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兴建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不仅是京城的地标式园林，集中展现了中国封建文明之大观，而且也见证了清王朝从繁盛、式微到灭亡的全过程。关于其由盛转衰的文学书写，自然成为一时文人之热点话题，而民国尤盛。黄濬说：“自民国以来，西苑、颐和园风景皆为辈流诗料，望古遥集，可采之作如林。”［1］就揭示了民国以圆明园、颐和园为描写对象的创作蔚然成风，佳作如林。邓云乡说：“清末以‘长庆体’咏名园者，首推湘绮老人王壬秋之《圆明园词》，其次即静安先生之《颐和园词》。”［2］可见一时之论。
在王国维晚年编定的《观堂集林》“诗”中，即以这首《颐和园词》为开端。他晚年对助教赵万里谈及“差可自喜”的诗歌，《颐和园词》位居第一［3］。但即便是在当时和后来享有如此盛名的一首诗歌，而诸多问题其实久已不彰，如关于王国维之《颐和园词》的创作背景、版本变化、基本内涵以及走向经典的过程。本文试作一初步探讨。
一 《颐和园词》的创作时间与罗振玉手书石印本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东渡日本，作诗较多。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时逢辛亥之后，三千年封建帝制告终，国体遽变，王国维身经两朝，料多感慨；另一方面，居东之初主要为罗振玉整理藏书，难以系统读书，颇为清闲，故有以诗遣日之雅兴。王国维曾致信柯劭忞回忆初抵日本的情形说：
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4］
即是夫子自道。《颐和园词》是王国维寓居京都不久之后创作的一篇七古长篇叙事诗。1922年，王国维编定《观堂集林》，其卷第二十“缀林二”诗部《颐和园词》题下注“壬子”［5］。王国维《颐和园词后记》亦云：
壬子二月，侨居日本京都，旅食多暇，因成此词。［6］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于“壬子”年下亦记云：“二月，作《颐和园词》。”［7］可知“壬子二月”便是此诗明确的撰写时间，无须别为考索。
王国维、赵万里所言“二月”乃是指农历而言，农历二月初一即公历3月19日，而二月二十九日即整个二月结束之时，已是4月16日。1912年4月15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即有“前作《颐和园词》一首”［8］云云，则4月上旬或此前当是其初稿完成的时间。1912年4月10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云：“《颐和园词》数日内可印成，再行奉寄。”［9］所谓“印成”，乃是指罗振玉手书《颐和园词》以付石印数日可成之意。则王国维撰成此诗当在3月20日至4月10日之间，具体在4月初最有可能，大致相当于农历二月中旬。
罗振玉说：“他那首《颐和园词·七古》，足足写了快一个半月。”［10］王国维自称作诗缺乏捷才，他说：“一诗之成，动笔后迟则三五日无不成者。惟以前实须酝酿，其期长短不定。”［11］像这样千言以上的长篇，所费时日肯定就更多了。王国维抵京都初期，与罗振玉同住田中村，罗振玉应该见证了王国维创作此诗的完整过程。以此而言，王国维大致从1912年3月初（农历一月）开始构思并创作这首《颐和园词》，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初撰与斟酌修订，至1912年4月初定稿，随后罗振玉以十天左右的时间手写并付印。今检罗振玉手书印本（以下简称“罗印本”），扉页题“辰在壬子二月比叡宾萌手录并篆首”，并钤“馨室”之印。“比叡宾萌”为罗振玉在京都时所用号，而“馨室”则为罗振玉其时书斋名。则从王国维撰成诗歌、罗振玉激赏、罗振玉手抄并付印三事连贯而来，都是在“二月”内完成的［12］。
王国维此诗的第一读者就是罗振玉。赵万里说“罗先生见而激赏之，为之手写付印”［13］，这个手写付印本即是此诗的第一个传本。1912年4月15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提及的“拙诗附呈”［14］，随信附上的应该就是罗印本。罗印本应该印成于1912年4月11至4月15日之间。这个印本赠送的对象除了日本的朋友，还有就是国内的诸多故交［15］。
二?《颐和园词》的六个版本与王国维的六次修订
今通检《颐和园词》诸传本，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王国维不断通过修订而形成不同的版本。
罗印本之前当然是王国维的手稿本了。昭和三年（1928）七月，日本神田信畅编《王忠悫公遗墨》一种，内收王国维手书《颐和园词》，并钤“豹轩庋藏”印，以此可知此乃是王国维书赠铃木虎雄者。这个文本［16］很可能是王国维甫写就即抄赠铃木虎雄者，时间应在罗印本之前。今检“豹轩庋藏”本《颐和园词》（以下简称“铃木本”。），其王国维手自删改之处与罗印本悉合。
兹略举数例：铃木本“官山杰构三重峙”，“杰”初作“圆”；“月地花阶敞上方”，“敞”原作“敝”；“宗庙重闻钟鼓声”，“宗”原作“祖”；“渌水青山不曾改”，“不曾”原作“仍未”；“岂谓先朝营楚殿”，“岂谓”原作“本自”；“翻教今日作尧城”，“翻教”原作“岂知”；“深宫母子独凄然”，“独”原作“倍”；等等。王国维以上在书赠铃木本上的修订之处，罗印本皆据改。则铃木本在罗印本之前，证据是充分的。
王国维在京都与论诗最频繁的就是铃木虎雄，故既手书相奉，复赠以罗印本。这是铃木虎雄藏有王国维手稿本的原因所在。铃木本是今存王国维的第一次修订本，未经修订的原稿才是王国维的手稿本。木下彪曾说：“我还曾在铃木豹轩先生的处所，见过王氏亲笔所写的《颐和园词》草稿。”［17］这个“草稿”即是手稿本与铃木本的合一。
1913年7月上旬，王国维将壬子、癸丑两年古今体诗20首合为《壬癸集》一种，由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排印百部告竣，而以《颐和园词》居首。（《壬癸集》本《颐和园词》，以下简称“壬癸本”。）罗印本应是壬癸本的底本，但两本仍有文字差异。试举例如下：罗印本“方治楼船凿汉池”，壬癸本“方”作“因”；罗印本“冠山杰阁三重峙”，壬癸本“重”作“层”；罗印本“同怀罕讲家人礼”，壬癸本“同怀”作“从游”；罗印本“卧起每偕宁寿主”，壬癸本“宁”作“荣”；罗印本“月地云阶敞上方”，壬癸本“地”作“殿”；罗印本“为简儒臣严豫教”，壬癸本“豫”作“谕”；罗印本“后宫并乏家人子”，壬癸本“家”作“才”；罗印本“东南诸将翊王家”，壬癸本“翊”作“奉”；罗印本“独总百官称冢宰”，壬癸本“称”作“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来的壬癸本与集林本仍有不少文字差异，但壬癸本对罗印本的修订文字，悉数为集林本吸收。则壬癸本在《颐和园词》走向定本的过程中确实具有重要意义［18］。
