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倚着我，我，一切/水平之物中的站立者”——《呼啸山庄》，普拉斯

  如果将从古至今人类创作出的诗歌比作一片海洋，那么在其航海图上，普拉斯的名字也许会成为“神秘”“危险”的标志，她去世近六十年，仍不断有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者、女性主义者等等的船只驶入其海域探险捕捞。普拉斯的多种声音（诗歌、日记、信件、小说）仍在传递着她的思想，而围绕着她作品的传记、论文与研究著作不时提示着她的存在，对她的作品阐述的范围早已跨越了心理、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中文世界里的普拉斯保留着一个模糊的形象，偏于凄美脆弱，而她的残酷和邪恶的机智——即普拉斯式“尖刺”与“毒汁”似乎被弱化了许多。《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修订版）再次将她推至汉语读者面前，此版的译笔更为准确凝练，更深地切入了她语言“独一无二的白热内核”，提升了普拉斯诗中文译本的清晰度和还原度。


  普拉斯是个谜一般的女人。她并不像其他伟大的诗人或作家那样高居于文学的平流层，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等；相反，她来自湍流混乱、变化剧烈的对流层。她的诗作布满黑暗的裂隙，混乱的网罗，而死亡与重生则是她多次重复的主题。例如，在《去那里》这首炼狱般的诗中，言者“我”拖曳自己的身体，冷眼穿过血腥的战争，于“无尽哀号的帐篷外”，试图安抚历史性困境：“我将埋葬伤者如埋葬蛹，/我将点数并埋葬死者/让其魂魄在一滴露水中翻滚/做我路上的香火。”同时，她试图摆脱父权制的神话：“我从大地/这亚当之肋升起，受痛苦”，结尾处，“我走出这皮囊/走出旧绷带、厌倦、旧日之脸/从忘川的黑色车厢走向你/纯洁如婴儿”。同样在《拉撒路夫人》最后一节中，“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复活/食男人如空气”，诗人在此以一种极端方式展示生命与死亡的冲突，与同样关注死亡主题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庄严静谧的风格迥异。曾数次面临精神崩溃的普拉斯，被内在的超压力冲开了喉咙间禁忌之锁：

  夜空不过是一张复写纸，
  蓝黑色，被星星的句号穿了许多孔
  光透进来，一个窥孔接一个窥孔——
  白骨般的光，如死亡，在万物背后。（《失眠》）

  《沉默的女人：普拉斯和休斯》（1992）的作者珍妮特·麦尔柯姆（Janet Malcolm）认为，“极端主义诗歌是对抗普遍的文化平庸的最后堡垒”。了解二战后美国历史的读者不难辨认出普拉斯个人化的声谱里不可避免地共振着公共领域的噪音。普拉斯的确是“可怕的、双面的五十年代的标记”，她神秘、紧迫的心理特征成为那个复杂且混乱时代的临床案例，换言之，时代病在她身上激烈发作了。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的幻灭与绝望还没有散去，性解放、妇女运动、民权运动、环境运动、越南战争与反战抗议活动接踵而至，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压力深刻影响了不安且叛逆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普拉斯的个人舞台上同时展演着历史性的危机与个人不幸的双重悲剧，从《街头之歌》可窥一斑：

  我每根毁坏神经的末梢
  都以高过路人耳朵的音调，
  啼啭它的伤痛；
  也许，我被你缺无的丧钟敲聋了，
  但惟有我能听见
  太阳的烧焦的尖叫，
  被掏空内脏的星辰的
  每一次下沉与坠落，
  比鹅更笨的我，却听见
  这崩坏世界持续的叽喳与嘶鸣。

  现代人如何面对奥斯威辛和广岛之后的世界？很多人采取回避、麻痹自我，但普拉斯宁愿直面这些文明的危机，特别是在她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开始写诗集《爱丽儿》时常沉浸在战争、宗教、消费主义的奇怪的混合氛围里，她后期诗作常以炸弹和死亡集中营为题。1962年，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对任何事情都那么害怕，母亲……别再试图让我写那些正派勇敢的人了——看看《妇女家庭杂志》吧！我的诗把您吓坏了，真是太糟了，您总是害怕读到或看到世上最残酷的事——比如广岛、宗教法庭或贝尔森集中营。”

