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人们已经谈论很多。我本人参加过三次关于莫言的研讨会，一次在鲁迅博物馆，时间是2006年11月，是林建法先生召集的会，那时候我还在河南工作。一次在北师大，是人文社和张清华教授召集的会，时间是2020年10月，那已是莫言获得诺奖多年之后的事了。最近的一次是在首师大，时间是2022年1月，是张志忠教授召集的会。加上这一次，算是第四次了。我相信，这样的研讨会不仅跟莫言有关，也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某种启示。
在鲁博开会的时候，莫言诚恳地说了一句话，说在这里开会自己很不安，因为自己已到了鲁迅逝世的年龄了，好像才刚开始写作。当时莫言著名的短篇小说《拇指拷》已经发表，我个人认为那是莫言向鲁迅致敬之作，从阿Q到阿义，从有因有果的脑袋被砍，到无缘无故的拇指被拷，贯穿始终的，仿佛是一场接一场的历史儿戏。这个话题，我后面会讲到。在北师大开的是《晚熟的人》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到，阅读《晚熟的人》的过程，就是感受莫言小说变化的过程。集子里的小说，单独发表的时候，他的变化可能还不大容易看清楚，我们甚至会纠缠于某篇小说在叙事上是否完整，留白是否过大，逻辑上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等等。但是，当小说收到一个集子里，你从头到尾看下来，你的感觉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你可能就不再计较单篇作品的完成度问题。此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其实屡见不鲜，比如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如果你单篇阅读，你也会觉得有些篇章不够完整，个别篇章甚至显得晦涩难解，语言风格也参差不齐，文体上也不统一。但是完整地看下来，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整体，最终呈现出鲁迅在某个阶段的艺术特色、精神历险。乔伊斯著名的短篇集《都柏林人》也是如此，要想真正理解其中的名篇《阿拉比》《伊芙宁》和《死者》，就需要把它们与《都柏林人》中另外的篇章联系起来看。乔伊斯那时候还很年轻，二十岁出头。他和笔下的人物，两眼对着看，心中起哀怨。这哀怨其来有自，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这时候，你要再说，某篇细节不充分，节奏有问题，就是吹毛求疵了，你得把整部小说集当成一个整体。顺便说一下，在欧美国家，一部短篇小说集，往往有着统一的构思，是一部完整的小说。不像我们这边，中短篇小说可以随意编辑出书。所以有一次，我就对李敬泽建议，我们这边的短篇评奖，其实应该评某部短篇集，而不是某个短篇，他也觉得有道理。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对《晚熟的人》的看法，然后再来谈我今天要谈的问题。莫言小说的叙述人，在《晚熟的人》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以前是通过“我爷爷”的视角来讲述的。“我爷爷”的讲述，既是第一人称，又是第三人称；既是单数，又是复数；既是个体，又是类。这使得小说的讲述，获得了超越性自由。联系到这些小说出现的那个时代的语境，我们可以说，这是群体的声音，也是个体的声音，是“群”也是“怨”。小说多次写到，神仙打架，凡人受难。当然，他也曾用第一人称写过很多小说，但那些小说，大多采用儿童视角。作者化身儿童，重新回到遥远的故乡，一个可以称为前现代的故乡。往事依稀，但却让人充满缅怀之情。现在，小说中的叙事人已年过五旬、六旬，面对的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故乡，一个喧腾的、复杂的、不伦不类的故乡。它有别于生产队时期的高度热闹又极端贫困的那个故乡，也有别于李敬泽所说的祥林嫂们所生存的那个死寂的故乡。当小说的叙述人称，从复数变成具有独特身份的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小说的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从“虚构”变成了“非虚构”。它当然还是虚构，我说的其实是小说的高度写实性特征。这或许说明，莫言是以此在为活色生香的现实赋形立传。莫言以前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色彩，主观性很强：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可称为莫言式的呐喊。现在，他却罕见地具有了客观性，而这似乎与一般的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效果不同，但事实就这么发生了。现在，感情的挥洒之中，多了一份理智的审视。不过，尽管多了一份审视，但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依然有些手足无措。他独听独叹，又彷徨于无地。所以，从叙述腔调上看，可以说他是从呐喊到彷徨。