铃木本上的修改之处悉数为罗印本所吸收，而壬癸本对罗印本的修改也悉数为集林本［19］吸收。但集林本依然有新的修改之处。试对勘壬癸本，集林本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数处：壬癸本“西宫才略称殊绝”，集林本“殊绝”作“第一”；壬癸本“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惜闲恩泽”，集林本作“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壬癸本“六王辅政最称贤”，集林本“六王”作“亲王”；壬癸本“六王小女最承恩”，集林本“六王”作“东平”；壬癸本“笑谈差喜缪夫人”，集林本“笑谈”作“丹青”；壬癸本“忆昔先皇北狩年，属车常是受恩偏”，集林本“北狩年”作“幸朔方”，“常是受恩偏”作“恩幸故难量”；壬癸本“因看批答亲教写，为赐金章特与镌”，集林本此二句作“内批教写清舒馆，小印新镌同道堂”；壬癸本“北渚方深帝子愁”，集林本“方深”作“何堪”；“无端白日西南驶”，集林本“无端”作“可怜”；壬癸本“家帐珠帘即渐倾”，集林本“即渐倾”作“取次倾”；壬癸本“翻教今日作尧城”，集林本“作”作“恨”；壬癸本“今来翻受厉人怜”，集林本“翻”作“劣”，等等。
对勘壬癸本与集林本，王国维除了在字词的精准和避复、语气的承接与分寸上不断斟酌之外，还曾几乎重写了壬癸本“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惜闲恩泽”“因看批答亲教写，为赐金章特与镌”四句，意思虽只是有一定的调整，但文字差异就很大了。王国维如此反复斟酌一首诗歌，这应该也是其诗歌创作中很少有的现象了。
然而，集林本对壬癸本的修改是何时进行的呢？《观堂集林》编订于1922年，而王国维对《壬癸集》本《颐和园词》的修订究竟是编订集林本时临时修改，还是将此前修改本直接迻录入集林本？此前尚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今博检海内外多地藏书，意外获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修订本《壬癸集》，王国维在扉页记云：
此书刊行迄今己未已七年，今岁春开始将大不妥处改订，录呈子敬先生正之。国维。
由此可知，王国维修订《壬癸集》始于己未（1919年）春。修订全集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但《颐和园词》乃居首之篇，则将王国维修订时间定于1919年春，应无问题。相较于八年前创作《颐和园词》时的激情以及七年前编入《壬癸集》时的斟酌，现在沉淀的时间更久，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对诗歌中的“大不妥处”进行细致而理性的审视。在这个修订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看到王国维对字词的斟酌之痕，更可以看到他居然重写了四句。显然壬癸本在他看来尚有诸多不妥之处。此本存罗振常府上多年。王国维去世后，其藏书和若干手稿散出较多，其中有不少通过罗振常之手售卖至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此修订本《壬癸集》就这样辗转到了台湾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室。
今检读台湾藏修订本《壬癸集》，王国维的修订是在《壬癸集》的文本上直接进行的，这也是他的自藏本，钤有“王国维”朱白文方印，他将修订文字置于原文右列。这是集林本之前的一次重要修订，若对勘集林本，王国维的这次修订基本上为集林本所吸收。但即便是这次修订距离《观堂集林》的编纂时间如此接近，王国维编定《观堂集林》时仍然再次调整了壬癸订本的部分文字。而且改动幅度比1919年春对壬癸本的改动更大，字词斟酌之外，又改写了两句。这大概是在整理《观堂集林》拟收录文稿时，再次加以改动者。
对勘壬癸订本与集林本，不见于壬癸订本而在集林本中新改订者颇多。这些修订大概可以分五种类型：其一，在字词上加强情感的力度，如“第一”“可怜”“恨”“劣受”等，从程度上来确实比原来的“殊绝”“无端”“作”“翻受”，在情感上的表达更明确，也更有力量。其二，表述更精确，如“丹青”即将缪夫人的画家特点揭示出来，比泛泛的“燕谈”更贴切身份；如“下泽车”固然写出了此车适合沼泽地上行走的功能特点，而“短毂车”则突出了车的形制；如“取次倾”乃是表现倾覆的接连不断，而“即渐倾”则是表现尚未开始的状态，参诸历史，显然修订后的文字更准确；而将“属车恩遇故无量”改为“属车恩幸故难量”，“无量”一词未免显得夸张，而“难量”则更能客观彰显帝王的恩遇之隆。其三，语意接续更自然，如“便是当年顾命臣”，原“却”字转折过甚，而“便”字则承接更自然。其四，避免用语的重复，如原文多次用“六王”，而集林本则以“亲王”“东平”分别表述，则避免了语言重复之嫌。其五，将原意进行了翻转，如王订本“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惜闲恩泽”，集林本改“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虽然“咨谋”与“内殿”二句意思相近，但“外家颇惜闲恩泽”一句，在“恩泽”前加一“闲”字略见虽有恩泽但未免单薄之意，而修改后的“恩泽”一句，则将这种原本顾惜的“闲”恩泽也否定掉了，意思的翻转还是明显的。
集林本《颐和园词》应是王国维的最终定本，王国维生前虽然对《观堂集林》中的其它文字有过修订，这些修订在罗振玉、赵万里先后主事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都有所体现。但这篇《颐和园词》却再无一字改动，盖王国维于斯篇，心力已尽矣。
从铃木虎雄所存王国维手稿本（手稿本），这个手稿本同时也是王国维的第一次修订本（铃木本），到罗振玉手写付印本（罗印本），再到《壬癸集》本（壬癸本）、王国维对《壬癸集》的再订本（壬癸订本），最后到《观堂集林》本（集林本），一个文本的形成居然经历了六次修订，而时间也跨越了十年之久，此在在证实了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需要过人的天赋之外，同样需要经过一个不断精心修择的过程。
三 中日报刊上《颐和园词》之传播
《颐和园词》创作于王国维寓居京都初期，故此词当时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还在国内之上。铃木虎雄在接获王国维此诗后复函云：“仆欲以斯篇转载敝邦一二丛报纸上，传诸通邑大都，未知高明许之否？”［20］王国维则复曰：“拙词尊意拟转载贵邦杂志，毫无不可。”［21］在王国维的首肯下，《颐和园词》最早即发表于《艺文》第三年第六号（1912年5月），所用刊本为罗印本。而通邑大都因此得读此诗者果然不乏其人。新村出追忆云：
（王国维）擅长诗文，这是我从当时他在《艺文》诸号所载的篇什里知道的。《颐和园词》《蜀道难》等名篇，其实当时我无法精读玩味。［22］
不过《艺文》杂志当时主要在日本汉学界较有影响，国内检读不易。在《壬癸集》编订之前，《颐和园词》的传播乃是在王国维、罗振玉周边及国内的少数友人之间，主要以手稿本和罗印本的方式流传。1913年《壬癸集》编定印行，因为才印百部，“不匝月亦为友好散尽”［23］，流传范围仍相当有限。次年，《壬癸集》整体刊入《国学丛刊》第一卷之后，流传始广。《颐和园词》也在《艺文》之后陆续在中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声名渐著。
