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凌晨，著名法语翻译家，被称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去世，享年88岁。

  柳鸣九出生于1934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也是第一个将萨特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堪称“文科界的两院院士”，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权威人士。

  “柳老师近两个月一直在住院休养，他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柳鸣九的夫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朱虹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得知记者希望她回顾先生近年的治学生活时，严谨的朱虹女士说这需要时间整理，“你至少给我两周的时间。我整理完毕后，欢迎你来家里做客，届时咱们再谈。”

  随后，《世界文学》前主编、第十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余中先，作为柳鸣九的生前后辈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由于没有逃开此次北京新冠疫情的侵袭，电话那头余中先的声音有些低沉，鼻塞明显。“我个人认为柳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我国外国文学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法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近几年身体状况都不大好，尤其是得了帕金森之后……虽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所准备，但还是觉得太突然了。”

  余中先回忆说，自己1980年代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得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提携。“我和柳先生之间没有具体的师承关系，陈占元先生是我研究生时期的指导老师。说起来，陈先生也是柳先生的老师，在鲁迅时代就给《译文》杂志做翻译。过了不久，柳先生就问我对哪位法国作家感兴趣？我当时对保尔·克洛岱尔感兴趣，手头在翻译他最主要的剧本《缎子鞋》，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部法国长篇作品译著，这本书后来归入柳鸣九先生主编《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

  “克洛岱尔不仅是法国诗人、剧作家，也是外交官。‘庚子事变’前后他就在华做外交官——当时社会氛围刚刚有所松动，所里有别的老先生好心提醒我不要去碰克洛岱尔，说这个人当年是代表列强，代表帝国主义的，所以要注意。但柳先生鼓励和支持我做下去，我们主要是做文学的介绍，并不涉及什么历史和政治。可以说，我的首部译作是在柳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

  作为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尊大炮”，柳鸣九在改革开放后一炮而红。

  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上下兴起，柳鸣九看到转机，就决定在西方20世纪文学的评价上有所作为。“对于这段历史，由于我进所里也晚，并没有赶上。柳先生当时大致的意思是，在20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尚有马恩论述可依，可20世纪以后的西方文学却被一个叫日丹诺夫的人泼了一身脏水。不请走这只‘拦路虎’，没法接着写文学史。为了争取20世纪西方学术的研究空间，呼吁重视萨特和存在主义在国内研究的开展。他当年是做了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非常有名。他那时四十多岁，公开发表这个意见后，社科院的院长周扬，包括冯至、朱光潜等都来听取调研。1980年代国内的‘萨特热’甚至溢出了学界，说他是第一推手，这不为过。”余中先回忆说。

  “当年《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之外，柳先生还有另一套书也是推荐给我，让我参与翻译，这本书叫《礼拜五》。事情的起因是，1981年柳先生去法国访问，见到了法国文学20世纪下半叶的佼佼者，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礼拜五》是图尼埃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名作。这本书就是反着写《鲁滨孙漂流记》，不是写鲁滨孙教化了礼拜五，而是写他在礼拜五的影响下，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这等于是跳出了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原有框架，给予了今人新的理解和解读。这本书能够在国内出版，也是因为柳先生的提携。”

  “作为国内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一面旗帜，柳先生还是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这应该是1986年前后的事。他之前的会长是罗大冈先生，罗老岁数大了退下来，柳先生就接任了。2002年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希望做完雨果的研究就退下来。柳先生生性开朗，他个子不高，非常幽默。我记得他当时说领导法国文学需要一个高个儿，他就推荐了自己的研究生，吴岳添先生。柳先生的性格是很冲的，吴先生就比较显得稳重，我们都能适应。”作为柳鸣九嘴边的“小余”，余中先回忆说自己同柳鸣九间亦师亦友，“我跟他的合作大概一直到2018年，2017年时我们还一起吃过几顿饭，后来他的身体就渐渐不大好了。”

  “柳先生给我感受最大的，反而不是那三大卷皇皇巨著《法国文学史》，也不是他后来翻译加缪的《鼠疫》、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些。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主编法语文学作品上，《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前前后后一共出了70本，这70本是分成10批出的，每批7本，借用法国出版人的一个说法就是‘七星丛书’。每一批都是7本，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前言都是他写的，也有的是请译者自己写的，这就显示出了他的学识渊博，胆子也很大，因为很多的20世纪的作品在80年代的时候，还被认为是荒诞的、颓废的，柳先生推出这些作品是很厉害的。”余中先回忆说，柳鸣九生性旷达，“他说话的时候特别吸引人，常常是手舞足蹈，五个指头都是张开的，特别有活力。”

  作为将《你好，忧愁》引入国内的翻译家，余中先介绍说这本书自己1980年代翻译的时候，国内还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的氛围。“当时读者还读不出里面的东西，等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这本书再版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也出现了两代人的代沟问题。我当年翻译了之后，觉得这位作家也就是这一部写得好，其他的作品属于可译可不译。就像《小王子》，柳先生翻译的时候全球已经有了五六十个译本，他主要也为了给自己的孙女儿翻译的。”

  “柳先生翻译《小王子》是为了给自己孙女儿送一个礼物，这背后也有一段哀伤的往事。先生是性情中人，他的儿子去世非常早，而且是意外去世在国外……他一直很关注孙女儿的成长，这也是他的一个精神寄托。先生对后辈多有提携，即便是对自家的保姆也非常友善，保姆的女儿也是经先生培养，出国读的书。”

  “翻译工作，实际上就是各个人在做各个人的事情。我个人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那一套路子，直译。当然也不是硬译，但还是要把信达雅的‘信’放在重要的位置。柳先生说的‘化境’，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在保留人家原著的意思和方式基础上，同时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这一点上，我跟柳先生的观点稍微有些不同，我认为只要是把人家的方式和意思介绍过来，尽管在有些词儿的上面，我们汉语里面可能还没有‘化’过来，但慢慢的，未尝不可能会形成汉语新的用法，也就要用翻译的文字来改造或者说补益我们的汉语。这方面我们讨论的不多，和而不同吧。”余中先最后说道。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