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汪曾祺先生贴标签，说他是乡土作家，他不乐意接受；又有人说他是风俗画作家，他就很开心，并坦承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说自己爱看风俗画，也爱看讲风俗的书，并说：“我对风俗有兴趣，是因为觉得它很美。……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
在他笔下，各种风俗浓得化不开。有时候感觉他不是在写小说、写人，而是在写风俗（比如《三姊妹出嫁》）。那些旧时代的市井风情、七行八作的日常等，都从他的文字中走出，带着传统农耕时代的气息，缓慢、悠远、细微……仿佛那支被时代落下的熟稔老歌，让人甜蜜又伤感。“礼失求诸野”，随着现代化大潮的到来，有些行业、有些习俗，“野”也无迹可寻，只能求诸文字世界了。这也是汪曾祺的意义吧。
在汪曾祺看来，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元宵节作为中国人很重要的民俗节日，也是农历新年的续章，出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各色作品中，也就自然而然的了。更何况他出生在1920年3月5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元宵节。有这样的由头，他似乎就更乐于借此抒发感兴、寄意传情了。
《故乡的元宵》一文写于1993年2月12日，元宵节刚过去五六天。他在文中回忆：故乡的元宵白日静静的，偶或年头有送麒麟的——他对送麒麟的唱的歌印象很深：“格炸炸，格炸炸，麒麟送子到你家……”，巷子口有吹糖人的、捏面人的，或到天地坛看人拉“天嗡子”，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天快过去了。继而又笔锋一转：“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接着写灯——这也是文章的重头戏：“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玻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又写上街去看走马灯——各家的走马灯；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小小孩提的是西瓜灯、虾蟆灯、鱼灯……又写了外地所没有的习俗：看围屏；写天上有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结尾是这样：“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
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像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一样，汪先生也很会结尾。
在自传体散文《我的父亲》中，他写父亲手很巧，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多么丰富、多么令人怀想的童年啊！汪曾祺曾动情地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读汪文，看他小时候无拘无束地东逛西看，那种宽松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令人感叹。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汪曾祺，与小时候的经验是分不开的。若没有年少时的耽于此，没有多年的浸润、耳濡目染，哪能有后来这些鲜活的文字！
他的这些本事“藏”在身上，时不时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露一手”。仅举与元宵节有关的：
他写戴车匠：秋天给孩子们作陀螺，作空钟。夏天，作水枪。春天，竹蜻蜓。“过年糊兔儿灯，我们去买轱辘。戴车匠看着一个一个兔儿灯从街上牵过去，在结了一点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锣鼓声中，爆竹硝黄气味，影影沉沉纸灯柔光中。……”（《戴车匠》1947年）
《故里杂记·李三》（1981年）：李三是庙祝，平时没啥事，“过年的时候，把两个‘灯对子’找出来，挂在庙门两边。灯对子是长方形的纸灯，里边是木条钉成的框子，外糊白纸，上书大字，一边是‘风调雨顺’，一边是‘国泰民安’。灯对子里有横隔，可以点蜡烛。从正月初一，一直点到灯节。这半个多月，土地祠门前明晃晃的，很有点节日气氛。”
小说《珠子灯》（1981年）的开头：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用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且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的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上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这样的开头，知识、趣味、氛围、伏线都有了。又岂是等闲之笔？
汪曾祺也屡屡借生日、借元宵节抒怀。六十岁生日，他写过一首诗：
冻云欲湿上元灯，
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
去年残叶太分明。
七十岁生日，也写过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从两首诗中不难读出，时隔十年，时代、处境都变了，心境也不一样了。
在《七十书怀》中，他回忆小时候的元宵节：“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候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
汪曾祺笔下的元宵节很美，很动人，也常让我联想到当下的儿童教育。这些文章，其实都可作为美育的范例。从事教育工作的，为人父母的，都应好好读读汪曾祺。
(作者：段春娟，单位为山东财经大学)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