日本《诗苑》第六集（1914年3月）篇首即为《颐和园词》［24］。此诗发表时末附木苏牧评语，以此可知当为木苏牧提供文本。而经对勘，此本乃出《壬癸集》。1913年6月29铃木虎雄陪伴木苏牧访时居京都东山神乐冈的王国维，然后铃木虎雄、木苏牧与王国维三人联袂再访位于附近净土寺的罗振玉，当时话题即涉及《颐和园词》与《壬癸集》［25］。7月初《壬癸集》印就，王国维遂持赠木苏牧等人。木苏牧从中析出《颐和园词》，并推荐到《诗苑》发表，其前后过程大概如此。今对勘《诗苑》与《壬癸集》两本《颐和园词》，文字悉同，也是一证。木苏牧在《颐和园词》末附评云：
笔意沉著，字句深重，而家国黍离之感，铺陈始终，有余恫焉。余谓吴娄东诗沉郁悲凉，恻恻动人处，逼真少陵。若夫此篇，无论为杜为吴，惟为诗史读之而可言。［26］
木苏牧认为《颐和园词》具有如杜甫、吴梅村诗歌悲凉诗史之感，既可能是他读诗后的自得之论，也可能是在神乐冈听王国维、铃木虎雄等谈及此诗而表示认同之意。因为王国维与铃木通函论及此诗，大意亦与此相近。
1914年5月，《甲寅杂志》在日本创刊，第一卷第一号“诗录”栏目之下，开篇便是“王国维诗一首”，而这首诗正是《颐和园词》［27］。经对勘，《甲寅杂志》创刊号所登的《颐和园词》乃是采自罗印本。周光午说：“长沙章士钊得其诗，为揭载《甲寅日报》，一时海宇传诵，称盛事焉。”［28］《甲寅杂志》虽初在东京创刊，但其影响及于中日两国。此后国内刊物也续有发表。国内刊登此诗最早的似是《大同月报》，其第一卷（1915）第十期刊《颐和园词》，所用版本为罗印本。1921年中华书局编辑《清朝野史大观》，卷二也收录此诗，题《颐和园长词》。接着便是《观堂集林》和《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等的收录，此外便是以边敷文、黄濬等笺注本［29］的方式而流传了。
四?王国维对《颐和园词》的自许及铃木虎雄等之艺术评价
王国维颇自赏此诗，大体将其定位在白居易《长恨歌》与吴伟业《圆圆曲》之间。在诗歌史上，能有这样的自我地位，当然不是王国维盲目自负，而是熟悉诗史的王国维确实可以问心无愧的。1912年4月15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云：
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30］
王国维对《颐和园词》“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的定位，也足见其对此诗的自我珍惜之意。而其背后评判诗歌高下的标准更值得注意：
第一，以自然白描为高境，反对使事用典。他自认为无法企及白居易，就是因为白居易《长恨歌》写一代史事，能不使事，故有自然高妙之致；而吴梅村《圆圆曲》被认为可以追步，就是因为吴梅村“专以使事为工”，当然用典也用得好，但典故用得再好也不如不用典高妙，故用典使事在自然白描面前，自要居下一等。王国维曾说，如果在诗词中“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即于诗词之道已过半矣［31］。这足以说明使事用典在王国维的审美风尚中退居在边缘，几乎没有多少翻空出奇的空间。他曾比较白居易和吴伟业两人诗歌优劣，而“隶事”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他说：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32］
《人间词话》之撰述早于《颐和园词》，但从关于隶事的基本态度来说，王国维的思想是大体维持的，不过在与铃木虎雄的通信中对隶事而不失清刚之气者多了一分认同而已。
第二，使事用典如果内蕴雄气骏骨，白描而不失深味，则亦属次等之好诗。毕竟比那些用典而有肉无骨、一味秀缛软媚的诗歌，还是要高出一筹。王国维何以要把《颐和园词》定位在“庶几追步梅村”，其实与他早年对梅村诗歌的把玩也有着特别的关系。在晚清任职学部之时，王国维和刘季英便爱好读长诗。刘季英之子刘蕙孙后来追忆说：
他们（按，指王国维与刘季英）当时又赌背诵吴梅村咏史七言长古。晚饭后就在房里朗读《圆圆曲》《永和宫词》《临淮老妓行》等。［33］
可见吴伟业的诗歌尤其是《圆圆曲》《永和宫词》等，曾经如此活跃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因为对吴伟业的诗歌有如此把玩的工夫，这对于王国维后来创作长篇排律的影响自然是值得注意的。
很显然，铃木虎雄接受了王国维的看法。1912年五月八日，铃木虎雄复函王国维云：
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辉，漱王骆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况且事该情尽，义微词隐。家国艰难，宗社兴亡，兰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加焉！高明不敢自比香山，而称趋步梅村。若陈云伯，则俯视辽廓。仆生平读梅村诗，使事太繁，托兴晦匿，恨无人为作郑笺者。且乏开阖变化之妙，动则有句而无篇，殆以律诗为古诗矣。绣组之功虽多，贯通之义或缺。仆不学则固尔，然结构措词之间，作者亦岂无一二疏虞处哉？高作则异之，隐而显，微而著，怀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见也。［34］
铃木虎雄的评价思路似乎正是沿着王国维的自评而来，可见他们论诗之契合。“风骨俊爽，彩华绚辉”云云，也即王国维评价吴梅村“雄气骏骨”之意。王国维还只是谦虚地说“庶几追步梅村”，而铃木虎雄则认为王国维此诗“几乎驾娄江而上者”，认为其实已经超越了吴伟业。
何以铃木虎雄有这样的看法呢？这与他对吴伟业诗歌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铃木虎雄对王国维关于吴伟业诗歌“专以使事为工”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认为其使事而未必工，意义既乏贯通，结构也乏变化，这与吴伟业使事多、托兴晦的创作特点有关。王国维此诗固然也有令铃木虎雄未解之事实，但毕竟这样的地方并不多，其整体成就在吴伟业之上，原因也大概在此了。
铃木虎雄对王国维此诗的称赏确实用足了力气，这使得王国维也略有不安。1912年5月9日，他致信铃木虎雄云：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35］
写“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便是王国维此诗之创作宗旨。王国维两度言及拟作《东征赋》，前者在纪事中抒情，乃容易之事；后者深探其因以及对未来社会和国民之影响，乃艰难之事。王国维的《东征赋》终究因为悬格甚高而未能成篇，以至于后人往往将《颐和园词》一篇作为王国维全部思想和情感的落脚点，夸大其哀挽之情，而不及其原本想要表达的深沉之思，这未免令王国维抱屈了。
而在其他人看来，与这首《颐和园词》可堪比较的，就未必是《长恨歌》和《圆圆曲》了，而是其他类似的作品。如有学者评论《颐和园长词》云：
海宁王国维长词一首，佳丽无伦。以长庆之清词，写开元之艳迹，缠绵往复，感慨淋漓，诚此题之绝作也。［36］
