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隐居乡间的托克维尔（1805-1859）对到访的友人让-雅克·安培坦言：“我的生命和思想的统一，是我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的最重要的东西；做人和做作家都应知行合一。”这一年，这位作家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与二十年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同奠定了他在思想史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除了上述两部经典，托克维尔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寥寥无几，较为知名的当数经济学论文《论贫困》（1835）以及《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1836），后者是应英国友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邀撰写的学术论文，刊载于密尔主编的《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1839年，《关于法国殖民地之奴隶制的报告》出版，该文是托克维尔在议会的演讲录，也是一篇严肃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后，托克维尔积极投身政坛，鲜有著述发表——真正为他赢得作家声誉的是他身后出版的《美国游记》（1831-1832）。

  《美国游记》由托克维尔的妻子玛丽·莫特莱和他的好友博蒙共同整理，于1860年首次发表在《两个世界》杂志（其英文版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托克维尔游历时所做的各类笔记（对于美国民风民情的广泛考察），细节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若干材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已有所体现。该书后半部分是两篇游记：《荒野两周》和《奥奈达湖之旅》。这两篇游记不仅语言优美，形象生动，而且饱含人文关怀，极具浪漫主义特质。照评论家的看法，“仅凭这两篇游记，托克维尔就可被视为19世纪优秀的游记作家。”

  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动机，既有个人因素，也不乏政治色彩。据考证，他做出这一决定主要受到两位杰出人士的影响。第一位是他的外曾祖父马勒泽布，这位启蒙哲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贵族风范一向令他的曾孙感佩不已。“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托克维尔在一页未刊稿中这样写到，“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不会忘记。”政治家马勒泽布富于远见卓识，认为美国与腐败的欧洲大陆迥然不同，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和希望，因此，他对来自美国的客人极为友好：美国派驻巴黎的代表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都曾受到他的热忱款待。赴美考察是马勒泽布毕生的心愿，可惜这位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完成他的遗愿也就成为托克维尔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位对托克维尔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的姻亲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是托克维尔步入政坛的领路人（由此他得以接触到各式启蒙和进步思想），也是他的文学导师。18世纪末，作为浪漫派小说家的夏多布里昂曾亲赴美国考察，并有若干著作探讨民主政体之得失，他在雄文《世界的未来》中论断，“欧洲正朝向民主奔跑”，令托克维尔深受启发。正是在夏多布里昂的建议之下，托克维尔决定访美。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托克维尔本人想要近距离了解美国，并试图从新兴的美国民主政治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根除法国政治中的不安定因素提供解药——至于为何不像他的前辈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那样选择向英国寻求良方，他在与一位英国友人书信中给出了答案：“英国贵族的权力，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欧洲社会不久的未来，将会是完全民主的社会。”需要指出的是，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对民主颇有疑虑，对“多数的暴政”更是忧心忡忡，因此需要对民主这一政体产生的气候、土壤及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游记》不仅是一部独具风格的游记作品，而且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文本，尤其是书中对北美印第安人生存状态的描述，堪称19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

  托克维尔一行于1831年5月9日抵达纽约，随后访问了美国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以及一些偏远的边境地区。他们从纽约一路向西到达布法罗、密歇根州的伊利和威斯康星州的绿湾，途中遇见若干开拓者和原住民，并探访了不少监狱。而后，他们返回加拿大法语区，再到新英格兰。之后，他们一路南行，向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进发，接着又乘坐汽船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而下，跨越蓄奴州和自由州的边界，最终沿大西洋海岸返回纽约。其间，他们拜会各地行政司法长官及商贾名流，并受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等政要接见。可惜，由于法国内政纷争，他们被迫提前返国，因此未能如愿遍览南方各州并参观种植园。

  托克维尔一行大部分时间是车船之旅，唯有从底特律至萨吉诺一段是“马背上的旅程”。回到底特律后，托克维尔乘坐苏必利尔号轮船前往休伦湖。《荒野两周》就是上述这段旅程的产物，其主旨意在记录北美原野之广袤及民风之淳朴，并表达对印第安人深切之同情。诚如托克维尔在《荒野两周》开篇所说，他和博蒙“想探索欧洲文明的外部边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想游历一些印第安人部落。这些部落宁愿逃到北美大陆辽阔的荒野上，也不屈从于白人口中的幸福社会生活”。

  在这片原野之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望无际的丛林高树。托克维尔感慨：“置身于这片茫茫树海，有谁能够寻到方向？你的目光又该投向何方？你爬上了一棵看起来最高的树，却发现只是徒劳，因为还有更高的树将你包围；就算是爬上了山头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片树海没有尽头。”与此同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部落的居民无不受到实用主义和商业气息的浸染：“只要有钱赚，辟路穿行于莽莽密林、横渡汹涌河流、勇敢置身于致病沼泽或栖息于潮湿丛林，美国人都不以为然。然而，凝望参天大树的欲望、独自纵身大化的冲动，却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