  关于普拉斯名作《爹爹》，乔治·斯坦纳称其为现代诗的“格尔尼卡”：它乃是“我所知道的任何语言中极少数接近终极恐怖的诗之一”。这首诗其实在英美批评家那里褒贬不一，并未亲身经历大屠杀的诗人，她的个人灾难能否从奥斯维辛的灰烬中找到对应表述物？希尼在《不倦的马蹄：论普拉斯》一文里评论：“《爹爹》这样的诗，无论它展示多么出色的技巧，无论它的暴力与复仇，因她父母或婚姻的缘故，应得到理解或原谅——它仍纠缠在自己的传记里，放纵地在他人的悲怆史中横冲直撞，显然透支了我们的同情。”然而，普拉斯写下此类诗，并没有要求人们的同情，她高亢的蔑视和深刻的忧虑不会屈从于“理解或原谅”。她写的是最具创伤性的时刻，在她诗行所唤出的战争与受难场景中，她让自己与被折磨、被屠杀的人共融了，她的诗是对暴行和遗忘的反抗。在《莱昂内斯》中，她借传说中一夜间被大海吞噬的岛国莱昂内斯，写出遗忘的历史维度，并对上帝这遗忘之父提出控诉：“从未有人想到他们已被遗忘，/那伟大的上帝/竟懒散地闭上一只眼，让他们/从英格兰的悬崖滑落，沉入久远历史！”

  诚然，诗歌并非事件的密码储存器，而是主观性的艺术。自洛威尔以来的自白派诗人把自己的真实生活融入诗歌，祛除伪装，以赤裸自我面对一个传统与信仰失败后的无庇护、无救赎的世界。然而，如此“面对”在普拉斯这里也时常徒劳无功，因为“日常之恐怖”无法用“多彩的虚构外衣”来掩饰（见《浴缸的故事》）。身为作家、妻子、女儿和母亲的普拉斯，生活在多重角色中，她从随机的、冗余和真实的生活中采撷片段作为其艺术主题的基底。丹·恰森（Dan Chiasson）在《普拉斯最后的信》一文中写道：

  普拉斯的大部分信件都是在逐日记录租金、租约、饮食、换尿布、骑自行车、付账。所有这些为写作、为人母、为人妻的繁重的前提条件，都是靠她自己解决。普拉斯没有男性作家所拥有的沉思的闲暇，她的缪斯是经济、节俭和钟点。

  普拉斯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她的素材选择倾向个人化，非主流。与艾略特和斯蒂芬·斯彭德爵士在伦敦共进晚餐，在波士顿大学听洛威尔讲课或与安妮·塞克斯顿在后湾的丽兹酒吧喝酒等等——这些并没有成为她写诗的材料。相反，她选择了表面上平淡无奇之物：土拨鼠、雾中羊、自行车、小块布料，并将其进行转化：

  这就是爱？这从炫目纷飞的
  钢针里流出来的红色物质？
  它将缝制小裙子、小外套。
  它将遮蔽一个朝代。（《模样》）

  消耗与滋养可以同时进行吗？什么造就了普拉斯？什么毁灭了她？有一点可以肯定，普拉斯日复一日处于内在自我与日常生活的战场。短短几年，她从一个有着精心梳理的闪亮金发、柔美圆脸的叛逆的女大学生，变成高度内耗、困惑、精神极不稳定的女诗人，最终被耗尽。1962年圣诞前夕，诗人、评论家阿尔瓦雷斯最后一次见到普拉斯，她不再清新优雅，而是发髻散乱，“她苍白的脸和憔悴的身形呈现一种奇怪的荒凉感，就像一个被崇拜仪式掏空的女祭司”；当她从阿尔瓦雷斯面前经过，她的头发“散发一股强烈的气味，像动物气味一样尖锐”。普拉斯在绝望中写下：“地平线如柴捆环绕我，/倾斜杂乱，总是不稳定。/燃一根火柴，它们也许能温暖我”，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连串的困境，是与丈夫休斯和解的失败、伦敦的酷寒、冰冻的水管、无人应答的电话、生病的孩子和自己的高烧，她被压垮了。自杀前不久，普拉斯出现在邻居、画家托马斯门前，她如此痛苦：