“长庆之清词”指元稹的《连昌宫词》，这与王国维的自我定位稍微有点偏离。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海内文士哀挽之作很多，其中孙雄挽诗即有“《颐和园曲》梅村体，《连昌宫词》漫相拟”［37］句，直接说王国维的《颐和园词》是梅村体诗，可与元稹的《连昌宫词》相媲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诗云“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38］，也将《颐和园词》与元稹《连昌宫词》相比。萧艾则认为元稹之诗尚有批判的锋芒，而王国维之诗大率是哀挽的情调［39］。
如此，《长恨歌》《连昌宫词》《圆圆曲》《圆明园词》都成为《颐和园词》的比照对象。以上诸家虽然对《颐和园词》的参照对象有所变化，但所比拟的作品都堪称是诗歌史上的名作，总体上擢拔了王国维此诗的诗史地位。而王国维对此诗艺术上的自我肯定以及铃木虎雄“隐而显，微而著，怀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洵近今之所罕见也”［40］的评价也侧重在艺术水平之高。从这一角度而言，萧艾认为王国维“专从写作技巧立说”自评其诗，倒也有几分道理的［41］。罗继祖说：“观堂的几首长歌，嗣响梅村，是从文字技巧上说。”［42］话说得绝对一点，但也可看出王国维的自矜，并不在“遗老”的情感，而在出色的艺术，“非遗老”的艺术自矜，也许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颐和园词》主题：安魂的挽歌与潜隐的批判
《颐和园词》只是王国维为清朝覆没而作的第一首诗歌，重点是按照历史线索写出清王朝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的过程。木下彪说：“此诗以西太后的一生为中心，咏清朝没落之过程。”［43］既符合《颐和园词》的实际，也切合王国维对此诗的自我体认。至于更深沉的思考则拟别为《东征赋》出之。换言之，用《颐和园词》一诗来看待王国维对亡清的态度，显然是不周全的。
王国维此排律篇制甚巨，结构上约分以下四层：先追述咸丰一朝的历史，将国家一度中兴的荣誉归于慈禧太后的任贤使能；接下写颐和园的历史与重修过程以及慈禧在园中的行乐情景；继而以慈禧口吻追忆五十年间所经历之事；最后写慈禧去世后的沧桑巨变，并抒发作者对此的沉重感叹。慈禧是贯串全诗的中心人物。在这里当然不用多花笔墨详细分析全诗，但其中关于颐和园的描写以及王国维对清代覆亡的感慨是值得重视的。
王国维当然写出了清王朝灭亡的悲凉，亦如铃木虎雄所说“家国艰难，宗社兴亡，兰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加焉”，是一种无法挽回、无可奈何的悲惨之感。木苏牧也说此诗：“家国黍离之感，铺陈始终，有余恫焉。”［44］给人以苍凉沉痛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边敷文之注与黄濬补注，只是勘察此诗所涉之史实。黄濬虽有一句“静庵惓惓故君”［45］，略述其对袁世凯窃国之愤恨以及对隆裕母子之同情，但也只是淡淡一句而已。
关于此诗的主题，萧艾认为：“静安此诗……盖用颐和园为题，借述有清一代兴亡史也。诗中对慈禧太后极称颂之能事。”［46］又说：
王国维……说什么“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把慈禧这个祸国殃民的咸丰帝小老婆，说成千古一人，可谓极贡谀之能事了。［47］
职是之故，萧艾把王国维撰《颐和园词》与后来的入宫为南书房行走直接联系了起来，认为是为后者创造了条件［48］。萧艾大体否定王国维《颐和园词》的思想意义，但对其艺术成就还是充分肯定的［49］。
萧艾的观点似乎直接影响到罗继祖，他说：
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去日本之前……《颐和园词》一篇如作为史论，未免把慈禧捧得过分，所谓“五十年间天下母”，正好是这位“天下母”把清室江山断送掉的。不如他早年那首《八月十五夜月》……写得含蓄委婉，得风人微旨。祖父编《遗书》时，把这首诗给删去了，因为骂了慈禧。［50］
罗继祖一直把王国维定位在“遗老”的位置上，而且认定他是“甘心作遗老”的，并非受其祖父罗振玉的影响，所以对其《颐和园词》“未免把慈禧捧得过分”也持批评之意。但他同时又说罗振玉编订王国维遗书，却不收《八月十五夜月》，理由是“因为骂了慈禧”。则王国维究竟是捧了慈禧，还是骂了慈禧，似乎就成了一个问题。
竹村则行与萧艾、罗继祖的看法十分相似。他认为王国维《颐和园词》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描述了晚清五十年间的历史发展，而其基本倾向是惋惜清朝走向末路的命运，对慈禧太后本人总充满了赞美和同情，而未见丝毫的批评。他说：
在《颐和园词》中，描述的中心是五十年间操控中国清朝的西太后的生涯。西太后在这一时期，可谓是朕即中国……始终是清朝遗老的王国维，其诗笔在《颐和园词》中刻意表达了对西太后的赞美。……《颐和园词》可谓是清朝遗老王国维哀叹中国清朝覆灭而作的安魂曲，是一首挽歌色彩强烈的佳作。［51］
其实，备受萧艾、罗继祖、竹村则行等垢议的“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二句，写的不过是一种历史事实而已。从咸丰十一年（1861）开始垂帘听政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虽然其中有近三十年是东宫慈安与西宫慈禧共同听政，但“西宫才略称第一”，慈禧凭着出众的才能主持朝政四十八年，“五十年”乃约数。而所谓“天下母”，其实是管理天下之意。此二句言慈禧以一位女性主持朝政如此之长，此前既无先例，此后当亦再无此例，彰显了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质实而言，王国维“天下母”云云并非一味称颂，主要是陈述历史事实而已。此句屡被学人引为竭力颂扬慈禧者，用意不免偏至了。
王国维自称此诗主要写清王朝之末路，作为从晚清走进民国之人，尤其是在晚清还有近五年任职学部经历并如愿走上自己热衷的学术之路的人来说，哀悼一个曾给予自己一定发展空间的时代的终结，并非不可理解。而民国初年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和各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客观上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极大动乱。加上民国之初共和政体在观念上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挤压甚至摧残，也使得在清朝生活了35年的王国维一时难以适应，他要为清亡唱挽歌，要为失落的清王朝安魂，原因也在此。
但在当时的王国维而言，他显然将更悲凉的情感和思想放在对清亡的原因考索与对社会民众的影响方面。这意味着他对清王室的悲悼还只是一种表层现象，他更关注的其实是朝代更替的原因以及所形成的社会反响。即如他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所说：“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惵惵京与垓。”［52］他关注的其实不是一姓之兴亡，而是兴亡的规律及其根源。王国维从不讳言清朝覆灭是悲惨的，但他认为这也绝对不是最悲惨的。他说：