小说集《晚熟的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晚熟”。我后来看到过莫言本人的一些访谈，他似乎倾向于认为，“晚熟”是一个正面的词，或者说他从“晚熟”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读者与作者的看法正好相反，这问题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因为没有看懂小说？我不这样看。说实话，我自己的小说，如果有批评家跟我的理解不一样，我反而会很高兴。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是好事吗？不是相当于莎士比亚写了一百个哈姆雷特吗？布鲁姆甚至认为，作家的创造性就来自误读，无误读无作家。所以，如果我的理解与莫言不一样，我不会不高兴，我相信莫言也不会不高兴。我的看法是，“晚熟”与其说是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种判断，不如说是对人物拥有成熟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期盼。顺便说一下，近年批评界热衷于讨论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塑造“新人”也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重要任务。“新人”似乎既指尚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又指亟待破镜而出的具有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据说人们现在比较认可的旧的“新人”是梁生宝，而新的“新人”是谁好像暂时还没有公论。尽管不时地听到有人声称，最近又冒出来了一个“新人”，但好像还只是属于作者和某个批评家的个人偏爱。
我觉得，对“晚熟的人”的讨论，在此也具有实际意义。与“晚熟”相对应的词就是“早熟”。不过，如果换一种说法，在小说所提供的语境中，“早熟”很多时候就是“早衰”。事实上，在莫言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乡村伦理中，“早熟”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肉体在茁壮长成，精神却步步衰退，并迅速进入千年不变的轨道，其精神成长的可能性几乎被过早地扼杀在摇篮里了。你现在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看看他们使用的课本，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让他们永远不熟，永远不会独立地、个性地看待世界，去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不过，这是我的读后感，与莫言的看法可能不一致。按照我的阅读，我觉得莫言写了一群没长大的人，一群失去了精神成长可能性的人。他们不能够长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有着种种参差，与传统文化、教育状况、历史嬗变、阶层演化等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一次次丧失了正常的成熟机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莫言的这本小说集，其实有一个潜文本，那个潜文本表达着他对真正的成熟的期盼。
最近的一次与莫言有关的研讨会，是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因为张志忠先生主编了一套《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这本书收录了很多批评家对莫言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对莫言本人和中国作家都有意义，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莫言。或许有点不合时宜，我当时提出了一个小的建议，那其实也是我阅读之后的一个遗憾，就是这套书竟然没有收录作家同行对莫言的评价。对莫言的研究，不但有评论家，还有作家，比如徐怀中早年对莫言的评价。作家同行对莫言的解读，情绪或许复杂一点，既可能有羡慕嫉妒恨，也可能有极赏自惭爱啊。这些情绪既然形成了文字，也是一种文献资料，而且正好可以由此窥见当时的文学生态、文坛状况。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的分野。其实国外的类似的书，至少会给作家的评论留出一半篇幅。关于索尔·贝娄的研究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菲利普·罗斯。国内出版的索尔·贝娄文集，总序就是罗斯写的，单刀直入，纵横捭阖，不搞概念推演，懒得引经据典，有一说一甚至说二说三，有话或长或短总是言之有物，一句话，好看！罗斯好像不需要拍索尔·贝娄的马屁，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惺惺相惜。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的犹太作家如何理解犹太文学，如何理解现代主义之后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托尔斯泰恶心屠格涅夫的文字，可以见到托尔斯泰的人品真的不敢恭维。屠格涅夫帮过托尔斯泰很多忙，托尔斯泰唯一的回报就是忘恩负义。托尔斯泰说，屠格涅夫赞美我的话，把我抬得这么高，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也请你们把我对他的真实看法忠实地转告给他，他是个无赖，应该痛打一顿。真正的无赖是谁？托尔斯泰嘛。但是这么一个人，却写出了那么伟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道德感的作品，这不是很值得分析吗？福克纳评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文章，曲里拐弯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无论如何都算得上书评中的奇文，奇文就该共欣赏。
