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为钱钟书的夫人之外，杨绛何以能被称为“先生”？这是许多读者面对关于杨绛诸多传闻时容易产生的疑惑。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由于普通文学读者缺乏系统的文学阅读训练，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文化名人“神话化”，而文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专业的考证和阐释，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展示经典作家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之所在。

  本书结合杨绛的文学作品、学术成果、相关传记等一手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以“身份”为视点，从文化人格、性别身份、学者身份、作家身份等方面对杨绛的“为人”与“为文”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书中将杨绛的文学风格视为作家主体人格的外化，对杨绛的创作精神与审美趣味进行了阐发，并对杨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光环背后的多重复杂身份

  杨绛龟鹤遐龄，她的文学生活贯穿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但总结起来，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成果在数量上都不算太多。她在坊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都是与钱钟书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爱情故事。

  作为女性，杨绛为钱钟书付出良多。钱钟书能够心无旁骛地治学、创作，离不开杨绛对家庭的精心照顾。作为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却一直隐藏在钱钟书这位国宝级学者的光环之下。

  钱、杨两位先生如此相互爱护、相互欣赏，确实是知识分子夫妻中少有的模范，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杨绛“被遮蔽”，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她为家庭作出的牺牲有关。

  在杨绛逝世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审视杨绛的生平和作品，理解她的为人与为文，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值得追慕的生活，一段与我们当下生活有距离的、充满历史想象的文化记忆来安放当代人紧张、惶然、焦虑的灵魂。

  另一方面，作为从“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作家，杨绛的旧学根基、西学素养让她的写作、研究与1949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作家有巨大的差异。以钱、杨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汉语语言上沟通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圆融和精深，是当代学者、作家很难达到的高度。

  作为近十年来杨绛研究领域的佼佼者，陈浩文与前辈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她看到了杨绛身份上的复杂性，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对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为读者展示了杨绛身为作家、学者、翻译家和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

  女性作家视角下的文学创作

  此外，还有作为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如何看待这一身份；作为女性，婚姻家庭生活与杨绛其他身份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这些问题在陈浩文的研究中都得到了比较有趣的回答。

  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比，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不仅需要学者具备严谨、务实的态度，还需要具备比一般文学读者敏锐许多的艺术感受力。只有把研究的理性和创作的感性圆融地结合在一起时，文学研究学者的学问才会充满生命的灵动。

  尽管从学术履历来看，陈浩文作为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学者，在许多方面与本专业领域的前辈学人相比尚显稚嫩，但年轻也意味着一颗种子的萌芽，一种尚未受到世俗生活过分干扰的、对学术纯粹的热情和天真。

  本书在陈浩文博士期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不仅增加了对杨绛生平唯一悲剧剧作《风絮》的文本分析，还将“风格”等范畴放在中西方文论的不同体系之下，进行了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地阐发。这样的修改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内容，也使这本书在最后定稿时具备了相当的深度。

  作为陈浩文在博士阶段的学习成果，《杨绛的人格与风格》从整体上用畅达而诚恳的语言为读者展示了一位青年学者良好的学术资质，分别从杨绛的文化人格、女性叙事、女性形象、主体间性思维、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创作与学术的关系、文学风格等方面对杨绛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陈浩文对海内外杨绛研究资料进行了集中梳理之后，发现以往的杨绛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记忆书写、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艺术风格、创作精神等问题上。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学术界对杨绛的定位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学者和翻译家。

  这些研究成果在凸显杨绛作家身份的同时，忽视了杨绛作为学院学者作家与职业作家的差异；在以文本为中心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忽略了作家个体经验的复杂性。这些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本书的阐释起点。

  “含忍”与“自由”的生存哲学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场域对民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趋于扁平化和流俗化。杨绛去世之后，自媒体炮制的所谓“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等名人名言将杨绛变成了一位心灵鸡汤写手。

  针对种种问题，陈浩文通过对杨绛从民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所有文学作品的通读，从历史、伦理、个人生活经历三个方面考察了杨绛的文化人格与现代中国社会风气、学术思潮之间的联系。