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53］
在王国维看来，清王朝就是一个“病”了的王朝，因“病”而“殁”，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过程，而追寻其“致病之由”，当然还要在曾经的清王朝内部去寻找，由这一病根导致全体国民所承受的艰难困辱才是更可悲的，王国维对清亡之悲的认识有着非常深刻的底蕴和层次。《东征赋》虽然没有写成，但其基本思路和倾向已经在这封信中透露了端倪。换言之，王国维对清王朝的批判就是这篇悬想中的《东征赋》的主要内容。而且作为挽歌的《颐和园词》与作为反省的《东征赋》，在王国维那里是同步构思着的，并非经过一个较长时间以后才恍然明白的。这意味着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了两支笔来写清亡之事，脱离拟想中的《东征赋》的基本精神来单一看《颐和园词》，注定是偏颇的。
明乎以上王国维的系统之思，再来回看这篇《颐和园词》，一些看似称颂并不乏热烈的文辞，也未尝没有婉转的批评之意在内。只是在悲戚的挽歌声中，这种潜隐的批评不容易为人察觉而已。清王朝一度中兴，离不开慈禧的智慧和用心，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慈禧得以垂帘听政，并非靠个人心机上位，而是历史机缘造成的。诗云：
仓皇万乘向金微，一去宫车不复归。提挈嗣皇绥旧服，万几从此出宫闱。
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
在英法联军紧逼北京的紧急情况下，咸丰奔走热河行宫，次年竟然客死他乡。同治六岁称帝，东西两宫太后遂被历史推到了前台，而西宫皇太后（慈禧）才略过人，自然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扫欃枪回日月，八荒重睹中兴年。”此后便是重用贤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平复内乱，挽狂澜于既倒，使清朝再度出现了中兴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慈禧所展现的胆略和才干，也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天下母”的地位。这是曾经励精图治的慈禧留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但王国维接下的笔墨就很有意味了。清朝中兴后的慈禧便开始转移了注意力，试看以下诗句：
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
磴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火树千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
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鸾驭。长乐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
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丹陛大陈三部伎，玉巵亲举万年觞。
……
尊号珠联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别启琼林贮羡余，更营玉府蒐珍异。
以上先极写颐和园的壮丽和富奢，接写每年三月慈禧来颐和园休闲避暑，并在秋高气爽之日举办隆重而铺张的生日庆典，描写了慈禧与光绪之间威仪及其与近侍之间亲和的双重性格，对慈禧贪图名望（尊号珠联十六字）以及敛财之行为也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励精图治的精神也在这种近乎极致的享乐追求中渐行渐远了。虽然王国维也写到慈禧“月殿云阶敞上方，宫中习静夜焚香。但祝时平边塞静，千秋万岁未渠央”。但一个朝代的繁盛与平顺，哪里是焚香祝祷就能维持的呢？王国维的批评之意继续委婉地流淌着。
接下来以慈禧的口吻追忆执政近五十年的经历，其中既有追随咸丰帝逃向热河、携带光绪帝逃向西安的不堪经历，也有备受重臣猜忌防范的过程。既写了慈禧对咸丰帝的眷眷深情，也写了先后扶持同治帝、光绪帝成长的经过。终究因为忠良之臣的艰难维持，而使清王朝元气渐复。在这一系列国事动荡之中，慈禧被历史选择性地坐上了统治全国的位置，但慈禧并非一心贪图权力，而是无可推卸。这是王国维对慈禧的基本定位，这一定位从最初的垂帘听政而言，自然是符合事实的，但随着数十年拥权自重，就未必如王国维所说慈禧是“一自官家静摄频，含饴无冀弄诸孙”了。
再下便是写慈禧临终之事。“复数同时奉话言，诸王刘泽号亲贤。独总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济艰难。”慈禧病笃之时，年仅四岁的溥仪仓促登基，慈禧自感来日无多，遂招张之洞、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同受顾命，以维持残局。结果呢？“原庙丹青俨若神，镜奁遗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木苏牧就看出这数句之中王国维的深意。他说：“‘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当年顾命臣’，十四字，真是董狐诛心笔。”［54］木苏牧拟王国维如董狐，赞扬其评说之精准犀利。因为正是这个作为顾命大臣的袁世凯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而导致了清王朝的终结。
慈禧去世不久，曾经的顾命大臣袁世凯就摇身一变为内阁总理，继而更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其中当然主要是袁世凯为人之不醇厚以及对清廷之不忠诚，但也未尝与慈禧的所托非人无关。如此，慈禧苦心经营也曾经在其中极尽欢心的颐和园，就变成“云韶散乐久无声，甲帐珠帘取次倾。岂谓先朝营楚殿，翻教今日恨尧城”，不意竟成为逊清朝廷苟延残喘之地，是清王朝自建类乎自我囚禁之地也。一园之兴废实见证了一朝之兴废，慈禧在其中的功过乃是不言而喻的。
慈禧执政用人固然有神来之笔，如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但后来彻底葬送清王朝的也是慈禧生前十分看重的袁世凯，则慈禧用人之误，也同样是一种事实。诗中描写颐和园宫殿的极尽繁华，但为何守不住这种繁华呢？作为“五十年间天下母”的慈禧当然是有责任的，因为彼时的慈禧，用竹村则行的话来说“朕即中国”，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历史给了她五十年的时间，足够经营一个强盛的清朝。但一度中兴之后，慈禧就沉浸在过于铺张的生活享受之中，而任用袁世凯的错误，更使得转眼之间繁华消尽。
