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儿在栏，牛儿在家，
静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
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
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别无什么；
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
剩了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4号上，刊发了胡适的这首译诗《老洛伯》。这首短诗标志着白话译诗的开始，并收入胡适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中,成为我国第一本个人新诗集中的第一首译诗，颇为引人注目。
据胡适介绍：“此诗向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亦可见其推崇之高。原诗作者为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作者通过寻常农妇锦妮的口吻进行叙述，大意是讲其心上人出海务工，而自己的父母又年老多病，迫于生活压力，她不得不舍弃心上人下嫁给老洛伯的故事。从翻译上看，胡适用了许多日常口语，完全符合他的白话理念，也把原诗的通俗意味表达了出来。可此诗在我国刊行后，却又引出了一段小说袭用案来，着实令人意外。
1919年3月，北京著名的《晨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人道主义》的小说，作者署名“华士”。小说开篇铺垫：我国福建一带，尚算得富足。受传统思想影响，一般女子，裹缠小脚，行动不便，因而大都“全贞守节”云云。可作者自己居住的由赣入闽的闽南小城，却有十多家“妓寮”。此地还有一种风俗：“丈夫没有死，或是残废，或是没本事趁钱，有个补救的法子，叫做招夫养夫”。
接下来，作者有些夸张地说：“数月前，这里有件行诸公牍的大笑话，说出来给诸位听听。”小说用的是旧小说的行笔，说是一个女子，名为“锦心”，不仅美丽，且“性情也非常和淑”。锦心的家乡，有两个喜欢他的青年，一名黄加晋，一位李杜文。加晋是种田汉子，“品性淳厚，最安本分的”。杜文家境贫寒，早早在市上一家杂货铺记账，“为人豪爽，英挺不群”。杜文更合锦心及母亲之意。现状太差，锦心便督促杜文：“何不出外去混混？”并表白“我等他便了”。杜文便经厦门出国往暹罗（泰国的古称）打拼去了。
种田的加晋，一心喜欢锦心。尽管知道她已许配了杜文，却并不谈婚论嫁。锦心怕耽误人家，多次劝他。再后来锦心母亲去世，她一个女孩子没有办法，加晋便来帮助，并送粮食支援。三年过去，锦心接到杜文从暹罗寄来的信，说自己在此攒下一千余元，月内便动身回家。锦心的高兴，那是不用多说。此时她再见加晋，便“正颜厉色地劝他”，加晋却“只是不语，摇头苦笑而去”。可过了数月，锦心并没有等到杜文消息。后来听一个从新加坡回来的人说，有一艘英国公司经过暹罗的船，在印度洋触礁沉没，淹死了很多人。锦心一听，“痛哭不已，想要寻死”，此时多亏加晋照料。
再往后，加晋病重，锦心约大士庵老尼一起看望。加晋发昏，见到锦心略微苏醒。见到此况，老尼劝说锦心：杜文大约是真死了。这里加晋病危，你安慰一下他，就说可以嫁他，说不准他还能病起复生。老尼好心，在此照料，渐渐，加晋病竟然真的好转，死里逃生。锦心也就无奈嫁了加晋。
以下情节就有些造作。再过一两年，杜文真的回还家乡。当时他乘的船果然沉没，他侥幸为人所救，可几年所获全丢光了。小伙子又转身回去，在外打了一年工，挣了几百元，方才回家。回家见到如此情景，杜文万念俱灰，便出去上吊；锦心早想要以死谢他，便也进屋上吊；加晋见到此况，也觉不如一死，成全他人，便外出投河。三人均意外获救后，心意尽到，又经大士庵的老尼说和，“都恍然有悟”。锦心说：我为了“人道”，就顾不得名分了。“过了几天，人家忽看见加晋肩着犁，杜文牵着牛，走下田去，倒像那大妇前行小妇随的样子。”小说开头说当地有“招夫养夫”的风俗。这个结局有些类似却并不一致。到此，作者还不愿结束，他还要发议论，解说题目：“这人道不人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尔为尔我为我的。在下这篇纪实的社会小说，所以就把这人道主义做个标题。”
这篇小说，不短不长，可也连载了四天——3月1日到3月4日。小说并不佳，本来应该登过就过了，可没过几天，3月7日的《晨报》上，就刊出了一篇关于这篇小说的反响文章。此文的作者，就是当时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此时风头甚劲的北京大学年轻教授胡适。