萨特对加缪《局外人》的评价，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虽然这是加缪最重要的小说，但加缪却说这部作品其实可以不存在，如同一块石头，一条河，一张脸，可以不存在。话是这么说，加缪还是非常看重这部作品的。萨特关于加缪写过两篇评论，一篇是评《局外人》的，一篇是在加缪死后写的。萨特说，怎么理解这个名叫默尔索的局外人呢？有人说，这是个傻蛋，是条可怜虫；另一些人说，这是个无辜者。然后，萨特用加缪《西绪弗斯神话》中的观点来解释默尔索，说这个人不好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这些范畴对他没用，因为他属于一个特殊类型的人，就是荒诞。他不仅荒诞，而且知道自己荒诞。用我接下来要谈到的视角问题来看的话，就是他看见了荒诞，他本人也荒诞，而且他还看见了自己荒诞。那么什么是荒诞？萨特的说法与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说法有某种相通之处，那就是脱节：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与不可克服的自然和精神的脱节，人对永生的渴望与生命有限性的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却是徒劳无功，这又是脱节。萨特又说，这些主题并不新鲜。从十七世纪开始，这种法国式的、干巴巴的、肤浅的主题，已经说得够多了，根本不差加缪这一嘴，它早已是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加缪是出车祸死的，翻车了，车轮朝上。警察赶到的时候，车轮还在无风的空中转动。这个细节很有意味：与大地脱节的、惯性的，无效的，没有摩擦力的、悲剧性的转动，但却带着血丝，以及情人等待戈多式的对加缪的等待，那是个女演员，此时正在道路的尽头梳洗呢。萨特则是第一时间写了悼词，这个悼词与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的悼词一样，非常值得阅读。雨果说，作家的梦想就是把世界写到一本书里，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人间喜剧，它与作家刚好相等，不多也不少。萨特此时面对的就是加缪这本书。萨特说，我和加缪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没有什么，即使人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我说的，需要在莫言的研究文丛中，收录作家批评的根本原因。他们曾在同一语境中写作，或者相互争执，或者相互欣赏，他们的作品和相关评议，共同呈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文学史的环节。
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的互评，那也是足可玩味的。戈迪默是现实主义作家，种族隔离与殖民主义给南非带来的动荡和破坏，是她永恒的主题，虽然她的多部小说也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比如对福克纳的借鉴，但她依然是现实主义作家，她受制于良知，发端于愤怒，是政治式的抒情性写作，是以小说形式存在的二极管半导体。而库切的写作就复杂得多，你看了《耻》就知道，他解构了黑白的二元对立，他喜欢写狗咬狗一嘴毛，喜欢写拉康式的欲望的辩证法，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但比巴塞尔姆的拼贴与游戏性写作要深沉得多。他的小说必须放在小说史的意义上进行解读，必须在互文性的意义上进行解读，否则就显得空洞。我知道很多作家对库切不以为然。王安忆就对库切不屑一顾，说他的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来一段床戏，没劲透了。她的这个理解，当然植根于她的小说观念，包括性别。库切的床戏，在我看来每一段都很必要啊。他的床戏，用他的一部小说题目来讲，就是大陆深处啊。《耻》获得了布克奖，而且那是库切第二次获奖，评奖委员会认为，那是评奖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一次评奖。对于这样一本书，戈迪默的看法却是，小说的故事都难以成立。她说在《耻》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黑人是“真正的人”。她的生活经历使她很难相信，怎么可能会有黑人去保护强奸犯？不可能的，即便属于同一家庭成员也不会的。她是南非苏富比商人的阔太太，典型的上流社会成员，对于广大人间的那些具体的细致的困难，未免少见多怪。她有一篇小说叫《偶遇者》，写那种咖啡馆里的那些朋友拥有同等定额的情人，吃维生素的时候要配上一颗避孕丸。这种生活，这种出于不能承受之轻，吃完避孕丸之后再去反抗隔离政策，顺便将自己的行为拔高到人类解放事业高度，对于这些生活她是了解的，而库切笔下的生活，那种头脑风暴，那种弯弯绕，那种虚无主义，她其实不太了解。戈迪默还给菲利普·罗斯写信，说库切的小说优雅倒是挺优雅的，但却没有深厚的情感，没有爱，只是写到死去的流浪狗的时候才露出那么一点点感情。与加缪和萨特不同，库切与戈迪默的差异，是文学观的差异，是男作家与女作家的差异，是对历史局限性和小说叙事自由之间平衡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戈迪默喜欢用一个词：言语的美学探索。那么也就可以说，他们的差异，最终将表现为“言语的美学探索”方式的差异。但若套用鲁迅的话，就是人间的图，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或者就像萨特所说的，这正是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不能相忘、共同生活的一种形式。总之，有来头，有说头，有看头。
