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文学翻译已经40年有余。40多年来虽然不无艰辛，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顺风顺水，一路前行。春秋迭易，岁月轮回，从2012年到2022年，是我步入文学翻译道路的黄金十年。
我以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为主业，十年间，出版了《卡彭塔利亚湾》（Capentaria）等16本澳大利亚文学、文化著作。2018年，为纪念我从事文学翻译40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李尧译文集》，收入我40年间翻译的最重要的十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2013年，《卡彭塔利亚湾》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翻译奖，2016年，《煤河》（Coal Creek，亚历克斯·米勒著）获北京大学“胡壮麟杰出翻译奖”。2018年，澳大利亚在华研究基金会（FASIC）授予我“终身成就奖”。2014年和2019年，悉尼大学和西悉尼大学分别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22年6月，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教授合著的英文版Happy Together, Bridging the Australia-China Divide（《一起快乐，在澳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本书记述了我和大卫·沃克教授两个同龄人的友谊，我们经历的故事，以及对中澳关系的展望。在中澳关系面临挑战的当下，这本书的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1972年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亚第一任驻华大使、至今仍然为中澳友好奔走呼号的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先生说：“这本书的巧妙之处在于，李尧的故事与他的同行、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大卫·沃克的故事相互交织，使得他们的关系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写作、翻译、出版和历史研究领域相互合作的催化剂。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显示，在澳大利亚政客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快的言论甚嚣尘上的当下，人类充满创造力的友好关系仍将继续下去。”2014年9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考林·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撰文说：“Happy Together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也是一本学术著作。因为它的作者都担任高级学术职务，并有令人钦佩的学术贡献记录。这本书的学术性还在于它对历史和当代世界细节的关注。它依赖于两位作者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对他们祖先历史的挖掘，以及对与他们一路走来的其他人的回忆，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除此而外，十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长篇小说《中年》，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莱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的长篇小说《雷切尔文件》和《死婴》。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年间，我没有丝毫懈怠，“足不出户”，潜心翻译，化天灾为机会，到目前为止，翻译完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重要著作《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利的长篇小说《狄更斯的孩子》（The Dickens Boy）、米兰迪·里沃的长篇小说《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玛丽·冈特的《1913中国华北见闻》（A Woman in China）、塔拉·琼·文奇长篇小说《屈膝》（The Yield），英国作家霍勒斯·格里斯利的长篇小说《鸟儿还在地狱里歌唱吗？》（Do the Birds still Singin in Hell）。总字数达130万。
在我从事文学翻译的道路上，2012年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文化和历史。不算短的“澳研”经历让我认识到，对我国普通读者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不到250年历史的 Lucky Country（幸运的国家），这里的人们过着充满田园风情的幸福生活。但大多数人有所不知的是，澳大利亚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早在六万年前，这里的人们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人类文明。鼎盛时期，共有500多个部落，70万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他们有250个已定义的语言组，有内容丰富的口头文学代代相传。然而创造这种文明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打从1770年6月库克船长第一次闯入他们的家园，1788年大英帝国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殖民，便开始了被压迫、被灭绝、被奴役的悲惨历史。作为一个译介澳大利亚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我深深地感觉到，只把目光放在描绘殖民地白人社会“繁华盛景的主流文学”，忽视原住民文学与文化的传承，不去触碰那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是极大的遗憾。特别是面对西方世界歪曲历史，疯狂攻击中国“人权纪录”的滔滔浊浪，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工作者，理所当然，应该拿起武器而战斗，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翻译。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译的澳大利亚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亚历克西斯·赖特的曾外祖父是广东人，她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卡彭塔利亚湾》被誉为民族史诗，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在探索原住民构建身份认同、寻求身份归宿的同时，向读者展现了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原住民在殖民统治下经历的苦难。我的翻译出版之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女士在使馆举行隆重的新书发布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出席，并发表讲话。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我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信心。随后，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李平教授合作翻译了亚历克西斯·赖特于2015年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天鹅书》（The Swan Book，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哑女与天鹅相依为命，被称为“天鹅女”。“天鹅女”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也渐渐失去说话的功能。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的遭遇如出一辙。作者之所以选取哑女作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为她认为，在种族主义依然猖獗的当下，他们根本无法发声。《地平线上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亚历克西斯·赖特的最新力作。这本书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诗。该书描绘了1788年，英国“幽灵船”穿越地平线入侵悉尼湾的那一刻；描绘了“暴力殖民创伤性的记忆”。2021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英文原著、日文翻译（日本著名翻译家有满保江译）和我的中文翻译三种语言的文本集结出版，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使得一代青年学子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苦难有了更多的了解。