前面用了一个颇严肃的题目：《〈人道主义〉的真面目》，从副标题：“胡适之先生来信”推想，这个题目应该是编辑所拟。胡适的文字直截了当：
“记者；我看见前几天《晨报》所登的《人道主义》小说，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篇小说大概用了我从前译出的一首诗做底子，这首诗是苏格兰女诗人Lady Anne Lindsay做的，我且请先生看这首原诗（原诗见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胡适将他的译文抄了出来，同时寄给编辑。接下来直接说：“《人道主义》里的锦心便是锦妮，杜文便是吉梅，加晋便是老洛伯。这里的事实和布局也是相同的，不过书中的人物从苏格兰搬到中国的福建来了。”胡适当然有批评抄袭的意思，可这还不是他想说的主要点：“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指出两篇相同之点，乃是要指出两篇不同之点。”
在胡适看来：“这篇诗向来推为世界第一首哀情诗。何以故呢？因为他所记的乃是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悲剧。凡是有情感的人，读到‘我两人哭着说了许多言语，我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我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凡是读了这几句诗的人，决没有不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观念的。中国古诗说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那里比得上这种真挚高尚的哀情！”胡适的提示是重要的，我国古代这两句诗，实在缺乏一种深挚的“哀情”。
到此还未了，胡适随即通过《人道主义》一文，严厉批评起我国一种文学观念来：“中国人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劣根性，就是文学上的团圆观念。他明知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他明知世间有无数无可奈何的悲剧，但是他总没有胆子去承认他们，总不肯硬起心肠来说老实话。偶然有一个曹雪芹居然敢打破团圆谱，使林黛玉和贾宝玉生离死别了，便有许多团圆派的文人一定要做许多《红楼圆梦》《续红楼梦》等书，硬要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拖出来配给宝玉做夫人！这便是我说的团圆劣根性。”胡适的这种深切看法，见诸文字近百年，可今天的许多文学作品，走的还是老路，这段议论，真正够“先进”的。
具体到《人道主义》这篇小说，胡适认为：“如今这位华士先生把《老洛伯》演为小说，也还罢了，他偏要叫加晋和杜文同锦心‘鸠雀同巢’的做那三角形的夫妻。他以为这是解决这件无可奈何的故事的妙法了。他不知道这件故事所以可传者，正因为他是一件‘无可奈何’的悲剧，现在把那‘无可奈何’变成美满的团圆，悲剧固然解决了，但是这故事的文学趣味也没有了。”胡适追求一种文字真实的力量，国人常常以“大团圆”来遮没生活中的悲剧，是幼稚也是“悲剧”的。
信的结尾，胡适说：“我因华士君有点对不住那位苏格兰的女诗人，故不能不说几句公平话。”话说得还不激烈，胡适到底有君子风度。这封信登载的同时，还附录刊出了全篇《老洛伯》译诗。文章编辑在全文后面，也加附了几句：“《人道主义》一篇，原稿从何处得来，华士是谁，记者还不明白。因为此稿是本社方文君找来付印的。现在方文卧病未起，等他好了便知底悉。”笔者翻阅了后面多天的该报，并没有什么“底悉”披露，此文作者“华士”为谁，终于外人不知。原来，这是编辑推卸责任的一种招数而已。一种报刊，登出了袭用翻译诗歌做“底子”的小说，并且是改坏了原作的作品，到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此事发生在外国现代文学进入中国不久时，今天看去，有些别异，但它也表现出旧有文化的保持力量和反应。胡适虽为原诗翻译者，可他不仅站在传播者个体立场，对袭用者行为表达不满，而且通过分析，对旧有文化中不良因子展开批判，对一种不健康的文学观念和固有心理进行判断和究诘，这叫我们看到了当时新文化传播者的立场、眼界和战斗勇力。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