借着谈论对莫言小说的印象，我顺便涉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为了说明讨论莫言和莫言研究，可以连带着讨论很多问题。莫言的写作还在持续，尚未金盆洗手，宝刀尚未入鞘，说明他还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奥登说，诗人是持续成熟到老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即便老了，也还会再成长、再成熟。同时我又觉得，根据莫言至今为止的创作，我们已经到了把莫言放在我们新文学史的传统中进行考察的时候了，需要看看他到底和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关系。我们通常会说，一部小说写得好，因为它有新意。但评价一部小说，只看到了新意，未免有点单薄了。有新意，也要有旧意，即能够看到它与传统的关系。有旧意，也有新意，方有源头活水来，天光云影共徘徊；新意不脱旧意，方能意趣盎然。这就如同我们看书法作品，要有来历，要用古意，正所谓章草须有古意乃佳。这“旧意”与“古意”，当然不仅仅指我们的传统。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当中本来就包括西方文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学影响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鲁迅的传统当然是我们最为有力的传统，但鲁迅本人的创作正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结果。莫言的创作，当然也是曾别求新声于异邦。2012年，诺奖评委会在评价中就提到，他的作品令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他们的融合，同时他又连接着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这个评价是中肯的。需要说明的是，莫言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激越对话关系：既受其影响，又抗拒着影响，这个抗拒随即就促成了他与中国文学传统更深入的对话。于是，他与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对话不仅没有让他变成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反而让他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使他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施耐庵和蒲松龄，让他更深入地回到了英雄与狗熊、施虐者与受虐者、驴欢马叫、妖魔鬼怪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莫言其实真正确立了汉语作家的身份，构建起了汉语作家的主体性。佛马克认为，要把“影响”与“相似性”分开来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最后呈现的文本，只能说与福克纳等人有“相似性”，而不能说是他就是福克纳的汉语版。尤其重要的是，莫言受到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们开始的。莫言从来就置身于我前面提到的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之中，这个传统本来就是受世界文学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不仅包括西方文学，也包括东欧文学、俄苏文学，包括周氏兄弟所说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
如果从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来看莫言与传统的关系，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想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看看莫言与鲁迅开创的“看与被看”模式的关系。鲁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看与被看”模式，按鲁迅的说法来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具体的幻灯片事件，很可能来自鲁迅的虚构。鲁迅虽然提到，他是与很多人一起看的，但至今没有旁证。倒是有各种材料能够证明，鲁迅的这个叙事模式的建立，与他对《新约》故事的创造性解读有关，鲁迅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式的散文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复仇》。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重写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并真切地建构着“看与被看”的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模式中，看者或是愚昧庸众，或是不幸的英雄，但“看者”有时候也是“被看者”，阿Q就既是看客，又是“被看者”。这令人想起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与耶稣一同被钉上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就既是“看者”又是“被看者”。那两个强盗即便已经钉了上去，还在骂耶稣呢，他们觉得自己跟耶稣一起被钉在这里是自己的耻辱。鲁迅让“看”者与“被看”者的视线，或者说角色，不停地调换。需要说明的是，在鲁迅的小说中，还有一个看客，这个看客就是鲁迅，鲁迅同时看着看客和被看者。这也是鲁迅的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原因。顺便说一句，新文学和古典白话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的最大区别，就是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小说中，除了《狂人日记》，“被看者”很少说话，他们要么“看”，要么“被看”。说话的人是鲁迅，是启蒙者鲁迅。这个传统，成为新文学的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启蒙者在说话，而被启蒙者在被鲁迅们言说。