众所周知，“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群人，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牺牲品。从1910到1970年，全澳大利亚有近十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被偷走的一代”，一度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最重要的主题。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代表澳洲政府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2012年，我翻译出版了威拉德朱里族青年作家安尼塔·海斯（Anita Heiss）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My Australian Story, Who am I ?）。陆克文为我翻译的这本书写了序言：“安尼塔·海斯撰写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为中国人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70多年前，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常感紧张的关系。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原住民女孩5岁时和家人分离，后来到悉尼一个非原住民家庭生活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以及‘被偷走的一代’经历的痛苦、忧伤和巨大损失。李尧教授翻译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捕捉到了这个独特的澳大利亚故事的精髓……李尧教授通过他的翻译向中国读者准确地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化和文化史的多样性。我非常荣幸地借次机会感谢他的工作和奉献。”陆克文对于翻译与“被偷走的一代”有关的文学作品的积极态度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翻译介绍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品的重要性。
然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学作品，绝不仅仅局限于“被偷走的一代”的苦难。近年来，一代年轻的原住民作家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代社会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与传统激烈的碰撞，无情地鞭挞了殖民主义统治，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呐喊，其主题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得以深刻地表达。2020年7月16日，出生于1983年的原住民青年作家塔拉·琼·文奇（Tara June Winch）凭借其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屈膝》（The Yield）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屈膝》聚焦于威拉德朱里民族冈迪温蒂家族，通过三个人物：奥古斯特，她的祖父艾伯特·冈迪温蒂，以及19世纪的传教士格林利夫的故事，在交替的章节中折射出文奇对澳大利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在虚构的莫伦比河、象征整个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平原方圆500英亩土地上演绎出几代人被“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压榨的历史。《屈膝》的创作、出版、获奖，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及时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将于2022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关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同时，还特别着眼于介绍澳洲华人在“白澳政策”的铁蹄下经历的深重苦难。2021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华裔青年作家米兰迪·里沃的长篇小说《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石天金山》以1877年昆士兰北部的“淘金热”为背景，揭开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澳大利亚黑暗历史的一页。华人淘金者在澳大利亚饱受“白澳政策”压迫的历史已成过去，但“白澳政策”的阴魂并未完全消散，种族主义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只要气候合适，就会兴风作浪。疫情肆虐的这几年，那块浸透了华人血泪的土地，更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反华闹剧。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只有强大，才能不受欺凌。为了记住历史，勿忘国耻，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翻译了澳大利亚著名旅行作家玛丽·冈特100多年前写的《1913中国华北见闻》（A Woman in China，中国工人出版社）。玛丽·冈特1913年1月到达北京，距离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这块美丽的土地只有13年。她亲眼目睹了北京使馆区洋人的骄横，前门城楼上美国士兵的野蛮，六国饭店的奢华，不许华人进入的赛马场的热闹。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她满腔愤怒，大声疾呼：“我本来想说，这几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现在我要说，这就是一种侮辱！事实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使馆区一定是残酷折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他们一定渴望驱除这些来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来自东方的邻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国人辖制那是何等的耻辱！
与此同时，玛丽·冈特以诗一样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一个即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家会不会按自己的方式崛起，成为与西方大国比肩而立的强国？毫无疑问，这个建造了紫禁城辉煌的殿堂、美丽的庭院，这个规划了热河壮丽、幽雅的避暑山庄，这个在高山和峡谷建起绵延两千英里雄伟的长城，这个构想出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祭奠任何一位神都绰绰有余的神坛——天坛的伟大民族依然像几千年前一样，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当这种精神鼓舞推动的不只是几个‘工头’，而是那些被奴役的辛勤劳动的人们，并且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这个国家就会像几百年以来他们建造的宫殿与祭坛那样辉煌。那时候，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也许只能站在一边冷眼旁观，不但惊奇，也许还要害怕。”
翻译到这里，我不但为玛丽·冈特高瞻远瞩、预言家般的精准判断惊讶，而且为身为新时代的中国人骄傲！在她出版这本书的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崛起已经使得西方世界某些国家惊奇之余，更感到害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我为自己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以一技之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深感荣幸。我真诚地希望，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黄金十年”等着我，让我去做更大的贡献！
（编辑：李思）
