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发蒙很早吧？早年的读书是什么情况？

  马识途：我六岁时被送去上小学。当时，我们平沙坝马氏家族办了一个小学叫“茂陵学堂”，每人发了一本国文读本，老师教我们认字。我还记得，我们最先读的教本是以“山、水、田、狗、牛、羊”开头的，后来改为上海新出版的以“大狗叫，小狗跳”开头的教本。父亲对中国文化典籍十分看重，告诉我们学新学也不能丢了四书五经、古文诗词。后来，他顺应几家长辈的意见，在马氏宗祠里办了一个私塾，让大院里几户殷实人家的子弟大约七八人就读。父亲并不主张请原来那三家村学究似的老夫子，认为太过古板，而是请来一位对国学有很深的根底的中年塾师，不过，我们还是尊称他为老夫子。

  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几年小学，识了不少字，所以老夫子一开课，就让我们读朱熹批注的四书。开始第一篇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夫子不主张多讲解，他说读多了自然明白。因此，课程的安排一般就是上午上新课，背新书，下午则是背旧书。每天背书时，我们轮流捧着教本放到夫子面前，然后转过身背了起来。有时背不上来，夫子会提醒一两句，夫子虽然较和善，可是要求严格，有时他也会叫我们“吃竹笋”或者用手指拐敲我们的脑袋（我们叫作“吃板栗”），教训道：“怎么这么不争气……”老夫子开的课程，除开四书外，还有《古文观止》。一年以后，他又教我们学作诗词，严格要求我们必须遵守诗词的格律。他的这些严格的训练，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至今受益。

  除了我们熟读的四书、古文、诗词外，夫子还为我们开了几门课，一门是读历史，如我父亲读过的《纲鉴易知录》。另一门是舆地，让我们读《圣舆纪要》。还有一门没有教本，都是他随口讲，什么文史遗事、趣闻以及鬼狐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才知道，那些鬼狐故事，可能是他从《聊斋志异》上看来的。

  记者：您很早就发表了作品？

  马识途：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当时在上海也算好学校的浦东中学，被录取到高中二年级做插班生。这个学校出过不少名人和专家学者，像张闻天、范文澜、王淦昌等，听说蒋经国也在这个学校读过。这个学校注重理科，数理化教材用英文原版，老师也用英文上课，当时的我正迷恋工业救国，感到满意。

  不过，我也喜欢语文，我入校写的第一篇作文就受语文课章老师看重。他还叫我订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我认真阅读，受益匪浅。有一次，《中学生》杂志刊出征文启事，章老师要我参加这个征文竞赛。我写的征文竟然入选并在《中学生》上刊出。当我突然收到六元钱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章老师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可以成为作家。但我告诉他我的志向是将来当个工程师，实现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

  记者：您在西南联大就读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马识途：我在西南联大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经常举行各类学科的学术系统讲演，而且动辄就是十讲八讲。这些学术专题讲演都是著名教授主讲的，虽然没有列为正式课程，但因观点出新，很多见解往往和法定的教科书不一样，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这些权威教授的讲演，可谓真正的百家争鸣。我就曾见到过在府甬道南北两个大教室里，不同观点的两位教授同时讲演，南边的教授听到北边的教授对他的批评，不能接受，跑到北边教室去登台当面和那位教授争论起来，虽然面红耳赤，却很有风度。争完后互相握手，一笑置之。更有教授在讲演时，容许与他持相反意见的同学直接上台阐述自己的观点，讲演的教授并不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记者：这样的学习氛围，一定非常受益。

  马识途：西南联大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在思想意识及管理方面，也比较放得开。学校民主墙上琳琅满目的学术和时事壁报，让人叹为观止。

  在这样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里，自然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和发明。而学生在这样思想开放、管理科学的氛围中学习，个人的潜质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西南联大才会人才辈出，蜚声海内外。

  记者：您和哪些名师有过接触？

  马识途：闻一多是我们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全国影响的著名教授。他的有名不仅仅是在学术界，他更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斗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我认识和了解闻一多，不只是在课堂上，更多地是在作为崇敬他的学生护送他回家途中和在他家的小楼上的谈话中。我们在护送闻一多回家的路上，常看到有国民党军官押送的用绳索捆绑着的骨瘦如柴的“壮丁”走过，闻一多曾向这些押送人对“壮丁”的虐待提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