内在的原因必然要深追到慈禧身上。不过，在《颐和园词》中，王国维的情感确实更多地停留在叙述历史、哀叹衰亡之中。“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这结尾四句的悲凉，足见王国维心情之沉痛。而对造成这种历史和现象的深沉原因尚无法在诗中充分表现，故拟别撰《东征赋》出之。换言之，这篇《东征赋》虽未写就，但既是更深层次的探索，则在《颐和园词》中批评尚显模糊隐晦的地方，当在王国维预设的这篇赋中重点揭出。既然“朕即中国”是晚清五十年的一种事实，则清王朝失落之故，也需要从“朕”身上去找。一个原本勤勉、精明而强悍的“朕”何以丢失了她的王朝呢？所以《颐和园词》以慈禧的五十年写晚清末路，先鸣一曲哀婉的挽歌，而为后续深刻的思考奠定基础而已。
其实，即便这篇未就的《东征赋》不能为我们提供王国维批评晚清朝政的切实证据，但王国维稍后撰成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也可与《颐和园词》联类而看。《颐和园词》结尾部分有“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四句，即言及袁世凯背信弃义，令隆裕皇太后与宣统帝备受欺凌之事。而《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则以此为契机，先写隆裕被册封为光绪皇后以及此后备受光绪冷落的经过，接写光绪因变法失败而被幽禁，继写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慈禧与光绪同时病重去世，此后便是将袁世凯与隆裕对照而写了。
在宣统即位后，摄政王曾一度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的职务，令其回原籍养疴。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内忧外患之际，清廷仍是不计前嫌，敦请袁世凯再度回朝。“庙谟先立帅，廷议尽推袁。洒落捐前隙，低徊忆后艰”［55］云云，就是写袁世凯被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重组新内阁，试图重振清廷之事。袁世凯起初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回到清宫，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和不安，大肆玩弄骑墙权术进行政治投机，穿梭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最终胁迫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发布清帝退位诏书。此时的清廷就像王国维在诗中所说：“黄图馀禁籞，赤子剩中涓。”曾经庞大的清帝国只剩下紫禁城这一狭窄之地，依旧忠诚清廷的子民也就只剩下宫中的太监了。王国维的笔锋蘸满了讽刺之意，极为尖锐。
如果说《颐和园词》主要以慈禧一人为中心的话，《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就是以隆裕皇太后与袁世凯为双中心，所以此二诗的关系至为密切。袁世凯是终结清朝命运的重要推手，而袁世凯能进入权力中枢，又与慈禧的关系不可分割。王国维在《颐和园词》中还只是一言带过对袁世凯的讥讽，而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则将袁世凯置于无忠无信的奸诈之人之列，并将清帝最后的退位归于袁世凯的胁迫［56］。换言之，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王国维越是对袁世凯表达不满，便越能彰显《颐和园词》中对慈禧任人失察潜隐的批评，加上慈禧在朝局稳定后，追求享受与虚名，失去了初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如此将二诗对勘，从慈禧在艰难时期的干练，到初步中兴之后的懈怠之心，再到错用袁世凯，王国维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批评其实是非常清晰且分寸精切的。
由《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一诗对袁世凯的极尽讽刺之能事，可见王国维从本源上对慈禧的不满。也许全面考察清王朝致病之由，不是一两首诗歌可能承当的，但结合《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一诗来看，隆裕是“补天愁石破，逐日恨泉干”，是尽了全力但无可奈何了。而慈禧在政局稳定之后就贪图安逸，对国事则希望通过焚香祝祷来求得平静。相形之下，王国维这类语言无不是在婉转批评慈禧。加上擢拔袁世凯为清王朝的灭亡更是埋下了隐患。如此，怠于政事、贪图安逸、追求名利、任用奸臣，也都是王国维笔下这位“五十年间天下母”的部分作为，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王国维可能歌颂的内容。此诗毕竟是写于《颐和园词》一年之后，对晚清致病之由以及清末的张皇局促确实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体认。
六?王国维与颐和园的不解之缘
在隆裕皇太后率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之后，民国政府在与逊清朝廷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优待条件》，其中就在“甲”之第三款明确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57］
这至少说明民国政府最初是拟将颐和园作为逊清皇室的长久居住之地的。但因为逊清皇室在紫禁城暂居期间，颇多对民国政府的无视甚至挑衅之举，最终导致甲子之变的发生。移居颐和园便因此成为一纸空文了。民国建立后，颐和园的使用便一直是个话题。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逐步开放颐和园以为参观游览之地，管理权虽仍属于清室，但皇室私家园林的开放已然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作为帝王行宫的颐和园，便也逐渐失去了“皇室”的特征。
据现有确凿的文献，王国维一生至少两度踏访颐和园。1912年二月，当他在京都创作《颐和园词》之时，他对颐和园内部建筑布局的了解，似乎不是一个未曾亲至者能够纯粹凭想象能完成的。王国维第一次赴京，时在1906年春，次年官学部，此后一直到1911年十月中携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京前后五年半多一点时间。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尚未检到有去颐和园的记录。但一个从未到访过颐和园的人，如何对颐和园的布局如此精熟呢？他如此精准地描写出排云之宫殿、高耸之楼宇、盘曲之隥道和树木之灯饰，若非亲至其处，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明确记载王国维到访颐和园之事的，出自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大致在甲子之变前的夏秋之间，也就是在1924年8、9月间。庄士敦在郑孝胥推荐下管理颐和园事务。因为购置了大量拟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的内阁大库文件，罗振玉亟需寻找一处安全和阔大的地方以便存放、整理和研究。大概是罗振玉起意要与王国维一起去颐和园找庄士敦，而王国维似乎对颐和园心存一份畏惧之意。1924年7月13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曾委婉道出似不便踏访之意。他说：“庄在御园时多，其地深严，时有椒涂踪迹，我辈亦未便往也。”［58］“御园”即指颐和园，“椒涂”指宫女。但王国维最终被罗振玉说服了，两人随后联袂来颐和园，“做一日勾留”，“我们回到颐和园后，坐在昆明湖前，兴高采烈地谈论此行的收获，并讨论未来的计划”［59］。庄士敦详细记录王国维踏访颐和园虽然只有这一次。但颐和园出现王国维的身影应该并非偶尔，在庄士敦的相关语境中，王国维与罗振玉应该也是颐和园的常客。他说：