  复杂的婚姻家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生活使杨绛从个体生存的感悟中进一步拉开了与时代主流思潮的距离，形成了一套以“含忍”与“自由”辩证法为核心的生存哲学。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位有些古板的老先生，不大喜欢儿媳妇在外抛头露面；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则是民国早期的“海归”，鼓励女儿独立，因此对亲家的观点很有意见。在新旧家庭的纠纷下，杨绛拿出“含忍”的姿态调和了外部的矛盾，同时也没有失去内心的自由。

  这种“含忍”在公共道德层面体现为她的喜剧创作。杨绛在抗战时期没有直接参与左翼作家群体的抗战文学创作，但是她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喜剧作品为长夜漫漫下的沦陷区人民带来了笑声和自信。这种“笑声”如杨绛所言，是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乐观的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杨绛的“含忍”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对“仁”道的维护，也不同于“五四”之后部分知识分子的玩世和颓废。杨绛的“含忍”是基于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怀疑，一种主动下沉的“市隐”姿态，所指向的自由是一种调和了传统与现代、极具中庸色彩的自由。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含忍”与“自由”的辩证法在杨绛晚年时期形成了充满西方人文主义痕迹和变通的儒家“守死善道”精神的审美趣味。从杨绛晚年发表的《窗帘》《隐身衣》等散文来看，这样的审美趣味包含了三层内容：一是在积极的入世姿态中进行的道德自我超越；二是回归民间智慧的古典喜剧精神；三是在冷眼旁观中保存的天真趣味。这三层内容都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对杨绛人格塑造的影响力。

  从女性身份对杨绛的创作与生活进行阐释，还意味着要重新去审视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的这个身份。基于此，陈浩文对杨绛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叙事、女性形象以及主体间性思维等问题进行了缜密地分析，指出杨绛不同于同时代女性作家如冰心、陈衡哲、张爱玲、萧红等人在女性身份认知上的复杂性。

  从杨绛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来看，她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体一样建构出一个需要被打倒的父权世界，用同情的目光来看待庸常的世俗生活中男女皆不得自由的生命状态是杨绛在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态度。

  比如杨绛在《我们仨》中塑造的钱钟书形象，一般读者对钱钟书天真、痴气形象的认知基本上都来自于杨绛的文学塑造。杨绛对钱钟书的这种塑造方式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动机。

  一方面，杨绛作为妻子、朋友，十分欣赏钱钟书在学术上的纯粹，不自觉地放大了他的优点。另一方面，杨绛也深刻地理解钱钟书作为旧式家庭中的儿子，他在父亲钱基博面前是怎样一个“未长大”的形象。

  杨绛作为一个学院学者作家，不像职业作家一样把文学视为一项事业，她的文学创作具有业余性和自娱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以往的杨绛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此在本书的第五章《杨绛创作与学术之关系》中，陈浩文集中讨论了杨绛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的情况，通过对杨绛求学经历、阅读经验与文学创作经历等方面的历史材料的考察，揭示了杨绛文学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审美的偏向、结构故事的方式都受到了她的读书生活的影响。文学知识和理论上的丰富储备让杨绛在创作上具备了不同于一般职业作家的理性、智性之特征，而学院生活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让杨绛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存在题材反复和人物形象同质化的问题。

  陈浩文在第六章《杨绛的文学风格》中指出，作为一位现代女性学者作家，杨绛的学者身份、女性身份对她文学创作生涯产生的影响使杨绛的“为人”与“为文”存在很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杨绛文学创作中探索人性时流露出的宽容和同情 , 在情感表达上的节制和冷静 , 在语言形式上的和谐雅正，无一不是她人格精神具象化的表现。

  在本书的结语中，陈浩文还对杨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意义作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判断。她认为从文学成绩来看，虽然杨绛未必能够跻身一流作家的队列，但是她的为人与为文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作家乃至普通读者来说，都有值得借鉴和追慕的地方：其一是杨绛作为知识分子，面对人性困境作出的无愧于知识分子气节的选择；其二是杨绛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悦纳自我的自尊与自信；其三是杨绛亲切可学的汉语写作之章法，让人看到她作为一位历经百年风云的现代女性学者作家的人文价值。这种判断是陈浩文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杨绛的深入理解。

  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对于杨绛何以能被称为“先生”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获得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答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