  “这些地区，”托克维尔写道，“虽然只是一片广袤的荒野，但它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富庶之地……除了文明人，这里什么都不缺，而文明人就在门口。”在这里，托克维尔显然继承了卢梭关于“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思想，将质朴的野蛮人与虚伪的文明人相对照，同时也反映出他本人对美国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赞赏美国的活力和未来，但另一方面，又憎恶美国人的粗鲁和贪婪。

  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拓荒者务实、冷静，他们“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个目标——发财”。他们手持利斧，既果敢刚毅又贪婪残忍（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坚忍的僵硬”），与自然生长的静谧森林恰成鲜明对比。在旅途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人的小木屋里，经常悬挂着一张美国地图，此外，“孤零零的粗木板架子上竖立着一本《圣经》，经两代人虔诚地翻阅，其封皮和书脊早已破烂不堪。”这些拓荒者正在把荒野改造成美国的“领土”，在他们看来，这一项个人和国家的事业是对他们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挑战”。

  托克维尔在书中对美国拓荒者的毅力和勇气既不无钦佩，又提出严厉批评——他强调，对金钱的贪婪是民主给美国人带来的“大麻烦”：在旧制度盛行的欧洲大陆，贵族从来无需为生计发愁，平民也不敢奢望通过发家致富跻身贵族阶层。托克维尔担忧，对金钱的狂热追求终将葬送美国人的事业和家庭幸福。在美国荒野的恶劣环境中，托克维尔对拓荒的妇女尤为同情：她们不仅要在家中生儿育女，还要像男性一样在外打拼，常常食不果腹。他曾描绘奥奈达城堡的两名印第安妇女，她们“双脚赤裸，在七月中旬的天气里裹着羊毛毯……乞求施舍”。他也曾描绘一名拓荒者的妻子：“时间对她极为残酷。她四肢羸弱，面容憔悴，脸上布满与年龄不符的皱纹。显而易见，生活让她不堪重负。”在当时条件下，对拓荒者个人和家庭而言，占领土地无疑是一项危险而复杂的任务，令人心生恐惧，焦虑不安。更糟糕的是，它往往以彻底失败甚至死亡而告终。对此，托克维尔简明总结道，“领土扩张势必要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托克维尔在书中也展示出游记作家对景物描写的掌控能力，以弗林特河为例：“浓厚的暮色渐渐将我们笼罩住。”风停了，“夜晚很平静，却格外寒冷。森林深处，一切都悄无声息，万籁俱寂，好似自然之中所有的力量都陷入停滞。”紧接着，他描绘了当晚的月色，月光洒在地面上，给林间小草蒙上一层银白；月光落在橡树树干上，这些粗壮的树干仿佛变成了高大的白色大理石柱。“我们只能听见蚊子恼人的嗡嗡声和马蹄声。时不时能瞥见远处印第安人的篝火，透过烟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静穆的轮廓。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岔路通向一条深浅未知的溪流，另一条则通向一片空地。借着初升的月光，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山谷，四处散落着倒地的树木。”

  除了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托克维尔最擅长的笔法是触景生情——由自然之境上升到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如在《奥奈达湖之旅》中，托克维尔首先描绘奥奈达湖边森林的景象，随后开始大发感慨：“我们想知道，命运如何奇妙，使我们来到一片原始地带，并亲眼看到一个孕育大国的摇篮……几年之后，这些密林就将被伐倒。文明与工业将用隆隆之声划破萨吉诺河上方寂静的长空……仿佛是文明吹响的一记绝妙的战争号角，持续良久。”

  托克维尔对萨吉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早期浪漫派库珀的影响（他曾前往莫霍克谷考察，此处恰好是库珀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故事发生的场所）。1819年，《萨吉诺条约》签订，美国政府无视萨吉诺的领土主权，强占萨吉诺土地约六百万英亩。1822年，为保证条约生效，美国政府派遣两支步兵团驻扎该地，并建造萨吉诺堡作为军事基地，当地原住民被迫逃亡他乡。在萨吉诺古老森林的人迹罕至之地中，托克维尔体会到“内心最甜蜜最自然的情感”，这些情感是言语无法形容的——“那些珍贵稀有的时刻中，宇宙在你眼前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灵魂半梦半醒，在当下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徘徊。当被自然之美和宁静的温暖包围，人在世界的宁静中感到心平气和，此刻便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心脏一拍一拍跳动着，标志着时间正不断流逝——一滴一滴地流入永恒的河流。”然而，尽管这样的时刻弥足珍贵，但依然无法改变托克维尔的隐忧：“文明和工业的隆隆声将打破萨吉诺的寂静。”这位游记作家写道，“我们再也无法听到流水在森林中低吟浅唱。”

  作为深切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学者和思想家，托克维尔自承对人类各种生存状况有一种“执迷”，一如他在与友人安培书信中所说，“人类存在的问题时常占据我的心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执迷和关切，使得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远远超过了普通游记作家的水准。诚如奥利弗·曾兹在《理解民主的人：托克维尔传》（2022）一书中所言，《美国游记》不仅体现出托克维尔“浪漫主义的华美抒情和叙事”，同时也兼具“《论美国的民主》中朴素的古典主义风格”。很显然，这部游记不仅是关于当时印第安人状况的田野调查报告，同时也是展示他惊人预见力的经典文本——它“应该受到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