在十七年或新时期小说中，鲁迅小说中隐含的那个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当年的被启蒙者则变成了启蒙者，这是红色叙事传统对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传统的最大改写。在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文本当中，鲁迅的叙事模式部分地得到了恢复，知识分子或知青作为小说叙述人，再次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当年的“庸众”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但是，在随后的一些文本当中，随着早期的愤怒情绪的挥发殆尽，一些作家开始缅怀当年所受的苦难，悄悄调整了对于乡民的态度，即重新发现并且开始歌颂乡民们所置身的传统和他们的美德，一种在苦难中养成的美德。这其实也可以看成红色叙事的一部分：当革命没有能够成功地消除苦难的时候，叙事者们开始赋予苦难以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比如，我们甚至可以把王蒙的作品以及路遥的《人生》，纳入这个红色叙事传统。在我的印象中，能够对于此种叙事保持足够警觉的，韩少功先生是个重要例证。顺便说一下，其中很多至今被大量介绍给大中小学生，被列入他们的阅读书目，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莫言的小说，则是对鲁迅开创的叙事模式、十七年叙事模式以及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所隐含的“看与被看”模式的一个重大改造。在莫言的小说中，所有“被看者”开始说话，甚至英雄与狗熊也同时发声，人与动物相互转化并同时说话。这个时候，“看与被看”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得到了重大改写。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到了莫言这里，“被看者”才开始真正发声，这个“被看者”常常是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对莫言来说是面向生命本身，而对生命本身来说，它是自己发声。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莫言为何常常把主人公设置为儿童，也可以理解莫言为何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不是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当然，我知道这里有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即莫言写作的时候，他的身份其实并不是老百姓，因为任何一个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保姆也好，只要他写作，他就不再是单纯的工人和农民。他有一个职业身份，同时还有一个写作者的文化身份。他的身份是双重的，换句话说，他既是“看者”，同时又是“被看者”。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笔下不仅出现了“看与被看”的对话，不仅“被看”的人在说话，而且“被看”的驴子、郎猪也在说话。在这里，“看见”一词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是谓语也是宾语。套用阿甘本的说法，就是看的眼睛变成了被看的眼睛，并且视觉变成了看见“看见”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我看见了看见”，“看者”看见了“看见”，“被看者”也看见了“看见”。莫言作为作者、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都看见了“看见”。关于“被看者”的开始说话，如果套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莫言让它们发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莫言让它们议论，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莫言让他们说话。莫言虽然对知识分子时有嘲讽，但他此时的身份当然就是知识分子，只是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庄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显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莫言放在中国文学传统、新文学传统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并把他看作传统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本人确实倾向于认为，现代小说就是在看与被看的多重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在当代小说的多重的对话关系中，当然会有一些不兼容的时刻，一些逸出作品主题的时刻，一些沉默的时刻，学生或者说听众或者说读者会有一些走神的灵魂出窍的时刻。但这不要紧，这反而是有效阅读的标志。这就像《圣经》里提到的“沙上写字”，它在当时或日后会让你进入省思状态。诗人臧棣说，要在睁大眼睛里闭上眼睛。这话说得好，不过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你闭上的眼睛里，会有另一双眼睛正在张开，看见并且重构文本内外的关联。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2期）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