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是我在颐和园经常欢迎的朋友。同时，我们的朋友中还有两个卓越的学者。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罗振玉。”［60］
郑孝胥父子是“经常欢迎的朋友”，而庄士敦言及王国维与罗振玉，也是用“同时”二字顺延着这一语境。这时候王国维的身份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颐和园就变成了近在咫尺的存在。其时凡有友人来访，大概是清华园与颐和园相邻，王国维的话题也常常及于此园。署名“醉”的《回忆拾零》记云：
先生在清华也……尝谓余曰：“吾自来此处，未窥颐和园，顽朴可羞。”言毕，先生含笑。［61］
此“醉”当为日人桥川时雄，因其在文中称《文字同盟》为本志，而桥川正是该杂志主事者。青木正儿也回忆说：
先生住过的清华学校离先生自沉的颐和园昆明湖很近，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搬到那里后一次也没去过颐和园。……先生对颐和园有着那么强烈的依恋，且与寓所近在咫尺，却从未去过，实在不可思议。［62］
青木正儿读过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而对其入职清华后，于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居然从未去过，已有匪夷所思之感了。吴其昌说：
事后据人谈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谈及颐和园的风物，尚慨叹自己在北平这样久，园中却一次没有去过。［63］
吴其昌是听来的文字，所以把就任清华导师后未访颐和园，误为“在北平这样久，园中却一次没有去过”，事实虽有一点出入，但“颐和园”作为一个话题，看来是王国维时时主动提起的。
王国维对学生、友人一再提起未访颐和园之事，其实在任教清华期间，王国维没去过的地方何止颐和园一地。但一再将未去颐和园作为话题，可见颐和园在他心目中的特殊性。换言之，踏访颐和园本应是王国维预想中早就应该践行之事，而一再拖延，现在我们知道，其间或有不可言说者在。金梁记王国维自沉前三日，曾造访王国维清华寓所，“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64］。看来颐和园对于王国维来说，既是必访之地，又是忧伤之地。其原因正如木下彪所说：
曾经统领全中国的清朝……现在只余一个颐和园了。这是清朝最后的一片领地，王氏以此为辞世之所。［65］
他将颐和园作为“干净土”，尤其以昆明湖这“一湾水”为代表，可见他心中的颐和园是一个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地方。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独自重访颐和园，这一次他买了门票，直接就走到了鱼藻轩边的昆明湖畔，这一次不是继续思考内阁文库资料的处理，而是要以此一湾“干净水”终结自己的生命。庄士敦说：“这（按，指鱼藻轩前昆明湖边）恰恰是三年前我们坐着在讨论我们的计划的那个地方”［66］。看来王国维选中这里了却自己的一生，除了对清王朝具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之外，还因为这里曾经承载着三年前（也许还有更多年前）的记忆。那时尚憧憬着未来，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与庄士敦在湖畔畅谈，四人神采飞扬；此时则中断了现在，只有王国维一人黯然独处。这时候王国维的身份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日本学者因为与罗振玉等人的关系，其对王国维思想倾向及自沉原因的判断，大抵在忠清殉节方面。而王国维选择颐和园作为自沉之地，亦如黄濬所说：“静庵咏颐和园，而身自沉于昆明湖，亦是一预谶。”［67］竹村则行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说：
1912年，王国维在京都创作《颐和园词》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十五年后自己会自沉于那个颐和园的昆明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王国维来说，《颐和园词》就如同诗谶预示了这一结局。［68］
由此看来，王国维、颐和园与《颐和园词》确实是一组在文学上、历史上和政治上都值得深入研究的关系。
注释：
［1］［45］［67］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第743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2］邓云乡：《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学林漫录》九集，第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5］［7］［11］［28］［58］［62］［63］［64］《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第20卷第426页，第8卷第636页，第20卷第425页，第15卷第348页，第20卷第291页，第15卷第566页，第20卷第388页，第20卷第352页，第20卷第21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4］［8］［9］［14］［15］［21］［25］［30］［35］［53］《王国维书信日记》，房鑫亮编校，第491页，第53页，第38页，第53页，第45页，第54页，第60页，第53页，第54页，第5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6］王国维：《壬子三诗》，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10］参见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第4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罗振玉此语为刘蕙孙转述，或有未精确处，也许包括创作前与罗振玉的交谈及构思的时间。
