克为代言人的“垮掉的一代”的反抗姿态逐渐为普通民众所熟悉，并且由于他们的名望与日俱增，社会也逐渐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将他们目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便进入了反文化的第二个阶段：从“破”到“立”。作为凯鲁亚克在成功之后的作品，《达摩流浪者》极其明显地体现了作者这样的意图。

　　因此我们看到，《达摩流浪者》少了大麻和烈酒，少了盗窃和牢房，并且和《在路上》中的狄恩·莫里亚蒂等人波希米亚式的流浪不同，瑞伊·史密斯、雅菲·赖德的云游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目标：达摩。书中援引了大量由盖瑞·施耐德翻译的寒山诗歌，《在路上》只字未曾提及的《金刚经》出现了四次。凯鲁亚克在“破”了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之后，试图“立”起源于东方的禅宗思想，他甚至把《达摩流浪者》献给了一名中国唐朝的诗僧——寒山。但是从该书的内容及出版后的反响来看，凯鲁亚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失败之书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达摩流浪者》的情节平平无奇，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大量关于禅宗思想的介绍。遗憾的是这种介绍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错误而流于肤浅与曲解。

　　凯鲁亚克本人十分清楚，经由翻译的转化，他们并不能完全领会寒山诗的精义，所以常常安排瑞伊·史密斯和雅菲·赖德插科打诨。该书第三章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今天早上面对自己孤单的影子，我看不了书因为眼睛充满了泪水。”（这是施耐德的翻译，寒山的原诗是“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你也这样啊，雅菲，你总是眼泪汪汪地看书学习。”

　　“我没有眼泪汪汪！”

　　“要是看书看了很久很久，你的眼睛不会流泪吗？”

　　“那倒是会的，瑞伊……”（维京版第22页）

　　除了谬托为寒山的知己之外，由于翻译的缺失，他们甚至还曲解了自身所追求的思想的根源——《金刚经》。在该书的第一章，瑞伊·史密斯提到：

　　我提醒自己《金刚经》的经文说“行善时心中别存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因为善毕竟只是一个字而已。”（维京版第5页）
　　即使是最熟悉《金刚经》的高僧大德，恐怕也没办法找出与这句话含义相同的经文，意思最贴近的是“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尽管没有意识到他所背诵的英文版《金刚经》与原本的经义有极大的出入，凯鲁亚克还是坦然承认他对学来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佛教修行法门的怀疑。紧接着上引文句，他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我非常虔诚而且近乎一丝不苟地做着我的功课。后来我对念经这种行为有点怀疑并有点厌倦和厌恶。因为现在我都这么老和冷漠了……（维京版第5页）

　　要知道的是，禅不仅仅是思想，更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如果缺乏日常的实践，它就会变成没有确凿意义的抽象概念。对于连“三皈依”都不愿意念的凯鲁亚克来说，他虽然反复地强调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精神境界，却始终没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种境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东方佛教的托钵僧行脚到底和西方基督教的圣方济各教徒的苦修有何不同。

　　但《达摩流浪者》出版之后依然引起了轰动。这是为什么呢？两名年轻的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希思和安德鲁·波特在他们论述反文化的著作《反叛的兜售》（The Rebel Sell）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谁关心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禅宗思想或者披头士乐队与何许人乐队（The Who）的印度教思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重要的是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能够逃避压抑的主流文化，转而去为他们的灵性和抗议寻找新的出口。”

　　正因为如此，《达摩流浪者》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它只是强化了原先得到认可的反抗姿态，而没有提出新的文化标准。当然，威廉·巴勒斯在次年出版的《赤裸的午餐》（The Naked Lunch）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垮掉的一代”不可避免地踏入了反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在与主流文化的斗争中逐渐偃旗息鼓，退化成历史的陈迹。

　　反理性的文体

　　如果说《达摩流浪者》一无是处，那对凯鲁亚克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符事实的。实际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写作方式：自发式文体（spontaneous style）。我们先来将该书和库切（John Coetzee）的小说《缓慢的人》（Slow Man）进行简单的计量语言学比较。

　　《达摩流浪者》和《缓慢的人》篇幅大抵相当，前者为74555个单词，后者为76676个单词；平均每个句子长度分别是22.6个单词和12个单词；连词and的出现频率分别是4166次和1795次。

　　从这组有趣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达摩流浪者》的句子长度远远超过《缓慢的人》，而连词and出现的频率更是后者的两倍多。当然，库切的文笔比海明威还要凝练，他是简洁文体的极端。但要知道的是，以繁复著称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s in August），平均每个句子长度只有16个单词。文句相对较长，大量地使用连词，正是自发式文体的重要特征。

　　所谓自发式的文体，即是作家在写作时用文字如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意识活动，而不去管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是否符合已有的语言规范。除了上述两个特征，它还有其他标志：以第一人称叙事，上下文之间有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等等。去世前一年，凯鲁亚克接受了《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杂志的采访，他谈到尼尔·卡西迪给他写过一封四万单词的长信，他从中得到了灵感，用相同的笔法写下了《在路上》，后来这种写作风格被冠以“自发式文体”的名称。

　　维京打算出版《在路上》时，凯鲁亚克还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文稿遭到了编辑的随意删改。恐怕所有初出茅庐的作家都会碰到患改稿强迫症的编辑，这些自以为是的编辑在对待无名作者时往往拥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固守已有的浅薄见解，肆意删改自己看不顺眼的文句。马尔康姆·考里给《在路上》添加了数千个毫无必要的逗号——凯鲁亚克举例说：“比如说我写到‘怀俄明州塞安市’，马尔康姆非要改成‘怀俄明州，塞安市’，为什么不直接用‘怀俄明州塞安市’就好呢？”

　　《在路上》的成功使凯鲁亚克拥有了较大的主动权，《达摩流浪者》虽然也遭到了改动，但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较之于前者，它较多地体现了自发式文体的特色。凯鲁亚克通过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进行扩充，对谓语进行并置，用大量的长句极其有效地加强了语言再现意识的能力，使得整本书充满了澎湃的激情。这是在其他书籍中很难找到的阅读体验。凯鲁亚克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提到：“实话跟你说吧，年轻时我写东西一直很慢，不断地修改润饰删除，结果我每天只能写一句话，而且这句话还没有感情。干他娘的，我喜欢的是蕴含感情的艺术，而不是展示技巧或者隐藏感情的艺术。”

　　《达摩流浪者》不仅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叙事技巧，还影响了《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作者肯·凯西、《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的作者托马斯·品钦等后起作家。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它是这种反理性的情感式写作的最早范本吧。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