  她眼睛红肿，泪水顺着脸庞流下，她声音颤抖，哭着说：“我快要死了……谁来照顾我的孩子？”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做。我伸出手，拉住她的胳膊：“你最好进来坐一坐，我给你拿点喝的。”

  也许她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世界，在搬入新居（曾是叶芝的故居）之后，她写信给母亲：“我的卧室也是书房——它面向初升的太阳。”但没过多久，也即1963年2月4日，她给密友兼精神病学家露丝·博舍尔发出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信：“我现在很害怕，我的疯狂、瘫痪、我的恐惧和最糟的想象都通通回来了——懦弱的退缩，一座精神病院，脑叶切除术。”2月11日上午，普拉斯在两个孩子身旁放好牛奶和面包，以毛巾和胶带封住他们的房间，在厨房里打开烤箱煤气，将自己的头放入烤箱。

  没人知道普拉斯是否最终得到安息。普拉斯的不幸是否源于她的恋父情结，对幼年丧失的父亲的畸恋，以至于她的毁灭几乎是注定的：“我十岁时他们埋葬了你。/我二十岁时想死/回到，回到，回到你身边。/我想哪怕是骸骨也行”，还是丈夫的外遇与抛弃？或某个更深层的原因导致了她的悲剧？休斯对他与普拉斯的私生活一直极为缄默，没有写过回忆录，也没有接受过采访，他写的关于普拉斯的所有文章总在谈论她的作品，只有在与作品相关时才触及生平。他曾说：“我的沉默似乎证实了那些猜测与指责……总之，我宁愿沉默，也不愿让自己被拖进斗牛场，被挑逗、刺伤、诱导，吐出我和西尔维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休斯的后半生一直被普拉斯的狂热粉丝折磨，他们想让他为普拉斯的自杀负责，为他销毁她的两本日记和编辑出版她的作品的方式负责。死去的普拉斯仍困扰着他，成了他无法治愈的后遗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休斯开始写信给已逝的普拉斯。这持续了二十五年的跨越生死的精神交流如一次次私密谈话，多年来，没人知道这些痛苦与内疚之诗。1998年，休斯在死前出版他最后一本诗集《生日信札》，从一首题为“梦中生活”的诗里，可以看到普拉斯的噩梦：

  仿佛你从每个夜晚的睡眠中
  下行入你父亲的坟墓
  你似乎不敢看，也不敢在第二天早上想起
  你看到了什么。当你记起时
  你的梦境是塞满尸体的大海。
  死亡营的暴行，大量的截肢。
  你的睡眠，看来是一个血腥的神龛。
  而其中最神圣的遗物
  是你父亲那条坏疽的、被砍掉的腿。
  难怪你会害怕睡觉。
  难怪你醒来时会说：“没有梦。”
  那晚间的侍奉，是怎样的
  礼拜仪式，你是
  那密教的女祭司？
  那些诗是你从中打捞出的碎片？

  休斯的《最后一封信》并没有收入《生日信札》，在该诗里，他反复追问：“那晚发生了什么？你的最后一夜？”诗人安·达菲评论该诗：“这首诗感觉像凝视即将熄灭的太阳，比他写的所有诗都触及更深、更黑暗之处。”

  也许时间能抚平所有伤口，诗歌却让某些伤痛一直敞开，不断检视它，让疮痂变得生硬，甚至一再流血。普拉斯与休斯之间爱恨交织的迷雾并未随时间散去，普拉斯的传奇至今对我们的想象力施加着影响。可以说，普拉斯是一位真正生活过的女性，所谓“真正生活过”，意味着这样的生活经得起审视，让生命获得了应有的亮度和饱满。这个涂着深色口红、清新丰满的美国女孩，如何在欧洲迅速成熟，最终成为一个散发着悲剧光辉的安提戈涅？她如何从自身痛苦的深渊中唤出女王、女祭司、魔术师的女孩、红发女人、白衣女子、恋爱中的女人、地球母亲、月亮女神这所有的诗意人格？这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也是触发读者紧张跌宕之情绪的核心，需要读者自己在对她的阅读中寻找答案。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