［12］黄濬认为此诗作于民国三年（1914），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第503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邓云乡《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一文认为作于民国二三年之交，参见《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皆属于节外生枝之说，故在此不赘述。
［13］罗振玉之激赏大概是事实，但今检罗、王往返书信及罗振玉稍后撰《五十日梦痕录》、晚年撰《集蓼编》均未言及静安之《颐和园词》。故罗振玉直接之评价，尚无由得见。
［16］按：王国维草拟《颐和园词》应有数本，只是其最初之稿本今已无法检获。其抄赠铃木虎雄者当为初步定稿之本，而在抄赠完毕后，检视之下，复有修订。故今只能以抄赠铃木虎雄者原本为手稿本，而以在此手稿本上修订之本为铃木本。
［17］［43］［65］ 木下彪：《王国维和〈颐和园词〉》（上），《文学论集》第1集，1958年10月。按：该刊为日本冈山大学法经短期大学部编，本文引用木下彪此文，皆由艾冰梅博士译。
［18］1913年7月，《壬癸集》印行后，原本于次年刊于《国学丛刊》第一卷（甲寅一），两本文字相同，故《国学丛刊》刊本不具备版本意义。
［19］本文引用“集林本”《颐和园词》，皆出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第517—51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20］［34］［40］《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6册，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2595页，第2594—2595页，第2595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22］［33］［61］《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第316页，第460页，第350页。
［23］赵万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壬癸集》，《赵万里文集》第3卷，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第40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
［24］《诗苑》杂志由森川竹蹊于大正二年（1913）十月创刊，每月一期，直至大正六年（1917）九月森川竹蹊去世，共出版48集。第六集的出版时间为1914年3月。
［26］［44］［54］《诗苑》第六集，1914年3月。
［27］《甲寅杂志》为月刊，由章士钊（秋桐）1914年 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陈独秀等协办。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
［29］边敷文《王国维颐和园宫词笺注》初刊《北京画报》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十八日总第一百五十六期，署名“太初”，即边敷文字，此后在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十二日、五月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三十日共分六期连载。黄濬撰《王静安颐和园词》，在引录边敷文注的同时续有补注，连载于《中央时事周报》，续刊于《学海》，两报刊连载时间起于1934年讫至1937年8月。
［31］［32］ 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第168页，第170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36］《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册，小横香室主人编，第87页，上海书店1981年版。按：此书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收录时，诗题改为《颐和园长词》。
［37］《王忠悫公哀挽录》，王高明等编，第16页，天津罗氏贻安堂刻本，1927年7月。
［38］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9］［41］［46］［49］《王国维诗词笺校》，萧艾笺校，第44页，第44页，第43页，第4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2］［50］ 罗继祖：《庭闻忆略》，第160页，第160—16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47］［48］ 萧艾：《王国维评传》，第182—183页，第21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1］［68］ 竹村则行：《王国维〈颐和园词〉与吴梅村〈永和宫词〉》，《樋口进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日本樋口进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编，第470页，第472页，中国书店（福冈）1990年版。此文由谢崇宁教授译。
［52］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第519页。
［55］王国维：《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第524页。本文引用此诗，皆出此本第523—524页。
［56］木下彪说：“倘若使禁卫军协统、清军唯一名将良弼未被刺客刺杀，升允亦未被袁世凯的伪旨所欺骗的话，清朝的统治应该还可以继续吧。”参见木下彪《王国维和〈颐和园词〉》，《文学论集》第1集，1958年10月。
［57］参见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5页，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59］［60］［66］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著：《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注，第237—238页，第237页，第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