  1944年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日时，昆明文艺界决定要开一次纪念晚会，想请闻一多参加并讲话。这个纪念会实质上也是昆明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如果闻一多不参加，就会带来负面影响。但闻一多曾是鲁迅斥责过的“新月派”诗人，他会愿意参加吗？结果当我去请闻一多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而且还动员了大学里一些搞文艺的老师一起参加。更关键的是，他在会上讲话时，居然向鲁迅的画像鞠躬，称赞鲁迅是硬骨头，说：“鲁迅对，我们错了。”表示要向鲁迅学习，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

  还有一次是纪念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当大家在云南大学操场集合时，忽然天降骤雨，许多人离开操场到四周避雨去了。这时，我请求闻一多上台去号召一下，闻一多马上冒雨登台。他向四散的人群讲了周武王伐纣时天降大雨的“天洗兵”的典故，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也是天洗兵。他大声疾呼道：“不怯懦的人回来，勇敢的人走进来！”在闻一多的鼓动下，避雨的人群都冒雨回到了操场集合。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也从西南联大毕业了。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听到这个噩耗后，我匆匆赶回昆明到他的灵前和遇刺的地方凭吊，写下“哲人其萎，我复何言”的挽联。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起意当作家的？

  马识途：“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在报纸副刊发过短文，参加革命后，在武汉的《战时青年》发过文章，在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1941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在中文系受到许多文学大师的教诲，受到科班训练，耳濡目染，作为习作和课业，不免又写起文章来。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还和当时在昆明的张光年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新地》，也主编过《大路周刊》，甚至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第一年》，是描写农民参加抗战的故事，还专门请教过王士菁。兴之所至，我开始写《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试学果戈里《钦差大臣》的风格，写出小说《视察委员来了》。同时还写出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长诗《路》。似乎我真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了。但是当时这和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我调离昆明时，为保安全，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火而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了。

  记者：有时候很多事情的走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还是和文学结缘了。

  马识途：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时，《四川文学》的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说国庆十周年纪念，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难以推却，我便写一篇回忆性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学》登出以后，被《人民文学》发现了，马上修改转载，引起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注意。

  我被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请到北京。他请我在华侨饭店吃饭，有作协书记处的张光年、严文井、郭小川和《文艺报》主编侯金镜作陪。邵荃麟开门见山对我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老同志又能写作品的人不多，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我推说我的工作很忙，邵荃麟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一点倒真的打动了我。我能做两份工作，确是好事。谈的结果是他们介绍我加入作协为会员，于是我怀揣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回到成都，便这样成为作家了。

  记者：从什么时候起转向有意识地自觉性创作？

  马识途：我的工作实在忙，没有时间写，革命生活的许多素材倒不断涌向我的脑际，甚至那些牺牲了的老朋友，常来梦中相见。往事如云，纷纷扰扰。这时，陈白尘就派编辑周明到成都来找我，我还是推说忙。他看我的确忙，便不催交稿而是要求听我摆龙门阵。我能摆的龙门阵很多，随便一摆就是一两个。周明说：“好，就是这一个，把你口说的写下来就行。”这么简单，我倒好办。就这么着，《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一篇一篇地流进《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出来了。于是大家就说我真是一个作家了。

  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被动地写作，是业余写作，后来便慢慢地主动想写作品了。因为打开了我的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过去斗争生活的许多同伴朋友便常来梦中打扰我，呼吁他们出生的权利，愿意来充当我想写的作品的什么人物，这就逼着我写，甚至在陈白尘这位讽刺作家的鼓动下，学他写起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来。他拿去好像是发了头条，听说茅盾看到了，说讽刺小说本来是文学的重要部分，大家不愿写，现在开始有人写了。这个信息真假如何，我不得而知，却刺激我的四川人的幽默讽刺风格，接连又写了《挑女婿》等讽刺小说。

  记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成为作家到现在，已经六十多个年头了。

  马识途：我这个业余作家，在这六十几年里，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加上我已过百岁，可以说，我是一个真正的老作家了。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