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以其《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的叙事时间、叙事速度、细节密度等。《大医·破晓篇》更是以其对宏大历史的叙写、真实而精准的细节把握、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介入与担当，为当下小说创作的方法提供了启发。

  在小说中，马伯庸对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总会历史资料和近代医疗史等大量专业文献，进行了“扫荡”般的阅读与考古般的论证，进而对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考。进入小说文学创作时，马伯庸对历史过程中的人，历史事件中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构思。《大医·破晓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关东、皖北和英国伦敦。而待出版的《大医·日出篇》，会将故事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延展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通过一群卷入20世纪上半叶动乱时局的医生，通过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和主体性介入，去充满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国最苦难、最艰辛的“大历史”，书写中国人民波澜壮阔而又震撼人心的抗争史。

  作家将小说的三个主人公设定为三种不同出身与经历：方三响，是日俄战争造成的关东某山村全村几近覆灭后的孤儿，接受红十字会的资助，成为“定向培养生”；孙希是一个被外交官收养的孩子，在欧美游历长大后，回国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工作；姚英子则是上海巨富之家的独生女。三种不同的身份高度浓缩了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代医生的三种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世界观与生活习性，但是，他们都是“少年中国”之形象代表。随着宏大历史的徐徐展开，他们都以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介入历史事件之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彰显出“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时代之子形象。《大医·破晓篇》把年代列为每个章节的标题，按照时间的有序进程，大开大阖地对宏大历史的具体进程进行细密度、高强度的叙写。第一章“一九〇四年七月”展现了三个不同空间的少年遭遇，在一个全知视角下进行总体观照，不仅渲染了人类“天涯共此时”的命运维系感，而且显示出历史进入20世纪后，包括医学在内的种种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着人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改变着人的生命与时空的关系，改变着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他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角色、在不同事件之间的牵连，都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的肌质纹理，看到了全球视野下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宏大的历史要让人感到真实生动，必须要对当时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细节进行描绘，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进行呈现。只有通过对历史缝隙深处的具体细节进行细致的描摹，才能让读者感到历史的温度、时代的真实感和事件的现场感。《大医·破晓篇》中，作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与细致入微的文学描摹，创造了情节的张力、故事的意义与崭新的人物形象。

  此外，马伯庸给他小说中的人物注入了强烈的主动性和总体性，让他们主动介入历史过程，担当起了各自的任务和使命，从而让人物之间碰撞出思想交锋与火花，凸显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方三响的粗犷、勇猛、热情与胆识，孙希的雅致、细心、犹疑与诚恳，姚英子的泼辣、大方、细腻与敏感，大记者农跃鳞的大胆而又充满激情、自由而又充满独立意识的性格，青帮老大刘福彪的自命不凡与包容大度，法租界巡捕史蒂文森的精明、敏锐、利索与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的机敏、周详……都合情合理地在历史的进程与种种大事件中得到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微观冲突中得到细致的呈现。

  小说通过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终于充分展现了这些人物的潜在主动性与总体性，让我们从场面冲突的缝隙里发现并展示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正如小说中那个充满历史睿智的大记者农跃鳞所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无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无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尽管历史的过程是幽深而曲折的，但是，在不同的个体生命的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刻录重要的历史印痕。由于个体生命鲜活地主动介入，各种历史场景与历史细节的迅速激活，成为生动形象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学细节，吸引和感染着无数的人们。由此，我们得以思考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真切、贴肤的内在关联。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